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活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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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看，我是说，作为女人，这一切，转眼之间，就宣告结束了。
永隆
先是在永隆①，以后才是河内。我曾经讲到永隆，河内没有。永隆，我曾经讲过，是交趾支那偏僻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地处乌瓦洲平原，我想，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多水之地。那时我才八至十岁，发生了一件事。有如惊雷，或者是像是宗教信仰。在我这一生，竟有这种事发生。我已经活到七十二岁，依然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居民点的林荫小路，在歇晌的时间，白人居住区，道旁开满金凤花的大街，阒无行人。河水也在沉睡。于是她乘着她那辆利穆新黑色汽车驰过。她的名字大概叫安娜一玛丽·斯特雷特②。又叫斯特莱泰。她是行政管理区行政长官的女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他们是从老挝迁到这里来的，她在老挝曾经有一个年轻的情人。全部都在这里了：就像《印度之歌》③中所写的那样。那个年轻人留在老挝没有走，他们是在那个居住区相识的，在湄公河上游很远的北方。就在那个地方他自杀死了。在琅勃拉邦④。
①在今越南南方，是作者有的小说中写到的背景。
②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这一人物在作者小说《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副领事》、影片《印度之歌》等作品中均曾出现。小说《情人》也曾写到这个人物。
③《印度之歌》，作者1973年写的剧本，1975年拍成影片，是从作者的小说《副领事》改写而成。
④在今老挝。
与这两个情人相共的这条大河向下流经一千公里，经过这个地方，这就是永隆。我还记得在我作为孩子的形体中产生的那种感情：接触到对我来说应该是必须禁止的那样一种知识。世界是如此浩瀚恢宏，还具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复杂性。对此，必须发明一个词，来说明人们清楚知道却不理解那样一种应该理解的事。这一切是不许说出口的，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对我的母亲也不能说，我知道，有关生命的这一瞬间，我的母亲，对她的孩子，过去，她是说谎了。我必须由自己一个人保有那种知识。自此以后，那个女人也就成了我独自一个人的秘密：安娜…玛丽·斯特雷特。
河内
其次是河内，我从来没有讲到过河内，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永隆之前，先是在河内，时间要早六年，就住在我母亲买下的小湖边上那座房子里。在那个时候，我母亲还招收了几个寄宿生①，几个年轻的男孩，十二、三岁的越南人和老挝人。他们当中有一个孩子，有一天下午，叫我跟他一起到一个“小小躲藏地”去。我不怕，就跟他到那个躲藏地去了。那是在湖边，在两间小木屋之间，两间小木屋想必是附属于别墅的。我记得那是类似两侧木板隔墙中间一条狭窄的走廊。书中写的破坏童贞的地点大多是这一类地方：更衣室之类。湖已经变成大海，那种缱绻欢乐已经出现，按其本性依其本源已有所显示，孩子到了知道那种欢快的光年并且已经接收到那种信号，受到触发，这在孩子身体内一经出现就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二天，那个小小年纪的越南人被我母亲赶走了，因为我认为我有责任把一切告诉她，对她做出坦白。记忆是清楚的。我被人接触过，那似乎就是受到污辱，有失名誉。我才四岁。他十一岁半，还没有到青春期。他的那个小细棒还是柔和绵软的，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用手握着它。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两个人用手抚弄，逐渐用力。然后，他停下来。拿在我手中的那种形状，那种温热的感觉，我不会忘记。于是那个孩子把眼睛闭起，脸向着那不可企及的快乐扬起，这位痛苦的殉道者，他已经有所期待了。
①母亲原是河内的小学教师、小学校长。
我以后没有对我母亲再讲起这件事。她认为，终其一生，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千二净，她曾经对我说：“不要再去想它，永远永远不要去想。”这件事我长时间都在想，就像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情一样。此后又经过很长的时间，我才在法国讲给一些男人听，不过我知道我母亲对小孩这一类游戏是从来不会忘记的。
这一幕戏自身早已转换地点。事实上，它是和我同时成长长大的，从来不曾从我这里疏离避去。
黑色团块
当人们写作的时候，仿佛有某种本能在起作用。写作仿佛是处在黑夜之中。写作可能发生在我之外，在某种时间混乱之中：即处于写与已写、着手写及应该写、对其显在的知与不知、意义充盈、涵泳其中与臻至无意义境界这两者之间。世界上存在着暗黑四块这种意象并不带有什么危险性质。
并不像亚理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由潜在的存在向现实的存在过渡。它并不是一种表达。它不涉及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它涉及的是在你的生命沉睡过程中，在不为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它有机的过滤，对已在的和你所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策，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足成的情境进行破译。也不是“移情”，与此全不相干。我说的本能，可能属于写出之前对他人说是不可读解的那种东西的阅读。我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我说：读自己的写作，就是你还未为他人解读就开始去写的初始状态。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下降、俯就于他们的写作，让书写出以后能够为他们所阅读。还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换另一些词语表示，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在你相属的生与死之间，面临着一大团混沌之物。我经常感到在现有的位置上已经处在并将要处在两种状况间的那种对质之中。我处在中间地位就把那已在的一大团混沌之物从中提出，转移出来。我应将它打碎，这是一个需要费大力气的问题。也需要手段灵活机敏。动作还要比你那方面更为敏捷快速，在这一方面如果还没有动手写，一直处在思想的高度上，那就会永远面临消解的威胁，在即将出现的叙述的虚无缥缈之中分解，将不会落实到写作的层次上，艰苦地写，它也是拒不接受的。有时，写感性的那一面，就会消沉下去，以至于泯没，或者，在可能构成一本书的通俗写作中求得一吐为快。但是，在两种状态之间，也许有许多可庆幸的中间状态。这样，无疑也可能取得可喜的收获。在写《情人》过程中，我有一种发现的感觉。那一切，在我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在那一切之前，原来也存在在那里，我认为那是另一种情况，那才是属于我的，为我所有。那一切因此以一种流畅转化而成为写作，那种流畅让人想到醉酒后说出的话语，而那种话语又让你永远觉得清晰，单纯。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其后，突然间，阻力出现。你就好像是穿了一身钢盔铁甲，由自身通向自身，由自己通向他人，都不能通行了。我所知道的事怎么说、怎么写，都发生抵牾，这是一种可悲的拒斥，不容你下笔，写不下去，仿佛那是不可能的事似的。十分钟以后，两个字词在文本中相遇合，一切又畅通无阻了。
写作并不是叙述故事。是叙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时叙述一切。是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又叙述这个故事的那种空失无有。是叙述一个由于故事不在而展开的故事。洛尔·瓦·斯泰因①是被S．塔拉举行的一场舞会给毁了。洛尔·瓦·斯泰因恰恰又因S．塔拉一场舞会而得以形成。
①小说《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1964）中的主人公。
《洛尔·丽·斯泰因的迷狂》是一本属于另一类型的书。一本独特的书。只有这本书在某些卷入洛尔·瓦·斯泰因疯狂的读者…作者，与一般读这本书的读者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区分开来。
我对我已经说出和重复说出和我没有说出的事也做出区分。我以为这本书属于已经说出的那一类：即s．塔拉举行舞会，洛尔·瓦·斯泰因看到她的未婚夫和这样一个穿一身黑衣不相识的女人的那种情景，她是那么气愤，以致痛苦也忘在脑后想不到了。被抛在一边，被出卖，她并没有感到痛苦。正因为痛苦隐没未发，所以她后来陷入疯狂。似乎还可以换一个说法，说：她的未婚夫投向另一个女人，她完全明白，完成理解，不过，她已经介入一项选择，即做出违反自己的选择，由于这一事实，她失去了理性。这是一种遗忘。冬季结冰期也有这类现象。水在零度时就变成冰，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类的情况，严寒中空气呈静止状态，水因此忘记结冰。水可以降到零下五度才凝结成冰。
我没有说出的，是我在我所有的书中所写的女人，不论她们年纪有多大，她们的来源无不是出自洛尔·瓦·斯泰因。也就是说，她们对自己都有某种遗忘。她们都是眼睛明亮灼灼有光的。她们又都不知谨慎，而且缺乏远见。她们没有一个不是她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生活痛苦不幸。她们都很胆小。她们都害怕大街，她们并不期望幸福会找上身来。书中和影片里写的女人行列中所有的这些女人，从《恒河的女人》①到洛尔·瓦·斯泰因最后定稿，即我已遗失的那个手写稿本，都是相似的。为什么我这里想到我那个手写的稿本？我不知道。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在进行酒精戒毒治疗期间我曾经发生过许多幻觉，其中就有这样一种幻觉在。
①作者1973年发表的电影剧本。
事件发生经过是在城里。大酒店灯火通明，同样的舞会还在继续进行，仿佛舞会已经延续了二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是S．塔拉那次舞会的复现，不过是在戏剧性那样的层次上。在那里，人们对洛尔·瓦·斯泰因的认识并没有前进一步，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到了终点，结束了。洛尔·瓦·斯泰因也快要死了。她已经不再来纠缠我、打扰我了。我已经把她杀了，我杀她是为让她不要跑到街上来，睡到我的家门前，我在书里写的是时时躺在海边沙滩上睡觉，在风里，在严寒之中，等待：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人们在赞美她的疯狂。现在她已经老了，她坐在一个由人抬着的椅子上从大酒店里被抬出来，她已经变成一个中国女人了。椅子由四个男人扛在肩上抬着，就像抬一架棺材一样。洛尔·瓦·斯泰因浓装艳抹，涂得五颜六色。她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着人们，看着城市，她的头发染上颜色，那厚厚的脂粉涂得像一个老妓，她是毁了，人们也许会说，她一生下来就毁了。她成了我一生中最美的一个句子：“在这里，一直到河边，是S．塔拉，而且过了河，还是S．塔拉。”
塔拉，就是在岩石旅馆顶楼里由那个有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青年在那天夏夜喊出的那个名字。
几天前，我有一个朋友从里约热内卢回来，对我说：“想想看，我们那本书，洛尔·瓦·斯泰因，那么难读，可我一下飞机，在机场书店的橱窗上，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闪闪发光的几个字母，O Deshmbrameo 5°Edicao”
洛尔·瓦·斯泰因。
疯了的女人。
她在S．塔拉那一次舞会上就已经注定是那样了。她一直停留在那里，依然如故。舞会却在扩大。以她为中心，形成了许多同心圆，圆圈还在逐渐扩大。现在这样的舞会，这样的舞会的声音，已经扩展到了纽约。现在，洛尔·瓦·斯泰因，她已经成为我所有的书中居于首位的一个人物。这是很奇特的。我的这个小疯子。正是她，“销售”得最好。
博纳尔
不……不是莫奈，也不是马奈。是博纳尔①。事情发生在伯尔尼②的某些人那里，发生在一些著名的绘画收藏家那方面。有一幅博纳尔的画：上面画着一个女人和一家人在一条小船上。博纳尔一直想把画上那张船帆修改一下。由于他非常坚持，人们同意他把那幅画再改一改。后来，博纳尔把画改好交出，说他认为这幅画是完成了。画上的船帆竟漫过整个画幅。现在，风帆已经盖过了海，越过船上的人，占满天空。这种情况在一本书里，在句子转折处，也会发生，这样你就把全书的主题给改变了。仍未加注意。不知不觉间抬起眼睛往你的窗口上一看：原来黄昏已经降临。第二天早晨你又会在另一本书里发现这种情形。绘画，写作，并不是在明光通透中形成的。欲有所言，却又永远找不到相应的词语。
①莫奈（1840…1916），马奈（1832…1883），博纳尔（1867…1947），均为法国画家。
②在瑞士。
披巾的那种蓝色
这本书中这个年轻女人的那条蓝色披巾是怎样一种蓝色，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过，其中有严重的遗漏，那种蓝色却不在此列。譬如说；我也是唯一看到她的微笑的顾盼的人。我知道我根本无法把它给你描写出来。让你看到那一切。没有人能做到。
所以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为作者所知。对我来说，洛尔·瓦·斯泰因在他举行的晚会上，有塔吉阿娜·卡尔①，还有其他几个玩台球的男人参加，她的某些意态动作、某些大胆行动界的物质文明。详“犬儒学派”。②第欧根尼·拉尔修（DioF，我就无所知。在室内深处，可以听到提琴声。那是洛尔的丈夫在拉提琴。洛尔·瓦·斯泰因的意态表现，她在这次晚宴上与雅克·贺尔德的那种默契，这种关系竟改变了书的结尾，其中的含义我不可能表达，也无法说出，因为我和洛尔·瓦·斯泰因在一起，她也不完全知道她的所做所为以及为什么要那样做。布朗肖责备我为接近洛尔·瓦·斯泰因利用一个中介人物，如雅克·贺尔德。他大概希望我和洛尔·瓦·斯泰国在一起而不要中介人物。可是我，洛尔·瓦·斯泰因，只有当她与另一个人物介入某种行动，我才能听到她，看到她，否则我就抓不住她。她自始就不是和我身对身面对面像在副领事中写的那样。一个文本，就是一个全部向前发展的整体，这并不是什么可供选择的问题。尽管我在书的结尾发现某一人物爱上另一个人物而非我所指定的那个人物，我也决不改变书中已写出的过去，因为那是已经写出的，要改宁可改动它的未来。遇有这样的时机，即我发现其中的爱情不是我所深信的那种爱情，我只有和这新出现的爱情共处，追随其后，再起步前行，我不说被抛弃的爱情是虚假的，我只是说它已经死去。在洛尔·瓦·斯泰因这一次晚餐之后，色彩依然不变，墙壁的色彩，花园的色彩，全无变化。没有人知道落在变动的发生点上的究竟是什么。
①塔吉阿娜·卡尔、雅克·贺尔德均为《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中人物。
我谈写作谈得太多了。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知道。
男人
如果有人有意要做出概括的话，可以说《死亡的疾病》①便是《蓝眼睛黑头发》的原初状态。不过《死亡的的疾病》早已成了一桩公案了，在这里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也是无可比拟的。
①作者1982年出版的小说。
有些人，从彼得·韩特克①到莫里斯·布朗肖，都认为《死亡的疾病》是对立于面对女人的男人的。这样说也未尝不可。我说，如果男人是在这一点上对《死亡的疾病》发生兴趣，那是因为他们从中更多地揣测到与他们相关的什么东西。他们居然有所发现，这很了不起。同样不同于一般的是，有些人在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