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4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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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回来到这里是什么日子。但根据“贝尔格拉诺时间”（而不是我的手表所示的时间），我的每一次到来不过是一种重复，几乎在跨出车门的瞬间，我就读出了挂钟上的时刻，那个随意的、逸出时间之流的时刻。事实是：某年某月某日，贝尔格拉诺C线火车站西月台上的挂钟，走至8点45分时停止了。它以逸出时间的方式，让我注意到，或毋宁说主观地确认，挂钟由于不再走动，但又继续挂在那里而从一个有用的物件变成了一件雕塑作品。可能由于月台内侧的墙壁上有一个小神龛的缘故，它多少还带上了宗教色彩。但那儿为什么有一个小神龛呢？挂钟在一个瞬间停止了，停止使这个瞬间变成了永恒。　
　　　
　　舞　鞋　
　　　
　　法国姑娘，我和妻子共同的朋友克里斯黛，从马塞找到一个工作兼旅行的机会来看我们。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天，下着雨。她睡在我的书房里，起床，喝过咖啡后，时差还未调整过来，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去买一双探戈舞鞋。她不会跳探戈，至少不会跳标准的探戈，买舞鞋当然是为了学习。不知道她从哪里搞到了那家专卖店的地址，她告诉过我，可惜我把它忘记了。总之，她穿着单薄的衣服，冒着雨找到了那条街。老板是一个典型的阿根廷人，祖籍意大利，对女顾客知道怎样才够殷勤。他方她介绍了店中所有款式的探戈舞鞋，每一种都很别致，只要尺寸对，似乎对于她都一样合适。老实巴交的克里斯黛，不知道被舞鞋还是被老板的炫目方式弄糊涂了，随便选了一双准备试穿。她坐下来，露出修长而白皙的“玉足”。但就在这个间歇，她得到了跳舞的邀请。音乐声起，老板欠身做出邀舞的动作。于是，在加岱尔忧郁的歌声伴奏下，她赤足在鞋店里翩翩舞蹈起来。　那双舞鞋在地板上，鞋跟像凯旋柱一般高高立起，比圣诞节的巧克力还要精美。　
　　　
　　葡萄酒俱乐部　
　　　
　　因为认识露茜拉的缘故，老巴勒莫的葡萄酒俱乐部成为我们常去的地方。她是俱乐部创办人的遗孀。第一次是她请我们去，接下来没有她，我们也会自己去，或陪着从法国来作短期讲学的教授、度假的亲戚、朋友一道去。俱乐部内有饭店、葡萄酒工艺展室和探戈小剧场。门厅的玻璃天花板上绘着酒神和采摘葡萄的农妇及少女图案，庭院内有喷泉与青藤垂挂的回廊。你可以坐在喷泉边的露天席间吃饭，也可以到小剧场内点菜，或边喝酒边看演出。里面有吧台，服务员随时会到你的桌边来服务。　
　　每逢礼拜六，老钢琴家萨尔冈和他的乐队“EnVivolv。”固定来俱乐部演奏探戈、米隆加和华尔兹乐曲。乐队除钢琴外，由吉他；簧风琴（Bandoneon）、小提琴、低音提琴组成。墙上就贴着演出招贴画和许多照片，从照片上看那时他们还多么年轻！他们在此演出至少已有二三十年了。观众中上了年纪的票友，常常会随着音乐兴奋地哼唱起来，换曲目时就隔着舞台向演奏者抛去几句开心的玩笑话，那种气氛的亲切随和在南美实在很常见。当地人总喜欢说“删yfamiIiaI”（非常家庭式的）。　
　　萨尔冈已经七十多岁，风度翩翩，戴着圆形眼镜，留着小胡子，干练而清瘦（钢琴家多数都清瘦）。他一弹出《维多利亚旅馆》的第一乐句，听众酌情绪就骚动起来；他的老搭档、吉他手德里奥身穿扎着花领带的白色西装套服；足登白皮鞋，身材肥胖，一副花花公子派头，但指法相当细腻；簧风琴手马尔库尼额头高高的，拉起琴来颇像失意的贵族。弹到得意处，他们会扭头相视一笑，为一个配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效果。　
　　露茜拉的儿子圣狄亚哥也有自己的乐队——“蓝桥”，音乐类型则属于新人类主义范畴，融合了安第斯音乐、非洲音乐和印度音乐。演奏方式也很特别，一种印度的弹拨乐器被像中国古琴一样平放着弹奏，创造出古琴那种强弱变化的颤音效果；长短不一的笛子则表现了印第安音乐特有的流动节奏活力。我感觉到他们正在挖掘一种更开阔的表达空间，那是与传统探戈不同的声音。探戈在当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似乎正逐渐成为“旧时代的风流韵事”（柏桦语）。我听过的探戈歌曲演唱者大都是上一代的人，起初以为是偶然所见，后来听得多了，方知人们对这种艺术的喜爱带有明显的怀旧情绪。尽管跳探戈舞的年轻人依然不少，参加米隆加晚会的几乎全都是中老年了。　
　　　
　　西方老妇歌　
　　　
　　一座花园等在小径的转角处，门边有一面凸面镜，一条可以拉动里面门铃的铜链子。M夫人的客人大部分都已先我们而到，她站在住宅的门廊下迎候我们。作为为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作多年的退休人员，M夫人去过亚洲，也可能是这一缘分使她把同我们的认识和交往看作是那次遥远旅行的继续。　
　　我被邀请在一个晚会上朗诵诗歌，在蒙德维得亚街的一个宽敞、通风的地下室里（我记得九三年在布拉格的一次朗诵也是在地下室，点着蜡烛，有一种演出神秘剧的效果）。来了六七十人，大都是退休的老人，女士居多。每个人都请我在分发给他（她）们的诗页上面签字，我受宠若惊，尽管我知道在此作为明星的是汉字而不是我。　
　　M夫人想必足有九十岁了，雍容华贵，不久前摔伤的一条腿还未痊愈，由她的秘书搀扶着站到麦克风前，颤颤巍巍地做了演讲。主题是她的亚洲之旅。那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但她热情洋溢的叙述，很快把人们带到了遥远的恒河或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地区。明净的水田、茶树、大象背上的轿子、丛林里的老虎和天堂鸟。种种当时显得破碎，在记忆中却变得完整的东方事物。还有人，蚁群般的人，肤色幽暗，因为上帝以另外的方式看顾他们，所以与西方人相反，他们更加热爱宿命。　
　　她见过圣雄甘地，这无疑是那次旅行最富传奇色彩的部分。　
　　我们（我和妻子）还荣幸地去过她城里的公寓。什么样的老人，独自生活在伴随她多年的那些老式家具之间，身上却没有任何在她的年龄上通常都有的腐朽气息。给我们斟上葡萄酒时，她说：“nyaduvin，toutvabien．”我们听她谈漫长人生中遇到的种种奇闻逸事，谈欲望和性。她把阿根廷的现状归结为西方的没落，那时正值“9·11”事件和阿根廷经济危机发生后不久，她毫不掩饰谈吐中流露出的隐忧。我想这样一个见过世面的老人必定高瞻远瞩。　
　　话题转到了诗歌。她说她喜欢我的那首《水壶》，理由是从中感受到一种不同的东西，一种东方人看事物的方式。顺便说一下，我的包括《水壶》在内的三首诗就是M夫人请L夫人从法语译成西班牙语的。令我惊讶的是，她说她本人最近写了一首诗，是平生所写第一首诗，灵感来得不迟也不早，所以题目就叫《西方老妇歌》。说实话，这个题目引起了我浓厚的阅读兴趣。　
　　花园位于北郊小镇的瓦拉斯街11号，房子遮蔽在潮湿的浓荫中，茂密的树木挡住了围墙。沿着甬道漫步，不时会发现一些有浮雕的石头屏风、椅子；一个神龛或一眼竖立着铁支架的古井。浮雕表现庄园生活的景观：一个男人正用肩膀费力推动一个高过他的马车轮，他身后站着奶牛、怀里抱着婴儿的妇女和手提圆桶的男人，有一个水罐摆在地上。我想象当M夫人一个人在这巨大的花园里回忆她的先祖时，那马车轮、圆桶、水罐都会发出声音，那些人中的一个会走向她，把一只手轻轻放在她的披肩上。　
　　这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正当初夏，无花果树散发出淡淡的乳香味，高大的金合欢的叶子在午后的微风中柔软地下垂。从花园深处散步回来后，我们在棚顶边缘绕着一圈橙色帷幔的凉亭下喝茶。M夫人戴着一顶草帽，坐在客人们中间。因为新朋友身份，也因为M夫人，客人们的话题就主要围绕着我们个人的家世和有关中国的一切。　
　　在落日将要以它的金黄涂抹树梢之际，也许是为了满足我的期待，也许告别的时候到了，M夫人用沙哑的嗓门缓缓诵读了那首《西方老妇歌》。我粗陋的翻译尽量保留了她诗中那剔除了悲怆的乐观的调子。　
　　　
　　　总有一天，香水和梳子都要弃我而去　
　　一个在博物馆中我经常端详的中国花瓶　
　　那令人愉悦的靛青图案　
　　　会成为我最后视线中的乐园　
　　在穿越仁慈的上帝的死亡深谷之后　
　　我仍将是同一个阿根廷女人　
　　燃烧着，像火鹤一样　
　　点缀在明媚的山水之间　
　　　
　　杂　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散步，漫无目的，走到哪就算哪，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闲逛，也满足于通过视觉接受的种种印象，这种流动的方式是我理想的写作状态。行走着，却并不到哪里去，正如写，并没有一个先在的主题，杨朱伤心哭泣的可南可北的道路正可迷失，正可自我放逐。抵达生活的表层——佩索阿如是说——完全是在无意之间。例如，在某大路口，正当行人为了赶在红灯亮起之前穿过街面，油然产生被催促的匆忙流逝之感，一排排汽车也紧凑地相挨着等待通过，这时，一些男孩或女孩就突然从路边树下窜出，站到斑马线上表演起双手循环抛球的杂技，有的还爬到另一个的肩上，颤颤巍巍地戏耍起来。车重新开动前拥向前去朝车窗里伸手，个个都是那么敏捷。因为假如动作不够快，就将来不及拿到赏钱。这类惊险游戏在很多路口都能见到。若是年纪稍大的，就在头上扎一块漂亮的头巾，玩的是抛沙锤或火棍，难度自然也就更大了。这些停留在生活表层上的瞬间，有时我们不能与之欣然邂逅，难道不是因为感觉有太多的东西在催促，而内心日趋紧张的缘故吗？　
　　　
　　马黛茶　
　　　一只手握着墨水瓶大小的圆形茶壶，壶中斜插着金属吸管，就到嘴边慢慢啜饮。坐着、躺着、或站着喝，还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喝。在星期天的公园、在橡树或回廊下、在摸三张的牌桌上，甚至在自由市场的货摊前，男男女女一律陶醉于这种神秘的巴拉圭植物的香醇中。我见过一张切·格瓦拉的照片，他就是斜倚着，肘支在床上喝茶的。而户外品茗，实在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大景观，街头摆的茶摊也都备有热水瓶，跟在国内所见几无不同。　
　　作为南方人，我虽不精于茶道，然从事茗饮，未尝有一日稍停，忝列茶之瘾君子大概亦不为过。此间人士热衷的马黛茶，精妙何在？与中国茶有什么差别？自然颇感好奇。一日偶翻《植物地理学》，知其含有咖啡碱，所以有提精神、清头目之功效，愈发急欲一试为快了。于是买了茶叶和茶具，回到家中立马操作起来。马黛茶看起来不似中国茶精致，叶如干草，且含细末，盖焙法不同耳。煮茶其实很简单，撮茶叶一把，砂糖若干置壶中，倒入热开水，稍加搅拌即可。果然味道苦而酽香浓郁，口感比云南普洱茶约略重些。国人饮茶并无加糖习惯，但在我闽东家乡，人家待客至今仍以冰糖佐之，所以马黛茶的风味我多少能够品出。饮罢，不禁吟哦起《诗经》中“谁谓茶苦，其甘如荠”的诗句来。　
　　在阿根廷人中间，若某某把自己正在喝的茶壶递给你，证明你已经算作他的朋友了，茶壶在众人手里传递，喝得脸红耳热，气氛也渐渐热烈起来，饮料你也许不习惯，但那些羊角、白银、皮革、葫芦等各种质地的马黛茶壶的精美，不可能不诱惑你想要拥有一个。每在周末露天市场闲逛，我总是四处寻找，有中意的必欲倾囊，正如见风景佳处便幻想造屋其间一样，常令内子讥笑。葫芦制的茶壶是我所最爱1，表面花花绿绿，若遇刻工精良的，摆在书架上，与斜出其上的银质吸管真可谓相映成趣，斗室乾坤里于是平添了些异国情调了。　
　　　
　　　废墟和记忆　
　　　我读过一本回忆录（书名和作者的名字我都已经忘记了），讲述一个由以色列特工人员和被迫害的普通犹太人组成的别动队，秘密潜入阿根廷，活捉纳粹主犯之一艾希曼的真实故事，时间大概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书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本人即别动队的负责人，并亲自参加了那次行动的全过程。读这本书时的惊心动魄至今记忆犹新。艾希曼，那个屠杀犹太人的罪魁祸首，二战结束后潜逃至阿根廷，他埋名隐姓，通过连续搬家、不让子女与任何人接近的方式避免走漏风声。似乎预感到末日已近，当他被几个汉子忽然从身后架住并按倒在车内时，竟然非常识时务地连挣扎都没有挣扎一下。他马上被押解到耶路撒冷。在公开审判以前，阿根廷情报部门始终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那架前来参加国际盛会的飞机上坐着的是清一色的不速之客、焚尸炉的幸存者和自愿复仇者。　
　　位于Arroyo街的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1990年被炸毁，现在，原先建筑所在的位置已经变成一个小广场，隔壁建筑的墙上有一个圆柱柱头的花饰印痕，看起来像一件浮雕作品，但更加突显了废墟的荒凉，它包含着残酷意味的消逝之美。尤其在夕阳之下，当几个放学的男孩在那儿玩着追逐的游戏，笼子似的铁栅栏里，小树几乎没有长出几片叶子来，某人留在一段　　
墙基上的报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你会发现，废墟犹如镜子的碎片，它的叙述是断续的、零散的。而记忆是另一种废墟，同样作为时间作用下的废墟。在事物的关联性中，记忆以不可靠的方式对遗忘的殿堂作出补偿性的说明，这种欲言又止留下的符迹或许就是文学。我从下榻的苏伊巴恰旅馆出来，沿门前斜街往下走几步，对面教堂墙上那个铜铸的纪念性铭文很快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浓　荫　
　　　
　　我在自由街1236号那家旧书店寻找初版博尔赫斯的《阿特拉斯》未遇大感失望时，偶然发现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几本书，其中一本照片与文字合辑的书取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奇花异木》，意外地弥补了我的缺憾，因要价奇昂，我买不起；就站在书架前浏览起来。为一座城市的花木撰写一本书，无异于给一个前去参加弥撒的姑娘着上盛装。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夕，我做过一个梦：一个连着缓坡的广场，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树木撑开巨大的树冠。之后来到圣马丁广场，我立即认出了那些梦中的可爱树木。从一家照片洗印店出来，我坐在长椅上，为了能把它们细细观看。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气候是如此适合于植物，几乎每个广场、每条街道都覆盖在细菌般快速繁殖的浓荫之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高大的蓝桉在拉普拉塔河滨公园随处可见，触摸一下它的叶子，余香在手指上经久不散；南美花梨木、金合欢、广玉兰或法国梧桐把盛夏的街道变成了绿色拱廊，任何方向都吸引游入朝它的幽深处走去；蓝花楹的黑枝干开花时节不太被注意，因为满树的花早已喧宾夺主，它们在冬天叶子落尽时看起来才最美；另一种醉树（Paloborra·cho）的主茎像上下细中间粗的酒瓶形状，比印第安人祭祀用的大坛子还要粗大，与属于木棉科的纺锤树颇相似，带刺，花红白两色，且春秋二度开放，那花只需一瞥就会使人感觉微醺，避开不去看是不可能的。《梁书》记载南亚的顿逊国：“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因未亲验，不能肯定二者是否同属一种，但据说醉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