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与爱之间挣扎 作者:[俄]莎乐美-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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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书《心理观察，从文学作品谈起》。他和尼采的更进一步的关系就是源于这本书（尼采写给他的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875年10月22日）——虽然他们两年半以前就曾在巴塞尔相遇。“罗蒙特（Romundt）的一个朋友来避暑。他叫雷，是个忧郁的、有天分的、信奉叔本华哲学的年轻人。”（见尼采在1873年5月5日写给俄尔文·罗何德的信。）保罗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捍卫的一个观点是：人的良知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予以解释。在这篇论文和他1885年出版的《意志自由的幻象、原因及结果》以及1877年出版的《道德观念的起源》两书之间，有着确定无疑的主题上的联系。在一篇他本来想当成他的博士论文的“绪论”里，他试图证实的第一个理论，以显示他在大学里当讲师的资格，这就是1885年出版的《良知的起源》的绪论。他最后的哲学论著于1903年他死后在柏林出版，他在“前言”中写到：“我早年的著作都是年轻时不成熟的作品。”这本书比先前的著作更片面、更激进、更极端。一位不知名的编辑在书中加入了一封雷于1897年11月写给尼采的信，信中大写特写他跟尼采的关系。那位编辑对此评论说：“事实上，我从未读过他的书。他是伟大的，但缺乏思想。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虚荣的成分，但他的自负却是病态的，令人可恶的病态。如果他是健康的，也许能写出些不错的东西，但作为一个只能偶尔思想和写作的病人，他时刻担心着自己不能继续工作，他不计任何代价地想要成名，这种心理只能导致他的病态。很多时候，他的文章里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但整个前提是病态的、失常的。他不是有思想，而是精神错乱！”
尼采本人称《道德观念的起源》一书的作者——雷是“最勇敢、最冷静的思想家之一”。这话出自他的著作《瞧，这个人》中《我为什么写这些好书》一章，引自《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的第37条格言。尼采说，通过这种方式，他使杰出的保罗·雷博士沐浴在了历史意义的荣光之中。有读者曾仅仅因为这段话，而把尼采的整部作品都理解成了雷主义的高级体现（《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第一卷的个人献词就是献给雷的，在这一献词里，尼采就已含蓄提到了他对朋友的这种看法。他开玩笑似地祝贺雷当了“父亲”，还喊出了口号“雷主义万岁”。）在1904年11月7日写给她的朋友费迪南·托尼斯的一封信中，莎乐美对雷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这种自我憎恨的病态心理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我经常观察半犹太人，他们经常为他们的混血性格而苦恼。从本原意义上讲，这种分裂心理几乎不能称为是病态的，它就像瘸子的腿一条长一条短一样正常。但是像雷这样的瘸子则不同，他的两条腿是健康的！雷彻头彻尾是个犹太人，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哪怕有一点点犹太人血统。他以一种可鄙的、为人不齿的方式否认真实的自我——我在别人身上从未看到过像他这样严重的病态……”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1）
如果我不得不把维也纳的气氛跟其他大城市做比较的话，
我会说，
我觉得它的明显标志是理性和色情的汇流。
我早年和后来的岁月里，俄罗斯给了我很多印象，为了收集这些印象，我
花了几个忙碌的年头。这部分是因为我个人的活动比较复杂，我对各种人的印象也比较多样，这使我对故事的讲述显得更加困难。一个人要不断面临选择，要么深入到事物内部，要么浮光掠影地去处理事物。后者是危险的，当我们浮光掠影地处理事物时，我们会兴奋地进行一般性的谈话，而在那样的谈话中，草率的公式和突然的强调会使我们的判断更加轻率。那么跟一个人接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会一起走到一个我们不曾想过要去的地方。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如果的确很珍贵，那么它是不能进行精确分析的。通过应用诗歌的神奇效应，他们可以进行间接的交流。在经验的本质中，往往有着强烈的诗意。
因此，关于我的童年时期，关于我婚后几年的生活，我并没有多少可说——尽管在这两个时期我也跟其他人保持着活跃的接触。正如时代使然，我遇见过许多人，很了解他们的为人和言行；而我天生就沉默寡言，这使我的交往从一个人挪移到另一个人，从一次私密谈话移到另一次。在我丈夫的单身公寓里度过了最初的一段婚姻生活后，我们搬进了另一所房子，那所房子位于一个公园的中央，四周围全是榆树。房主本想把房子的内部装修得漂亮一些，不过，他们遇到了困难，没能完成装修，因此，我们可以以相当便宜的价格租下来。我们几乎一直生活在底楼，房间很大，这使我回想起了我自己的家以及我的舞蹈课—— 一间很大的书房，还有两间装着壁板，阳台也很宽敞。房间里备有深挖进墙内的碗柜橱，因此，我们只需要在我们已有的那点家具之外再少量添置一点就行了。这个家位于柏林城的南边，进入柏林的惟一交通工具是大游览车——冬天装载着跑步的人。那个冬天我们认识了一些人，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生活在城市的郊区：首先一个是作家格哈德·霍普特曼和他的妻子玛丽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在自然主义不可避免地兴起并引起广泛争论时，他的第一个剧本给舞台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有助于自然主义这个新的思潮方向在文艺中取得胜利。尽管这部戏的本质是说教性的，它呼唤的是好公民形象，但它具有抒情诗的笔触。①
在我结婚之前的日子里，保罗·雷曾有意地避开波希米亚文人的圈子，我们交往的范围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学术界的，但这种情况现在改变了。我从来不曾对文学这样地感兴趣（俄罗斯文学使我感兴趣是出于别的原因）。当我涉足文学时，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对早先时候轻松的乐观主义一无所知，而这场新的争论就是针对那种乐观主义发动起来的。不过，那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人性因素：新精神所鼓吹的是青春的快乐、活跃和自信，甚至于当我们在处理最黯淡无光、最令人压抑的问题时也是如此。亨利·易卜生在德国的声名是个重要的事实。我丈夫把易卜生的作品介绍给我，向我朗读挪威语本的原文，一边读一边还译成德语。两座“独立剧院”出现了，其中一座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布拉姆和易卜生、霍普特曼的共同领导下，不断地取得胜利。我跟独立剧院的创始人之一马克西米连·哈登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延续了许多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格哈德，卡尔·霍普特曼博士直到那时都还想在哲学领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也在提倡对戏剧的热忱。奥托·哈特勒本积极地参与了进来，与他那好心的莫卜琛一道。年轻人为了文学和政治目标抛弃了他们的学术雄心。我把许多个夜晚都花在了跟尤金·库聂曼的争论上了，那时他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要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在那些我最亲近的人之中，从人性意义上而言，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乔治·勒德布尔：让我把这些词句当成对他的问候。②
那时我们已经准备搬进第二处公寓，它正好位于森林的边缘。房子极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需要请人来收拾。那时——1894年——我去了巴黎，那儿的文坛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变化。那时正值卡诺总统被暗杀，各个方面的人都被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安多瓦内的“自由剧院”开张了，它跟柏林的“独立剧院”相仿佛。吕格妮·坡的《作品》上演了。③霍普特曼的《阿内尔》中的女主人公曾经在柏林由宝拉·康拉德扮演，她后来成了施莱特尔的妻子，安多瓦内把它在舞台上演成一个贫穷、苍白的街头小女孩形象。尽管法语时时跟霍普特曼的诗歌发生冲突，如当阿内尔说词“Fliederduft”（百合花的香气）时，她不得不说成了一个句子“je sens le parfum de lilas”（我闻到了百合花的香气）。后来在俄罗斯，我看到了最令人动心的《阿内尔》：它之所以那样地令人动心，是因为它用拜占庭风格表现了天堂和救世主，而这种风格是克制的、朴素的。
在巴黎，跟在柏林一样，我跟各种文学圈子频频交往，大家都具有共同的兴趣，只有老一辈文人反对我们。
赫尔曼·邦当时住在圣日耳曼，非常活跃。尽管他常常生病，但精力充沛、充满幻想。我现在几乎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回想跟他的一次谈话，他说，每当他开始一个新的写诗计划时，他会恐惧得发抖：他会一直跑到窗口，希望能看到某种他可以用作借口的东西，那样他就可以不马上开始写。你几乎能看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那种无情的效果，即在被抑制的意识的最深层，使物象发生明显的变形；你也可以看到艺术家的恐惧，那种恐惧在转变的过程中战胜了他。尽管我很了解赫尔曼·邦的那些旷日持久的问题，但是从那之后，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正在把他的恐惧转变成一种更加活跃的东西，而且在生理层面上也是如此。我们认识到，邦的小说（如《白房子》、《灰房子》）深深地植根于他的个人记忆，我们也会感觉到那种伴随他的写作的恐惧心理。
无论我在哪里，总有一个小伙伴伴随着我。那是一只浑身黑色的小狮子狗——它像个孩子似的，我们叫它“头头”——我已经忘记我是从哪儿把它弄来的了。当我很晚回家时，它会在它的小睡篮里直直地站起来，用具有穿透力的、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问在没有带着它的情况下，我去了哪里。在有些日子里，它净给我惹麻烦，因为它喜欢那些永远不会落到离房子很远的苹果。那时候的大街满是闪闪发光的马车，而不是汽车。我的小“头头”会箭一般冲入大街，然后折回来——它那小得不能再小的嘴巴大张着，叼着一个对它来说大得不能再大的苹果——它像一只黑色跳蚤一样地飞奔过宽阔的广场和街道，直到它发现某个安全的角落，然后把苹果吃掉；而我呢，我会追着它跑。不过，追它的不是我一个人，经常有路人帮我喊它：“哦，啦，啦，可爱的头头”，他们还试图抓住它，但它一点都不害怕。
我在巴黎时，跟弗兰克·魏德金德在一起的时间最多；④不过，那不是一开始就是那样的。我是在匈牙利侯爵夫人家里碰见他的，我陪他还有其他几个人去一家葱汤饭店吃饭。在饭店里，我们继续投机的交谈，直到次日凌晨。但是，他对我产生了误解，后来他相当开朗地说过这事，但他没有任何给自己赦罪的意思。（后来，我在一个短篇小说中把这情景写成了一个场景。）在拉丁区的某个咖啡馆前面有一些表面黏糊糊的大理石桌子，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他坐在其中一张桌子的旁边写诗——这些诗后来收入了诗集《绞刑架之歌》——如挽歌《是的，我杀死了我的姑妈》，但这位姑妈已经年迈、头发花白——“这是我的青春啊，嗜血的法官，今天你把它从我这儿夺走。”魏德金德有一双屠夫一样的手，但他的心是温柔的、柔软的。他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没有长久的居处，所以他往往会坐在女店员中间（这种叫法已经不用了），希望她们中的某一个会在咖啡馆关门时，钱包里装满了钱，然后好心地带他回家，供他吃、住，再给他一点爱的温存——哪怕只有一次。不过，你也可以在别的地方看到魏德金德。如，他曾经带着我去全巴黎最贫穷的街区里的一个最简陋的房间，他晚上就在那儿过夜；他这么做，没有显示出一丁点的骄傲，这使我感到很高兴：这是60岁的乔治·赫尔威的寡妇的房子。那老太太被水肿病折磨着，他给她带去了精心挑选的饭菜。⑤
如果我们决定去拉丁区或蒙马特区的夜总会玩，我们往往会跟一到两个新闻界的朋友一起去，因为那儿的妓女总是很有趣，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们的开放和坦率，那不仅是她们职业的一个特征，而且是人性本身的一种表现，即去掉了自轻、羞涩以及鬼鬼祟祟；二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出法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弥漫于从上层到底层的整个法国社会。这使我们跟偶遇的“下层”社会人物之间所进行的交谈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经历。因为“上流”社会也是如此。贵妇人们在待人接物上最有礼貌，甚至在深夜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尴尬的情形中。比如在街上碰见某个男人时，她也会保持礼貌，因为任何一个巴黎人都会为自己不能像绅士一样生活或误解这种生活而感到羞愧。不过，伴随着这种印象，人们同样强烈地意识到，最好是任由事情发展。他们不会因为受到诱惑而想着去更多地了解某人；传统文化的种种表现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人们把许多内心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东西留在内心深处。这跟我在俄罗斯所取得的印象完全相反。在柏林之后，巴黎是我生活时间较长的第一个通都大邑。我在巴黎所获得的所有经历都跟在那之前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照。巴黎那无法言表的魅力具有某种过来人的成熟之美，对于我来说，这种魅力就像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不断地换戴新首饰；在青春光彩已经不再的时候，她依然装饰着珍贵的珠宝，去抵御锈蚀或虫蛀。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2）
我曾去卢浮宫参观过几次，有一回我在街上碰到一个人。我想说说她的故事。她是一个老妇，来自阿尔萨斯，她用卖花所得的钱来供养得了肺病的儿子。⑥有一天晚上，我顺道去他们的住处看望他们，发现她刚刚被人从大街上抬进来，已经失去了知觉。那只盛装着鲜花的大花篮就在她身边，我当即决定替她去卖花。男爵夫人索菲正好跟我在一起，她也同意我的计划——我们穿上那老妇的衣裳。到次日凌晨2点半，我们卖掉了最后一枝花，利润还挺可观的。这些花都卖给了拉丁区里坐咖啡馆的男人们，现在他们都跟我挺熟的。经过这件事，我发现：当那些男人面对两个幽灵一样的新的卖花女郎时，表现出了完美的绅士风度。我跟索菲的个子都很高（她甚至比我还高些），与那些小巧玲珑的法国女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问了我们许多友好的问题。直到第二天，我们才从新闻界的朋友那儿得知，我们没有任何执照而公然卖花，居然没有被当场抓进监狱，是极为幸运的。
在巴黎的俄罗斯人聚居区，我结交了一个朋友，他是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他曾被指控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从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经过四年的强制劳动，他最终来到了巴黎。他的名字叫萨威利，他强壮得像一棵大树，能用他那闪闪发光的牙齿从墙上把钉子拔出来。他介绍我认识了在巴黎的所有俄罗斯移民。六个月之后，夏天炎热的太阳开始照耀得我们无法忍受，我和萨威利一起匆忙逃到了瑞士，因为在那儿度假比较便宜。我们爬上了苏黎士附近的一座小山，在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我们在那儿以奶油、奶酪、面包和草莓为生。只有寥寥几次，我们返回到苏黎士，在某家宾馆的饭店里大吃一顿。在那些田园诗般的日子里，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插曲，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