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与爱之间挣扎 作者:[俄]莎乐美-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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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的考虑不是母爱的表现；一般人都认为那可能是一个小女孩的母爱的表现，甚至当我们在玩洋娃娃的时候，也有这种表现。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则会把洋娃娃放到床上，并让那些我们玩游戏所需要的动物回到圈栏里去。他们把这作为供我表演的机会。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哥哥的这些举动显示出他比我具有更强的想像力。
当我跟那些与自己同龄的女孩朋友在一起时，我不太谈论我这些神圣的“体验”。（我有一个特殊的朋友，他是我的远亲。跟我们一样，他母亲那方也是法裔德国家庭。）我使事情保持在一种暧昧的状态中，就好像我不太确信它们会唤起类似的体验。不过，过了几个年头，我对那些体验的记忆消失了。因此，我记得许久之后，当我碰见一张皱皱巴巴的、破烂不堪的纸片上有我曾经胡诌的一首诗作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这首诗是在芬兰就着雪夜那神奇的白光写成的④：
哦，头顶上明亮的天空，
我把信任交托给你：
不要让欲望或恐惧
把你从我的视野隔离！
你伸展在我们的上方，
被风从这端扫到那端。
请让我在跌倒前看见
道路并再次看见你！
我并不奢望逃离痛苦，
也不要求爱情的真诚；
我要的是宽广的草原
好屈膝在你的下面。
我仿佛读着一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诗篇，我读了又读，甚至为它所具有的诗歌的价值感到了某种不折不扣的虚荣！不过，文字背后的基本感觉歪曲了我后来的行为和经验，就好像那种感觉不是慢慢地从高兴或悲伤的一般事件中升上来似的，而是来自我最初的童年时期。所有人在最初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时，都会感到震惊，他们会一再有这种震惊的体验，而且会贯穿整个一生。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体验上帝（3）
尽管有种种可信的传记材料，但要认清这些问题还是很难。也许举个具体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我的床头，放着一本小型的日历，上面有52条《圣经》中的语录，每周是不同的一条。其中有一条说：“要学会心平气和，做你自己的事，而且要亲手做。”这话肯定是早年那种逃亡感觉的回响，它也可以解释那本日历之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悬挂在我墙头上的原因。《圣经》中的那段话一点都没有孩子气，它贯穿了我远离上帝的所有岁月。我没有忘掉它，一是因为我父母，二是因为它穿透了我的心。当我移居到国外生活时，我就带了这本日历和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当尼采听到那段话时，曾说：“抛开那些中不溜的衡量标准，要下定决心过一种完整、完全、完美的生活。”⑤
事实上，这些印象都来自我非常早的童年经历，它们似乎会让人感到惊讶。我曾经说过，它们不仅跟婴儿期的衰退有关，而且跟婴儿期的发育不良有关。我心里很快就形成了“上帝”的概念，而这个概念跟上帝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化本质是不一致的。这种精神化本质的衰弱比在一般状态下显得更加具有戏剧性，也更加具有干扰性。就好像我是第二次被投入这个世界似的，因而我往往跟冷静的现实发生冲突。
在我17岁的时候，由于某种外界因素，我第一次直接回忆起了我早年跟信仰斗争的情况。那个因素是：在改革后的福音派教会中，跟赫尔曼·道尔顿一起接受笃信教导。⑥由于上帝不需要那些作为教规的宣言和教训，我从儿童时代起，内心的上帝形象就变得很衰微。一种秘密、虔诚的愤怒情绪油然升起，我抛弃了关于上帝的存在、正义以及那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善良的理性证据。这使我感到羞愧，就好像他在被迫倾听我童年时代的所有一切，既震惊又迷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在为他说话。
如何确认信仰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真正结果是：由于我父亲生病了，我让道尔顿开始对我讲述本来应该在第二年讲述的教义，以避免我在那时因为离开教会可能会引起的任何不快心理。不过，在那之后，我正式离开了教会。尽管理性地来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感到我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我还是做了。其实，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就不会让虔诚的父母既痛苦又担心。把我引到这种地步的，不是对真理的狂热追求，而是某种不可避免的、不可调和的内心冲动。
在我这一生中，我的兴趣和其他各种因素导致我钻研哲学、甚至神学，在这两个领域所花的时间比其他任何领域都要长。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反映出我作为一个小女孩的虔诚的品性，而且这跟我后来对信仰的拒斥也没有任何关系。我系统学习过、思考过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刺激过我早年曾经拥有的信仰——就好像那种信仰在“成人思想”的王国中失去了地位。结果，所有那些学术领域，包括神学，对于我来说，仍然保留着纯粹理性的兴趣。这些领域从来不曾跟我曾经一度体验到的感情领域有关，更不要说是两者之间的融合。可以这么说，它们有点像是我所确信的教规。当然，我承认，甚至常常羡慕别人能够通过研究，创造那些初始虔诚的替代品的本领——那种替代品也是相当具有精神性的——我还羡慕他们能用成熟的思想，把过去融合到现实中的能力。他们把自己推向前进的最好方式就是学习整个的人生课程，比我学得好得多；我每次在表达我对人生的看法时，总是结结巴巴。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些方式仍然显得陌生而遥远，就好像我们在谈论某些完全不同的领域或主题。
有些人把他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思想的事业。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他们最吸引我的一直是他们作为人的品质。不管他们在他们的哲学中把这种品质表达得多么微妙，你都可以说，从深层意义上来讲，对上帝的体验一直是他们的人生体验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体验。其他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作比的呢？我一直爱着他们，一直在用爱寻求那穿透人的心灵东西；在人的心灵深处，展开着我们最隐秘的对命运的感受。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我在我的生活中，不能在欲望与真理之间、在情感期待与理性知识之间取得平衡，而这种平衡往往只能慢慢地取得，那么，这些早期宗教情感在何种程度上会继续对我施加影响呢？我只能真诚地说，上帝消失了。不管生活和世界的表面如何变化，那些留存在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的宇宙已经被上帝抛弃了。也许这恰恰是我以前对上帝的信仰中的孩子气的表现；正是由于这种孩子气，当我后来想用别的东西来替代或调整我心目中的上帝形象时，我发现根本不可能。
不过，对上帝消失的孩子气的看法固然有这种否定性的结果，但它也有肯定性，它用同样无可挽回的事实把我推入了现实生活。我要对我最好的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本来这种判断应该是由上帝做出的，而我这么做，可能会在其中融合我自己的感情。我的判断可能只会限制、偏移并削弱这种结果。
所有这一切对我人生的初始影响都是极为肯定的：要有跟万物分担命运的感觉。从早年开始，这种感觉就在我混沌的心中苏醒，它具有某种持续不断、入木三分的力量。因此，称之为“感觉”比“知觉”要更好些，因为知觉总是跟客体相连。我们深信，我们拥有共同的命运。这种感觉不仅限于人类，而且跟宇宙中的尘埃相连。由于它不会被任何人性的衡量标准和价值观念所改变，就好像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来进一步调整、提升或贬低任何事物，就好像无论是谋杀还是灭绝都不能影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
人们可能会看到我早年跟上帝的关系在精神上的遗留。在我的整个人生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欲望比表现尊严更合乎我的本能——表现尊严是第一重要的，然后才是为人处事。
在我所要讲述的故事中，尊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能只有尊严才是我的故事的主题。尽管所有其他内容都肯定是关于许多围绕着这个主题的事物的，但尊严这个最简单的词始终在所有这一切的下面，稳稳地、默默地。
我可能写得不合逻辑，但我必须坦承：任何类型的信仰者，甚至是最荒谬的信仰者，都在看到人类正在彻底地失去尊严意识的时候，自己感到了优越。⑦
第1章 被剥夺的神圣空间注 解
① 在写作这部回忆录期间，即在1931年的早春，莎乐美给弗洛伊德教授写了封公开信，题名为《朝拜弗洛伊德》。如果读者把此处故作随意的表述跟公开信中那种跟理论紧密相连的表述进行比较，再把“渴望回到子宫的黑暗之中”（见那封信的第38页）跟“渴望回到万物的一致”（此处）进行比较，也许她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独特观点将更容易被理解。莎乐美描述了她与弗洛伊德的相似和不同：“他致力于重塑人类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并使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做这一切出自理性而非本能。从一开始，我们之间的差异就是明显的，他宁愿将人类从危险的相互联系中解脱出来，而我更愿意感受那种力量，即使它是病态的、不正确的。”
然而，另一区别很快摆在面前：里尔克的第八首《杜伊诺哀歌》提到：“记忆，就好像是世人所求索的，以前离我们更近些。”“这儿的一切都很遥远，那儿的一切近得像自己的呼吸。”接下来提到了“那片旷野”，只有动物，即非人类的生物才能“用它们的眼睛”觉察到它的存在。“这片旷野”可以跟莎乐美提到的“庇护所”（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一简要的表达）联系起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寻找里尔克对莎乐美的影响，而是为了解释莎乐美在回忆录中所使用的特殊视角。莎乐美多次使用“Zurckrutsch”这个词，它生动地体现了莎乐美作为德国女人的特点；它是莎乐美对弗洛伊德的“回归”这个概念的解读，“回归”的意思是“利比多回归到它发展的早期”。
（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莎乐美回忆录的编者恩斯特·菲弗（Ernst Pfeiffer）所注。）
② 《没有上帝的时日》（Die Stnde ohne Gott），后来选入同名的儿童故事集。1922年由欧根·迪德里希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1919年6月，欧根在荷恩瑞德（Hohenried）的海斯勒（Henry von Heisler）家短暂停留。那时莎乐美已“步入垂暮之年”，她再次忆起了有关的细节。故事写于这之后不久，开头是乡下仆人所讲的荒诞故事。故事讲的是一对神秘的夫妇站在自家狭小的房子前面，回答孩子提出的越来越深入的问题。从此以后，这个小女孩的生活直接展现在上帝面前，虽然这其中有一个诗性的转变，但仍非常接近她的记忆。比如，书中提到上帝在“明亮的阳光”中出现的情形：“在一个套间里，有一间单人房，里面只有一把椅子。在这个房间里，她被允许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包括锁门。当然，这把锁对上帝来说是不存在的。”友善的仆人的第二次来访构成了故事的第二部分，即大灾难：“仆人看到了事情从一开始的全过程，但他自己无法解释，——不，人类无法知晓这类事情。她如何能忘掉这一切？难道得去问无所不知的上帝不成？不仅是现在，而且在以前——我们都会问：这对夫妇看上去很熟悉，他们是谁？——名字，她想知道的是这些人的名字！现在她站在那儿，聆听着。”
从莎乐美1900年跟里尔克一起远赴俄国的日记里，人们发现了她关于儿童时代的最初（现存）记忆：“最后一切都变成了梦想。最大的和最小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混到了一起，生命也许已然存在，但谁能将之理顺呢……最后结束时，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小女孩，在黑夜中独自躺在床上，陪伴她的只有枕头边上的两个娃娃，一个是瓷的，另一个是用羽毛和蜡制成的。我看见自己在给上帝讲述最动听的故事，而不是在进行睡前祈祷。”莎乐美1936年的笔记中又提到了这一记忆：“当我回想童年的往事，我几乎凭直觉看到自己在临睡前给上帝讲故事。”
③ 在儿童故事《托尔和乌尔的联盟》（Das bndnis zwischen Tor und Ur）中，作者通篇都在描述这种想像式的过程。这是《没有上帝的时日》一书中的第3个故事。故事的开头有一个小姑娘，她喜欢把她脑海中的想像与她遇到的人和事联系起来。“为此，我们想到了许多人，其中有些还是现实中的而不是想像中的；因为我们觉得跟他们玩，才有过瘾的感觉。”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作者把许多人的特点综合到一个人身上。例如，她把“祖父”的特点给了她的伙伴特瓦德，这是因为她曾偶遇一位害羞的老头，他的眼神带有畏惧。当特瓦德注意到这种虚构的倾向，他惊叫（他只是莎乐美的“小亲戚”）：“你在撒谎。”乌尔苏拉还记得，有一次，当她虚构另一章节时，她惊讶地批评说：“那是你杜撰的。”后来她决定绝不再增加虚构的成分。在作品的第7页，她写道：“当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后，或许这种习惯潜入了我的生活。”这句话意味着莎乐美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跟小乌尔一样），有特殊的倾向和能力。她不仅能创作出一个人物原型的多种模样，还能描绘出她所认识的这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样子。小说《房间》（Das Haus）中的人物巴尔杜因就有着年轻的里尔克的特征——在他们尚未相遇之前，她对他的想像。
④ 莎乐美第一次回忆起这首诗，是在俄国长途旅行即将结束时。她曾说，这首诗的灵感“来自许多年前在芬兰龙加斯（Rongas）的一个明亮的夜晚”。在第一个译本中她忆起了这些，在日记中，这一点有所不同，有一个额外的章节。
⑤ 参见歌德的诗《忏悔录》中的倒数两节：“如果你想奉献/就要彻底奉献给那些信任你的人/我们将跟随你/奋斗不息/抛开那些中不溜的标准/生活要的是果敢/全部、完满而美丽。”尼采是从马志尼那儿学到这一生活信条的。他们相遇于1871年2月，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