518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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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说能完成，为的是迎合领导，投其所好。这两种就不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了，而是属于思想问题。　　　　
　　　　显然，这触及到了问题的深处，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气氛，是“大跃进”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劝谏下冷却清醒。但遗憾的是，人们不敢讲真话，结果一错再错，乃至祸及全国，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从这些发言来看，不少人认为中央强调缺乏经验多了，因而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　　　　　　　　
　　　　二是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或者说是因为党内斗争过火。一些人说：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言之无罪到言者有罪，各级党的组织不能推之无经验。还有人说，党内斗争过火，时间过长，挫伤了一些同志，也使党外一些干部存了戒心。光说脑子发热，不能真正的吸取教训。　　　　
　　　　有人举例说：在干部中开展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强调“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致使许多干部不敢真讲话，担心被当作白旗拔掉！　　　　
　　　　甘肃、青海两省有些人还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工作提出意见。他们问：信阳经验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在甘肃推广是否适当？　　　　
　　　　信阳是“大跃进”的重灾区。在追查信阳问题时，中央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坏人掌权，因此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对此质疑的人，也包括湖南的同志。他们问：“整风整社运动究竟哪些对哪些不对？要请省委加以说明。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创造人作个报告。”　　　　
　　　　可以看出，这些意见也很尖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几年来，上边听不得下边的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上纲为思想路线问题，就定性为右；对于出现的问题，总是简单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处理，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了不同声音。也就是说，主要在于不断地用思想路线划线，在于党内的斗争过火。中央的报告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具体的阐述。　　　　　　
　　　　三是认为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造成的。他们说：这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很显然，这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央的报告稿强调“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意味着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四是认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广东有人说：农村中的错误是否仅限于“三高”“一刮”？这些固然是原因，但所有制改变过急，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违反了客观规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商业、手工业中，所有制也变动得过快。还有人说：农业方面的“三高”不是实质问题，而是所有制、分配制度、生活集体化的问题。中南局有人提出：农业问题，根子是所有制；工业问题，根子是颠倒了农、轻、重的关系。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政策、体制、任务、干部太不稳定。这几年党的政策是坐船照镜子，摇摇晃晃。从思想认识上讲，是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强调不断革命的时候，忽略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有关这些问题的议论，至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会人员注意从所有制、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从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从关注农民的积极性等来考察问题所在，十分可贵。在后来经过修改的中央报告将这些思想都融入了报告里。　　　　
　　　　五是认为在经济建设上综合平衡不够，是根本问题之一，实际工作中，违背主席农、轻、重关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关这一点，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谈得较多。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一部分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3）

　　　　六是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他们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主席和中央这边来。建议八项要求中，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有人说：大家读了《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如同在革命问题上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顾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问题，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从大会讨论的现有材料看，持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还相当多。说起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这与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关，也与陈伯达编辑的材料及中央的导向有关；与各级领导主动承担责任的心态有关，也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有关。比如会上有人举例说：当毛主席提出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时，不少人在思想上有很大的震动，认为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退得过多了”，“公社的优越性没有了”，“红旗不红了”。这些看法表明了当时一些干部思想水平的真实层面。哪怕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也并不清楚。为此，1961年9、10月间，中央曾下发文件，举办干部培训班，其中就有要弄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七是对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人针对自然灾害和主观错误的关系发表了一些看法，即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大会下发的报告稿没有谈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当时的公开报道来看，也主要强调是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结果。大会议论到这个问题时，看法很不一致。　　　　
　　　　安徽、西藏、山西等省有不少人认为：人祸是主要的。他们说，1959年5月以前没有天灾，市场已经开始紧张，家畜、家禽已经减少了。1961年是连续遭灾的第三年，由于贯彻了《农业六十条》，农村形势开始好转了。还有的认为，“整个说来，人为的灾害是主要的”，“自然灾害固然很大，但人为灾害却很严重”。在山西省的小组会上，有人提出：“这几年山西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人灾造成的”。“农村工作中，人灾是第一位的”。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就全局来说，灾害是主要的。还有很多人认为，要分别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方出了问题，主要是工作没有做好，有的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地区几年来工作发展比较健康，连年增产，也需指出。　　　　
　　　　除了上面谈到的七个方面之外，也有人专门针对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认识比较到位。湖南有人说：一，对待农民，是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此外还有“四高”，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广西有人说，农村工作产生这么多问题，从思想上讲有三：一，把建设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看得过于简单，因此片面强调高速度，只看到“一穷二白”“人多好办事”有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困难复杂的一面。二，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生产经验和农民觉悟程度。那时候，愿怎么干就怎么干，认为农民风格高，比安钢工人老大哥的风格还高。三，从本身来说，也是对自己估计过高，认为有权，有经验，有群众，党又有威信。这样一来，头脑自然发热，主席的话也就听不进去了。　　　　
　　　　这就是大会上议论出来的各种意见。虽然并非都那么全面，但基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发言的尖锐程度，也可以看出在这次大会上不少人是敢于讲话的，大会气氛也比较民主，中央采取了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的态度。　　　　
　　　　谁来承担责任？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中央觉得，有必要在这一次大会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发出的中央文件，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所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当然要负责，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负责同志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在工作作风上就没有责任了。　　　　
　　　　　揣摩报告的意思，简单地说，要负责的首先是中央。但这个中央，主要是指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也有责任，但没有着重强调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责任，倒是谈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各个部。我们今天反复品味其中的行文，感觉中央的检讨，是很掌握分寸的。　　　　
　　　　在讨论时，大多数人比较温和，更多的是作自我批评，但也有些语言比较激烈。　　　　
　　　　西北地区有人提出：“左”的错误时间这样长，这样严重，为什么这样难于纠正，原因何在？应该说清楚。浮夸风为什么这样大，这样普遍？不和政治上、组织上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还有人问：不实事求是的作风，为什么成为全党性的？　　　　　
　　　　在讨论中，甚至有人对错误的性质提出质疑，华北地区有人提出：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现在食堂虽然大部分解散了，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应讲清楚。　　　　
　　　　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提出：死官僚在中央、省、地三级，不要在下边找。1961年中央提出反对死官僚时，挨整的往往是县以下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湖北的同志对此表示不满。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人讲得更明确一些。他们说：这几年许多问题的产生，根子在上边，但历次政治运动，却常常是整下不整上，所以许多毛病是一犯再犯，越来越严重。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一部分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4）

　　　　这样的议论，其矛头显然是直指中央，希望中央多担责任。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他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认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做检讨，也应做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在从现存报告稿中，找不到“中央、地方责任三七开”这样的话，但以陶铸的身份似不会随便说话，应该是有来由的，只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陶铸身为地方大员，对中央政策的来龙去脉，应比一般的省委书记要清楚。他在这里强调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又说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可谓是这次会上的大胆之言。不过他所追究的“上边”，看来也就到书记处为止了，并没有超出书面报告的范围，但他强调“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也属难能可贵。　　　　
　　　　西北有人提出：毛主席在1958年让试办公社，后来下边一下就干起来了。郑州会议时，才提出公社三级所有制，1958年北戴河会议并未这样提出，责任究竟在哪里？　　　　
　　　　这样提问题的，言下之意，是说毛泽东当时提倡办人民公社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具体政策没跟上，因而带来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当时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在陕西，对1958年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有的私下讲，有的则公开说，焦点在毛主席身上。若干年后何金铭曾回忆：“我就说过：‘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反右倾的时候，成了很严重的问题。”②　　　　
　　　　为承担责任，国家计委主动检讨说：高指标是计委提出的，应当由计委负责，过去我们编计划，没有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做好综合平衡，往往是匆匆忙忙地将计划提交中央，强迫中央签字。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思想上有主观片面性，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没有好好学习，领会不深。如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主席在1958年曾提出1500百万吨，如果当时按主席指示布置工作，基本建设的摊子就不会铺得那么大，浪费了人力和物力。长期计划也是如此。我们的计划工作搞了四年多，翻来覆去，现在的长期规划还是2000万吨钢，可见还是主席英明正确。　　　　
　　　　对在编制生产计划时出现的高指标，计委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计委的责任，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经验，脑子跟着发热；一方面也表现为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是迎合领导的意思报计划，当然也有迎合不准的时候。有几次，毛泽东想把钢的指标降下来，可是计委告诉他可以完成。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后来总是不满计委的工作，“鸡蛋里挑骨头”的原因之一。　　　　
　　　　国务院系统工交组提意见说，政治局和书记处担负责任的字句，应该从报告中去掉。如果中央一定要担负责任，最好把各部门的责任也写上去，或者由工业交通口的代表在会上讲一下各部应该承担的责任。　　　　
　　　　从上述情况来看，大会上的议论，既有认为中央承担责任不够的，也有作自我批评的，还有要求对一些责任问题定性，或者要分清责任的。国务院一些部门主动要求在大会做检讨，也折射出在错误面前，大家不是互相推诿，而是积极承担责任的良好风尚。大会讨论时，还有一些人对领导机关提出了建议，他们希望提倡说老实话的同时，要提倡听老实话；反对报喜不报忧的同时，要反对听喜不听忧。对中央提倡的“三不主义”、“五不怕”精神，有人说这不是解决畅所欲言的关键，关键是上面对待批评的态度。　　　　
　　　　这些意见显然都比较大胆、尖锐，刘少奇在做大会口头报告时，大多对此作了解释和说明。　　　　
　　　　“三面红旗”举还是不举？　　　　
　　　　“三面红旗”，是一个十分重大而敏感、复杂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反“三面红旗”被批判的。庐山会议之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认为是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因为批判彭德怀的缘故，这三者的地位发生变化，被并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