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4期-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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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还有股冲劲，相信意志能够战胜死亡。一个简单的念头在我心里逐渐占了亡风：只要我今夜不让自己晕过去，就不会死。于是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意识，努力保持清醒。我默默地用眼睛数着排列在地板上的杯子和挂在墙上的毛巾：这是某某的，这是某某某的……然后又认真地想地板上铺位的顺序：某某过去是某某，某某过去是某某某……一遍过了再来一遍，就这样折腾了一个通宵。
感觉到天快亮了，我支撑着坐了起来。忽然感觉到从铁窗口吹来一阵晨风，拂面而过。也奇了，那几十架鼓风机好像被这阵晨风关了总闸，顿时停了下来。耳鸣一下就消失了，那世界真安静！紧接着同室的人都起床了，准备着出去倒马桶和洗脸刷牙。有人来帮我把夜里撒在一个罐子里的尿倒进马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小朱，你的尿里有白色沉淀物。”我说：“我明白了。把你们积攒的所有水都给我。”——我开始一缸接一缸地喝水，想借助于排尿来排毒（出狱后得知是“酸中毒”）。
这以后是五天的绝食，到第六天头上医生出现了。那天离年三十已经只有两天时间。医生开始劝我复食，话说得很有说服力：“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保外就医。可是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能帮你找谁去？谁在这两天还管你这事？我又做不了这个主。我看这样吧。你先吃饭，等过了春节我一准去找你的预审员反映。”我有保留地同意了：“我可以吃。可是我是有病吃不下，得给我做病号饭，而且我肯定只能吃一点点。”：“行！能吃多少是多少。”——我把这场对话看成是我和医生之间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
整个春节期间，我没敢多进食，的确是一顿只吃一点点稀饭（病号饭）。原因是我有经验，如果多进食，几天之后能从身体形态上看得出来。牢里人都饿得很瘦，可是绝食几天后肚子会更往里扁，肋骨会更往外翘，那形状我们有时戏称之为“鸭屁股”。
那一年春节天气晴好，一连几天窗外都只见阳光灿烂。号子里也有不少欢笑。每天每天，只要高墙外隔壁宿舍楼离我们铁窗最近的阳台上出现了那位漂亮女孩，就会有人喊：』、朱，你的情人出来了！”而我就会一个前滚翻翻到铁窗边，两手拉着铁栏杆用一条腿站立起来，凭窗凝视。
春节终于过去了。医生来视察，问我吃了东西没有。同号子的人回答说：“吃了，但一顿只吃了一点点。”医生显然不相信这个“一点点”，只说了一句：“吃了就好。”说罢就扬长而去。看来他并不认为他和我之间有过什么“协议”。我于是立即决定再次绝食。
同号的几位又开始帮我喊报告。这其间出现了一个意外，一个当班的干部烦了，要把一个喊报告喊得最勤的人给转到别的号子去。当时我问那个干部：“他是帮我喊报告，你凭什么要惩罚他而不是惩罚我？”（病号监的条件总是比别的号子要好得多）干部回答：“我这不是惩罚，我是在调整号子。”说完就把人给带走了。这人就是唯一支持我打第二下的那位。人一走，我这厢突然就悲从中来，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叫人把我抬到号子门边，坐在地上我隔着专用来递饭菜的风门口大声喊起来：“报告干部！报告干部！……”似乎是郁积了两年多的一种强烈的悲愤之情控制了我，我差不多已经忘了保外就医这档子事，豁出去要跟干部们较量一回的模样。
那个干部当然不会再理我，倒是医生过来了：“喊什么喊什么嘛？”
我说：“我几天没吃饭了。不喊没人理我，请别人喊别人就被提出病号监，所以从今往后我都要自己喊。”
“你干吗不吃东西？”
“我吃不下！你没看见这号子里吃的是什么吗？”
“那你想吃什么？”——意思是你做了犯人难道还想吃什么好东西不成？
“鸡鸭鱼肉，你有吗？”——我说得理直气壮斩钉截铁。
此后每天至少两次，我就坐在门边地上扯着嗓子喊报告。喊到第六天，预审处的处长来了。
一进来他就开门见山：“说说看，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活了二十六岁，坐了两年半的牢，又断了腿病在这里。原先还想回家看看，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
“你这是有抵触情绪，承认不承认？我这还没给你上纲上线……”
我打断了他的话，“不承认我也没办法。”… 他又追问一句：“你不怕？”你要上纲上线
我回答：“不是不怕，是没办法！”
听完这话后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干部来把我转到了楼下劳动号，我知道事情至此已经有望。没想到在劳动号又呆了三天，后来知道是因为一时没有找到我的家人。一我父亲被“疏散下放”到乡下，回城请求解决问题成了“倒流人员”，是不太好找。那三天我当然还是一口没敢吃。
终于回到了家里。所谓家，是一间八乎米的阁楼。瓦顶裸露，向一边倾斜，低处人站不直。楼板也坑坑洼洼，摆不平一张床（需垫砖块）。这是我妹妹的住处，当时我们家只有她一人有城市户口。尽管如此，毕竟是家居所在，一块桌布就已经使我感到了家的温馨。亲朋好友很快就被惊动了，没多久小屋子里就挤满了人。
我妹妹自告奋勇去郊区一家工厂找我那隔墙相守多年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单边二十公里路程，现在看来不能算远。但那时公交不正常，不一定能赶上车。我妹妹后来告诉我，去的时候还好，乘车乘了十几公里，又走了几公里。回来就不行了，根本见不到公车的影子。所以她们是走回来的。我妹妹又补充说：“她一路的小跑，我只得跟着跑，跟还跟不上，可把我给累死了！”
到晚上八九点钟，她来了。一进门兴高采烈地一挥手，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姿势。接下来满屋子好像只剩下了她的一双眼睛，当然当然，那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亲朋好友们见此状自然是很快就告辞了，我妹妹也说去朋友家借宿。留我俩单独相处了两个小时。午夜十二点，她说她要回家，明天一卑再来。我没有挽留，那年
头一个女孩在外过夜会惹很多麻烦，而再晚一些路上也不太安全。’ 她一走，我立即睡着了。就那么平躺着，一夜没有翻身，身体的每一部分好像都放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十分十分地妥帖。再加上一夜无梦，我这个人似乎有那么几个小时根本就不存在了。到清晨六点，醒了。这一醒就是全醒，没有残留任何睡意。内心只觉清虚空明，一片宁静。于是想到：原来幸福就是这样一种宁静啊！
紧接着又想起麦哲伦当年环球航行的故事。在南美洲过麦哲伦海峡（当然是后来命的名），遇大风暴。九死一生地闯过来了，风暴平息之际进人了一个新的大洋，眼前只见一片阳光一片开阔一片宁静。麦哲伦于是当即把这个新大洋命名为太平洋。
白老头
白老头是个有信仰的人。
他信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解放前曾任上海圣芳济学校的校长，解放后基本上都在坐牢。先是从上海作为反动教会人土被押送来贵州服了十年刑。刑满后被劳改农场“留用”。那时候刑满释放后仍被认为是“劳改释放犯”，也不会有什么“单位”接收。所以“留用”是个一举两得的政策，一方面是给刑满人员安排了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便于对他们继续进行控制和改造。白老头“留用”没多久，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据说台湾那面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成熟，大陆上的“阶级敌人”则“欢欣鼓舞，蠢蠢欲动”。白老头被认为是“欢欣鼓舞，蠢蠢欲动”者之一，于是又被抓进看守所关押审查。这一审查就没完没了了，到我1972年遇见他时，无人间无人理的“审查”已“进行”了八年多的时间。
我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的。还在郊区看守所时，我所在的号子里有人生病住进监狱医院，在那里碰见了从市看守所来住院的白老头。回来后赞不绝口，一个劲地向我“推荐”：“你该去见见这个人，真有学问！物理学家，年轻时留学法国。你想想，坐船经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到大西洋！对了，他年轻时还是个优秀的足球队员哩！”看得出我们号子里的那位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连马六甲海峡都沾了光。
我第一次装病绝食，有一半原因就是想到医院去见白老头这个人。
果然如愿以偿。我住进了监狱医院，白老头也还没有出院。只是一开始的一周左右时间我被隔离在一个小病房里，不得与大病房的病人接触，其中当然包括了白老头。我之被隔离，不是因为患了传染病，而是因为送我来住院的预审员认为我表现恶劣（绝食是一种可以上纲上线的行为），要求院方这样做以示惩戒。院方其实没那么多耐烦心来教育我，病房一紧张就把我并到大病房去了。于是与白老头有了二十多天的近距离接触。
实际上在小病房时我就已多次向他挥手致意，他也每次都回应了我。要认出他并不难。我那位同号子的哥们早就对我描述过他的体貌特征。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在南方人中算高的），身材显得瘦削修长。穿一身英国呢料的黑色西服，满头银发上戴着一顶同样呢料的黑色八角帽，与西服配成一套。这样的穿着在当时是罕见的，何况他身上还透着一种特别的气质。
我那位哥们还告诉过我，白老头为人很谦和，愿意与年轻人交往。由于他说普通话，牢里的年轻人就都按北方的习惯直呼他为白老头（我们那里称老头为老者），他也不以为忤，总是回答得嘎崩脆。待到我和他见面之后，我也就沿袭了这一称呼，没有刻意地改为白老师之类尊称。不过那时候老师二字也不像现在叫得这样随便（是个老家伙就叫他一声老师），总是要真的有教有学才能以师生相称。按说我倒是有理由叫白老头为白老师的，因为那二十天他确实于不经意间给我开了一门课。——讲解基督教的《圣经》。
每天吃完晚饭，他和我就会在院子里并排散步，那就是我们的上课时间。那是一个不大的长方形院子，大约只有三十米长，五米宽。所以我们的散步总是直线走到头然后转身往回走，不兜圈子。我们的课也是这种风格。从《创世记》讲起，直线行进，没有任何枝枝蔓蔓的闲话。人狱前我是读过《圣经》的，不过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经典来读，与白老头眼中的“圣经”当然会有些距离。我原先理解为寓言的，白老头都认为是事实，信与不信之间不免会发生冲撞。但白老头并不急于向我传教，他尊重我的理解，就把《圣经》作为一部典籍来讲。那态度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
可惜时间太短，《出埃及记》还没讲完，我就出院回监了。我很遗憾，白老头好像比我更遗憾。后来我有机会碰上当时同病房的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你走后白老头有半个月吃不’下饭。”我懂得白老头当时的心情。给我讲解《圣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精神满足。每次我一提问，他就会两眼发亮，兴奋地说：“你瞧你瞧，我正要给你讲这个问题。”苦难中的人，这种精神满足尤为珍稀。与食物短缺造成的饥饿一个样，坐牢人对精神和感情层面的交流也有很强烈的渴求，并且特别敏感。这种敏感会导致脆弱，我自己在同号子的一个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出狱之后，就曾病了好几天。旧俄时代的民粹党人薇娜·妃格念尔说，当她在狱中喂养的一只麻雀死掉时，她曾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说完还特别补充说，与她很亲的舅舅的死讯传来时，她却只感到淡淡的悲哀。
事实上，我回到看守所后也曾梦见过白老头，有一次梦见他去世了，我竟从梦中哭醒过来。
说起来我和白老头还真是有缘，居然在狱中又得重逢。那是在我们分手三个多月之后，我从郊区看守所转到市里的看守所，而白老头也已出院回来了。我住进病号监，他在劳动号。两个号子紧相邻。而且，病号监里人少，劳动号还分了几个人过来。因此，我和白老头常能照面。有时候干部偷懒，让病号监和劳动号一起放风倒马桶，我们俩还能简短地说上几句话。
有一次，他悄悄地塞给我一包烟。看着他那副偷偷摸摸犯规的模样，与他的风度气质实在是不相称，我差一点要笑出声来。劳动号的人可以抽烟，但传递给病号监却是绝不允许的。我不想让他受罚（那太过分！），所以没接，不想他倒急了，一脸的执拗，一脸的虔诚。我知道虔诚二字用在这里有点不妥，但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力量。我后来想，这老头过于单纯，做什么事恐怕都有这么一股虔诚的劲头。后来他还给我带来过几次香烟，直到病号监移到楼上，不再有机会与劳动号一起放风。我总算松了口气，尽管也失去了与他见面的机会。
在市里的看守所呆的时间长了，就知道白老头是那个看守所的一个名人。七十岁的人了，没什么体力也没什么特殊技艺，放在劳动号里显然带有照顾性质。可是，看守所里却是有口皆碑：只要那天院子里特别干净，所有人就都会说，今天一定是白老头当班扫地。有一阵看守所接了外活，帮厂家组装自行车。劳动号有人告诉我，白老头干活的速度当然不是最快的，但干活的质量却总是最高的。他组装的车，从来没出现过不合格的问题。
只要与他同过号子，提起他都充满敬意。
最常听见的一句话是：“他呀，跟，咱们不是一样的人！”有一个评价比较中肯地概括了这种“不一样”：“这么多年了，没有人听见他有过一句抱怨，一句牢骚。”
别小看了这个评价的分量。坐在牢里的人，长吁短叹是家常便饭，不是怨天尤人，就是自怨自艾。像我这样很愿意把苦难当作磨练来接受的学生哥，也时常会忍不住大喊一声并且用粗话骂娘。白老头却总是那样心平气和，好像坐牢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有人还补充说，不单是没听见过他抱怨自己的处境，而且还没见过他对别人发过脾气。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是有一哥们在他旁边故意开玩笑说：“耶和华就是我。”他立即就作出反应，两眼瞪着那哥们说：“放屁！”
事关信仰，他不让步。依我看，他已经用自己的品格赢得了人们对其信仰的尊重。因此，上面所说的例外的确只是一次例外。
在牢里他没有一天停止过他的宗教生活。据说他每顿饭前都要先做祈祷。当然不能大张旗鼓，他总是躺在铺上，用一张手绢盖住脸悄声地做。时间长了，这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干部们则装着不知道，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听人说后，才想起他在医院里时确实有盖脸卧床的习惯。当时我不明就里，以为人老了总会有些，怪癖。其实那时他教我念过祈祷词。那些格式化的词句，在他口中念起来没有丝毫例行公事的感觉。我还以为他是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所以才倾注了特别的感情。哪里知道他每天每天都在反复念诵！
病号监移到楼上以后，我与白老头见面的机会就非常少了。有时候劳动号的人列队从我们的窗下走过，如果我恰好站在窗旁，彼此也会招手致意。有一次赶上我正靠着窗口唱歌，他们过来了，白老头特意用手先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然后再缓缓地挥向我。那动作十分优雅十分“西化”（那时候是很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