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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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活之三——收拾屋子
在家不干活的孩子，对这种活也不会陌生。因为学校轮流值日及不定期大扫除，都干过。
那时不兴装修房子，家里都是水泥地，用墩布擦。尽管是水泥地面，每天都擦，有的还蘸着煤油擦，差不多能擦出玻璃效果。当然，这与当年水泥的质量以及居民楼所用水泥的标号之高不无关系。墩布都是粗木头棍当把，墩布头是一堆破布条，用一种专门的铁夹子固定住。孩子多的家庭，今天老二，明天老三，天天擦地，一周也就轮个一两回。
收拾屋子，在很多家庭里，也是孩子的事。活不难干，但孩子下手不大稳当，免不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个杯子盘子之类的东西，为家长所心有余悸。
家务活之四——做饭
有相当数量的北京孩子，自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开始做饭。这也是逼出来的，家长是双职工，院里没食堂，学校再不能入伙，那时不兴也不可能顿顿吃饭馆，不自己动手，就等着挨饿。他们人人可以写一本自己的做饭史。
有个朋友，自幼由其奶奶照料。小学四年级他奶奶去世时，哥姐或插队或工作。开始，吃饭瞎对付。某日，家里留下四毛午饭钱，他在小饭铺买了五个炸糕，这其实是该当早点吃的。孩子都眼大肚子小，他只吃了三个，就被噎得不善，连晚饭都没吃下去。他后来带着悔腔回忆说，早知如此，还不如买个黄瓜溜肉片就米饭可口。从此发愤学做饭，从炒鸡蛋做起，不出半年，就能在家开席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务活（2）
当年没有整体厨房和现代化的厨具，没有不锈钢水槽、抽油烟机、玻璃钢炉灶和热水器。筒子楼或拿走廊当厨房，或几家人合用一个厨房。谁家伙食如何，一览无余，没秘密可言。四合院里就在屋做饭，后来普遍自搭厨房，“小厨房”是破坏胡同文化的原凶之一，也是方便老百姓炊事的最佳办法。单元楼虽有自家的厨房，也都烟熏火燎的。普及煤气之前，家家在蜂窝煤炉子上做饭，天天得封火、掏炉灰，火筷子、钩子、铲子，是厨房的必备品。上炉子炒菜，无法控制火的旺度，尤其是煮饺子，得以点水的方式配合火候。老楼的厨房，水槽是个大水泥池子，除了涮墩布、洗菜、洗碗，还可以把案板支在上面切菜。也没有专用的碗柜，不少人家把机关发的书架戳在厨房里，拉个帘子，放锅碗瓢盆和瓶瓶罐罐。厨房里常使的家伙，以铝制品为多，锅、壶、盆、勺皆然。舀水的葫芦瓢，枣木擀面杖，课桌面大小的案板，都是当年家家厨房里看得见的东西。不少人家吃饭都用陶瓷大碗，也称海碗。70年代以后，高压锅开始进入一些家庭的厨房，提高了作饭的耗时效率。沈阳出品的双喜牌高压锅一时热销。
我的不少朋友、同事和同学，都是自小就做饭的北京孩子。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一起吃饭，还经常能听到做饭的话题，有时候就着桌子上的菜切磋做法，可见艺无止境。前些年流行一种家庭聚会，来客每人做一道菜。我曾在这种场合见到这样的事，大家各显神通一番后，一桌子鸡鸭鱼肉吃不了多少，惟有一位客人做的姜味豆角，被一扫而光。这是他小时候随家长在北京饭店开会时吃过并学会的一道菜。做起来再简单不过了：把豆角掐头去尾，整根入锅煮熟后，并排码，然后浇上用姜末、醋、酱油、香油、味精搭配而成的作料即可。
做饭据说是一门艺术，从小做饭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被逼无奈，凑合做熟了口填饱肚子而已，动机并非对艺术的追求。所以几十年下来，多数 “孩子”的厨艺并未历练到家，至今吃他们做的饭，味道“不过如此”，顶多有一两手自视为看家的手艺，也大多得不到公认。我以前的一个同事，父亲是名厨，湖南人，解放后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做过饭，后来曾在马凯餐厅和曲源酒楼掌勺。他也未免于从小做饭，但由于父亲坚决拒绝传艺，不让子女再干这行，他至今没有得到点滴真传。多年前，我在他家吃过他做的一顿饭，柿子椒炒肉丝之类，属于饿急了吃吃还行的水平。另一位从小做饭的前同事，现在对色香味都极挑剔讲究，据他说，是上大学期间，经常到一个同学家听古典音乐的唱片，那位同学的父亲视其为音乐知己，常留他吃饭。该同学乃江苏人，其父厨艺非同一般，他的那点做饭的本事，用他的话说，是那时才“偷艺”得来的。
我的一个同学，1990年患急性肝炎，住在地坛医院里。晚上有时失眠，干躺在病榻上，滋味不好受。他就在脑子里过电影，把鱼香肉丝、烧茄子、炸鸡蛋酱之类的家常菜挨排“做”一遍，都是打小练的本事。我曾目睹他炸过那种拌面条吃的鸡蛋酱，操作并不复杂，但不大常见。程序为：先在碗里磕三四个鸡蛋，打匀；再咕嘟咕嘟倒上相当于鸡蛋三分之二的量的酱油，再打匀；在炒锅里多放点油，烧热后加入葱花，将和着酱油的鸡蛋倒进锅里；待液体趋于固体时，加入味精，端锅。用它拌面条，头一次吃，绝对香。他也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了做饭的经历。
做饭不比前几样，它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家务活。一般孩子是从熬粥、焖米饭做起，而和面包饺子、蒸窝头、擀面条，而炒鸡蛋、熬白菜，而杀鸡炖肉烧鱼。孩子做饭，用凉水煮鸡蛋，下面条，把握不住火候，把菜炒不熟或炒煳了，或咸了淡了，甚至菜刀切了手，种种事故，都不免发生。大人也难免如此，何况孩子。熬粥、焖米饭都不费事但费时，可以一边做饭一边干别的。那时候孩子之间经常串来串去，到了做饭的当口，这家孩子焖上米饭一边看着锅，一边和院里来玩的孩子聊天的情景，是断不了发生的。反正家长不在，有时候就一道吃了。有个朋友还记得，小时候到邻居家玩，中午三四个孩子一起做饭吃，有一道菜是大白菜炒肉片。一个孩子问，如果顿顿吃上这个，是不是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个孩子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到共产主义社会，顿顿吃土豆烧牛肉。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从合作社到百货公司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购物环境，与今天比较，是两重世界。
那时，没有农贸市场、超市、路边的小卖部门脸、现代商厦。居民区周围，会散布着几处规模不大的副食商店和日用百货商店，应附近住户日常生活所需。郑重一些的家庭采购，就要逛西单、王府井这样的闹市区，那里有大型综合性的百货商场和各类专用商店。大商店付款方式如今也见不到了，有款台，但不直接收款。比如买布，算好了价钱和布票数之后，由售货员收款，售货员的头顶上都有一条粗铁丝，直通款台，上面挂着若干铁夹子。售货员收完款，连同单据用铁夹子一夹，顺着铁丝滑向款台，那边接过来算细账，把找回的钱和小票再滑回来。后来又安了电动滑轮。界于两者之间的是准闹市区，在那里的中型商场里可以买到服装、五金和家用电器。所以，当年买东西，是分得出层次的。市民对商品短缺习以为常，打听一样商品，能从内行的指导意见里看出商店的距离和规模：先到某商店，再到某商店，最后到某商店。从近到远，从小到大，有货的概率递增。就如同看疑难病一样，小医院看不了，再往中、大医院送。逢周末和年节，北京的几家大菜市场，如西单菜市场、东单菜市场、崇文门菜市场、朝内菜市场、三里河菜市场，买什么都排队。当然，孩子给家里买东西，多属于小打小闹，油盐酱醋粮菜而已，一般不往远处跑。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是离家不远的一些小商店，泛称“合作社”或“百货公司”。
粮食
既然“民以食为天”，就从孩子买粮说起。
当年的粮店，规模都不大。大体格局是并排列有几个箱柜，里面盛着玉米面、白面、大米、豆类之类的粮食。箱柜都半敞着，上面是一个固定的铁秤，下面冲外镶着铁皮漏斗。
那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买粮时，必须持购粮本并付给粮票。粮本是北京市粮食局发的，前面填着户主姓名及住址和指定粮店。然后是一栏《粮油供应标准登记表》，依次为姓名、性别、工种、粮食定量标准。三岁儿童的定量是每月8。5斤，以后随年龄递增。成人标准又按性别、工种、年龄分得很细，从二十六七斤到三十多斤不等，矿工之类重体力劳动者的定量标准好像达50斤之多。粮票是通称，细分为粮、米、面三种，每月按家庭人口的定量发给。
粮价分的也很细。玉米面、小米、高粱米等为粗粮，大米、白面为细粮。玉米面俗称棒子面，每斤一毛一分二，小米每斤一毛四。细粮中，白面分标准粉和富强粉两种，标准粉每斤一毛八分五，富强粉平时不供应，年节每个本可买十斤，每斤两毛一。大米也有好次之分，次米又叫机米，每斤一毛五分七；好米也叫小站米，分每斤一毛九分七、两毛零五和两毛一分四等数档。
当年，家家备有多条容量二三四十斤的米面口袋。半大男孩子，经常充当买粮的劳力。离粮店近的，就连扛带抱带提溜，倒着手把粮弄回家；远的就得借助运输工具，一般是自行车，也有用竹子童车往家推的。有个中学同学告诉我，他曾一次买过三大口袋粮食，用自行车驮回去，车把、大梁、后架子各放一个口袋，我以为他是推回去的，他说：“哪儿呀，骑着。”可见其车技不错。买粮的时候，先写本、付钱和粮票。然后，孩子把面口袋兜在漏斗上，两手撑住。粮店售货员用一种簸箕式的铁制大容器从箱柜里舀出米面上秤，称好了，往往会负责任地问一句： “兜好了没有？”听到“兜好了”的答音后，再把几十斤粮食通过漏斗倒进面口袋里。
如今，面类食品充斥市场，应有尽有，已经很少有人家成口袋地买粮了，粮店的漏斗也成为一种记忆中的东西。那时，除了70年代后出现的切面，所有面食想吃都得自己做，人口多的家庭，尤其是生了一串女孩的家庭，买粮还真是一个难题。
当年，粮食供应标准卡得很死，家家必须粗粮细粮掺和着吃，这与家庭收入多少无关，再有钱，一般免不了吃粗粮。只有一招—吃饭馆。在饭馆吃饭，不分粗细，粮票通用。宽裕的家庭经常打发孩子在早点铺花粮票买火烧一类的细粮成品。棒子面可以熬粥，蒸窝头，和白面和在一起做发糕或两样面的馒头。有个朋友，“文革”期间父母都被停发工资，艰辛度日。那段时光，他们家经常用等量的面票和米票换别人家的粮票，就图棒子面比米面便宜几分钱，粗粮是他家的基本主食。
粮店还负责供应白薯，一年一度。每年深秋，叶落的时节，白薯就该上市了。白薯在孩子看来，是一种稀罕而向往的食品，分红瓤和白瓤两个品种，北京孩子统称为白薯。白薯也按本供应，每五斤需交一斤粮票。四人以下的家庭，可以买五斤粮票的，二十五斤；五人以上，可以买十斤粮票的，五十斤；七人以上，可以买十五斤粮票的，七十五斤。白薯都过磅秤，装麻袋，用排子车往家运。
买白薯的时候，有如孩子的节日。家家的男女老幼，凡能动弹的几乎全体出动，起大早摸黑排队，一般都得排几个小时。有时候上午到粮店，天擦黑才能买到。可想而知，一所粮店只供应几天白薯，所辖的人家，户户不落地来一遍，得多少人。那几天粮店周围全是一堆一堆的白薯和转着圈的人龙。此时，甭管平时日子过得咋样，凸显出孩子多的家庭的优势。四口之家较五口之家，供应量就差出去一半。这山望着那山高，孩子都觉得自己家的白薯堆不够大，恨不得把一卡车白薯拉回家才过瘾。白薯运回家，一般就堆在门后头腾出来的墙角里。有的还用草垫子盖着，这倒并非为了美观，而是储藏方便。
白薯的吃法是多样的，蒸、烤、煮粥、晒白薯干，甚而有当水果似的生着吃。每年那个把月，经常可以在院里看到拿着生熟白薯啃的孩子。当年的孩子之于白薯，恐怕超过了今天的孩子之于麦当劳食品。因为一年只有十分之一的日子能吃上它，无论你家钱多钱少。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油盐酱醋
采购油盐酱醋，也是孩子的基本任务。
那时，每户有一个北京市二商局发的居民购货证，俗称“副食本”或“购货本”，简称“本”，按年度下发。所有定量供应的副食品都须“写本”，食用油发油票，写粮本，他如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白糖、鸡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卫生纸、火柴等，都一直或一度写副食本。冬储大白菜中的一级菜，过年供应的花生瓜子，一度买两毛钱以上的猪肉，也得写本。
学者资中筠拿她1960年出生的女儿作模特，写了一篇题为《特殊年代的童趣》的文章，对女儿成长中因甩不脱时代印记而闹出的机械模仿的笑话，作了有趣的描述，当中一则就涉及到了“本”：
小女出生于全民饥馑、物资最匮乏的年代。她在两岁上幼儿园之前住在我父母家，由我母亲和老保姆共同照看。那时购买日常食品是一件头等大事，样样都需要票证或购货本。从她蹒跚学步之时保姆就常带着她上街购物，往往看到需要的东西，票证或本上的配额已用完，只能望洋兴叹。所以孩子在牙牙学语时听到最多的话之一就是“没票！”或“没本儿了！”这两个词自然而然进入了她最初的词汇，以至于形成条件反射，一带她进商店，她就说“没本儿！没票！”惹得售货员说，“这孩子真懂事。”后来发展到大人教她叫人，或说简单的话语之后，她常常要自动加上“没本儿！没票！”大概这是她无师自通的词，说得最流利、响亮。今天的人想象力再丰富大约想不到两岁以前的幼儿常用语竟是这两个词。⑤
应该说，自1963年以后，也就是资女士的女儿还没成长到能给家里买东西的年纪，“物资最匮乏的年代”已大体过去。某些票证逐渐废止。但还是有若干种生活必须的副食品，一直在凭本供应。粮、米、面、油、布、某些日用工业品，还是凭票供应。大点的，头能高出柜台的孩子，为家里买东西时，经常要带着本和票。尽管那类条件反射的笑话已远离了孩子，但北京的孩子们，对副食本仍不陌生。
如今一体包装的副食品，那时大多能买到散装货。油盛在铁桶里，酱油、醋、黄酱、果酱、麻酱、白酒等，盛在缸里。无论大人孩子，买上述东西，都称“打”。“打酱油”、“打麻酱”，是挂在嘴边的话。路上碰到熟人，常以这种方式打招呼，问：“干嘛去？”答：“打酱油去。 ”打酱油、醋、酒，要拎个瓶子，售货员用木制的定量“提子”从缸里舀出来，通过漏斗倒进瓶子。“提子”一般分半斤和一斤两种，采用这种原始的衡量方式，对于散装液体商品的出售，确实很便捷。打麻酱和黄酱，也都自带容器，一般用吃饭的陶瓷碗，也不必论斤两，孩子把碗往柜台上一搁，说一声“打五分钱黄酱”即可。售货员先称碗，再把秤砣置于刨除碗的分量后应该的位置。麻酱是定量供应的食品，孩子打麻酱时，眼睛紧盯着秤，生怕少了，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