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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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一日，金军在掳掠了大量金银财宝后开始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已于前三日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几个不肯屈服的官员，沿郑州北行。被金人掳去的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等，被驱掳的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北宋王朝府库蓄积为之一空。金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如此惨烈的灾难，给宋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也成为此后历朝志士仁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父子囚：魂断五国城的北宋君王
徽宗一行分乘860余辆牛车，由彼此语言不通的胡人驾车，一路凄凄惶惶，受尽屈辱折磨。靖康二年四月五日，徽宗见到韦贤妃（赵构母）等人乘马先行而去，竟不敢吱声，不觉五脏俱裂，潸（ｓｈāｎ）然泪下。四月七日，徽宗妃嫔曹才人如厕时，被金兵乘机奸污。八日，抵达相州时，适逢大雨不断，车皆渗漏，宫女到金兵帐中避雨时又被金兵奸淫，死者甚多，徽宗长吁短叹，却无可奈何。北上途中食物匮乏，又连日风雨大作，宋俘饿殍满地，惨不忍睹。
钦宗出发时，被迫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黑马，由金人随押，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的侮辱。钦宗时时仰天号泣，辄被呵止。日暮宿营时，金兵“絷（ｚｈì）帝及祁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以防逃跑。四月十日，自巩县渡黄河，驾车的人对随行的同知枢密院事张叔夜说，将过界河，张叔夜悲愤难抑，仰天大呼，扼吭而死。五月下旬，过太和岭时，钦宗等人都被缚在马背上。七月二十日，徽宗、钦宗在燕京相见，父子抱头痛哭，悲愤不已。徽宗原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不料九月，金人又将徽宗父子迁往更远的上京，因为南宋势力渐强，金人怕他们夺回徽宗父子，而在同南宋的交涉中失去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徽宗父子不得不再次承受颠沛流离之苦。
建炎二年（1128）八月，徽、钦二帝抵达上京，金人命他们身穿孝服拜祭阿骨打庙，这被称为献俘仪，实际上是以此羞辱北宋君臣。然后，又逼着他们父子到乾元殿拜见金太宗。接着，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昏德侯。这也是中原皇帝玩过的把戏，隋文帝灭陈，封陈叔宝为长城公；宋太祖灭南唐，封李煜为违命侯。此外，韦贤妃以下300余人入洗衣院，朱皇后不堪受辱，投水而死，男子则被编入兵籍。
不久，金人又将徽、钦二帝赶至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五国城，他们从此就居住于此，直至去世。生活稍稍安定后，徽宗又有了读书写诗的雅兴。徽宗喜好读书，有时竟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读了唐代李泌（bì）的传记后，知道李泌为国尽忠，复兴社稷，后被奸佞嫉恨。徽宗读后感触颇深，并令大臣抄写一份，赐给韦贤妃。然而，徽宗对这一切醒悟得太迟了。
在五国城期间，徽宗还与钦宗在宴会上饮酒赋诗，自然是寄厚望于钦宗。徽宗平生爱好写诗，再加上做囚徒的伤感，也流溢于诗词之中。被流放期间，徽宗写诗较多，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十几首。其中，《在北题壁》流传最广：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孤独、凄凉之感跃然纸上。
徽宗在五国城生活了三年，绍兴五年（1135）病死。钦宗异常悲痛，身心受到沉重打击。绍兴十二年（1142）三月，宋金关系有所缓和，韦贤妃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高宗担心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帝位，表面上高喊迎回徽、钦二帝，内心却巴不得他们客死异地，因而他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恢复中原。
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57岁的钦宗病死。然而，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钦宗死讯才传到南宋。高宗表面上痛不欲生，内心却暗自高兴。七月，上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
赵桓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桓出生：元符三年（1100）
属相：龙卒年：绍兴二十六年（1156）
享年：57岁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
庙号：钦宗陵寝：永献陵
父亲：徽宗母亲：王皇后
初婚：17岁配偶：朱皇后
子女：二子继位人：赵构
最得意：铲除以蔡京为首的六贼最失意：被金人俘虏
最不幸：亡国最痛心：客死敌国
最擅长：善变、怯懦
高宗赵构建炎元年——绍兴三十二年
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五月二十一日，为徽宗第九子。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掳去，惟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靖康二年，时年21岁的赵构登基，重建赵宋政权。
但是，高宗这个“中兴之主”实在是有名无实，父兄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的“恐金症”不可救药。高宗在位期间，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在金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历史安排了一个谈“金”色变的君主来承担抗金御侮的使命，无论如何是难有成就的。流离朝廷：“泥马渡康王”的传说
大凡开国帝王，都会有不同于常人的传奇，人们由此对他们“真命天子”的身份确信不疑，赵构也不例外。南宋民间流传着“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其主人公就是赵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但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说北宋末年，时为康王的赵构赴金营为人质，金兵押其北上，途中赵构脱逃，逃至磁州时，夜宿崔府君庙，梦神人告知金兵将至，赵构惊醒，见庙外已备有马匹，遂乘马狂奔。这匹马居然载着赵构渡过黄河，过河后即化为泥塑之马。
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历史上确有其事。靖康元年正月，金兵已经攻至开封城下，宋廷向金求和，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方可退兵。钦宗命康王赵构前往金营。接下来的事情就与传说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了。在金营被软禁了20余天后，幸运降临到了赵构的头上。金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怀疑赵构不是亲王，将其遣返，而不是像故事中那样，押着赵构北上，所以赵构根本无须逃跑。钦宗只好命肃王赵枢代替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在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金人暂时撤军，肃王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另一说为南宋初年，赵构已经即位，朝廷迁到扬州，金兵大举南下，前锋即将攻到扬州城下，赵构事先没有得到战报，此时闻讯，连夜仓皇出逃。他怕追兵赶上，藏匿在江边神祠内，月光下忽然发现祠中泥塑马动了起来，于是乘骑此马渡过长江，逃到了杭州。
和前一个版本相比，后一个版本的真实成分似乎更大一些，除了紧扣故事主题的“泥马渡江情”节外，其他情节都有据可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金人得知赵构重建赵氏政权，马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南侵，目的是要趁赵构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高宗建炎元年（1127）秋，金朝分兵攻宋。高宗内心惟恐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不顾主战派大臣和将领们的反对，于十月将朝廷迁至扬州。建炎三年二月，宗翰派兵奔袭扬州，攻陷天长，前锋距离扬州城仅有数十里。高宗此时正在后宫寻欢作乐，乍闻战报，慌忙带领少数随从乘马出城，急驰至瓜洲渡江逃跑。这次突如其来的惊吓也给赵构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宋代楼船其实，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在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上出现了分歧，前者在北，后者在南；前者为即位前，后者为即位后。传说固然都是些杜撰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泥马渡江”故事的地域和时间跨度，正显示出赵构在北宋末南宋初的这段时期内从北到南、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即位前，在河北的逃跑途中，赵构和大臣在寒冷的旷野中烧柴温饭，一起在茅舍下就食。即位不久，又发生兵变。扈从保驾的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等人因不满宦官的胡作非为，包围行宫，诛杀宦官，胁迫高宗让位于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兵变历时两月，后由韩世忠起兵平叛，高宗复辟。仅仅过了半年，金兵突破了长江防线，直扑宋廷所在地杭州而来。高宗退无可退，只得入海避敌，在温州沿海漂泊了4个月之久。前有恶浪，后有追兵，衣食物资也无法及时得到供给，南宋君臣的窘迫之状可想而知。一次，高宗饥饿难耐，命令停船靠岸，自己步行到一所寺院索食，僧人不及准备，只好以5枚炊饼进献，赵构居然连吃了三枚半，原本养尊处优的他方才真切地体味到饥寒交迫的感受。
但是这一切似乎并未磨砺出赵构坚韧的意志，也没有激发起他的斗志；恰恰相反，曾经在金营作人质的经历，让赵构亲眼目睹了金兵的强悍和凶残，每当想起，他还心有余悸。他抛弃了父兄被掳、国土沦陷的国仇家恨和中原浴血奋战的军民，宁可忍受道路风霜，只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逃跑途中，高宗还时时不忘向金人乞和，他一再派出使者前往金营，在国书中竟然自称“康王”，说自己未得金朝允许黄天荡之役就登基称帝，实为大错，现在甘愿放弃帝位，向金朝称臣。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之态跃然纸上。高宗的哀求根本阻挡不了金兵继续南下，倒是南宋广大军民的奋起抵抗，使金兵屡遭挫败，加上江南气候潮湿，河道密布，不利于金朝骑兵作战，金军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金兵北撤途中，遭到南宋军民的不断攻击。撤至镇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截断了金兵的归路，将其逼入建康东北70里处的黄天荡，宋军以8000人的兵力包围10万金兵。双方相持48天，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最后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兀术大军刚逃出了韩世忠的包围，抵达建康，又遭遇岳飞所部阻击，又被打败，岳飞收复建康。金军此后再也不敢渡江。
建炎四年四月，高宗在海上获悉金兵北撤，才从温州经明州回到越州。越州地理位置偏僻，漕运很不方便，南宋朝廷的大批官员、军队集中此地，物资供应无法得到保证。相比之下，高宗对逃难时曾经停留过的临安（杭州）念念不忘。那里交通方便，江河湖泊交错，金人的骑兵无法驰骋，大大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又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基本可以满足南宋朝廷的需要；而且自唐、五代以来，杭州经过了长期的开发建设，已经一跃成为繁华秀丽的“东南第一州”，它对于刚刚饱经流离之苦、热切渴望安逸生活的高宗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绍兴二年（1132），高宗迁都杭州，南宋朝廷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
千古奇冤：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镇压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岳飞像
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