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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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从莫斯科餐厅到小吃店（3）
如今，庆丰包子馆、迎春饺子馆都不知去向（西什库一带后开了一家庆丰包子馆，并四处设连锁店，也不知和从前的西单那家有无血缘关系）；来今雨轩当年人满为患、露天摆桌子的情景已经被门可罗雀的萧然气氛替代，冬菜包子做得皮厚馅少面硬；馄饨侯到处开连锁店，老风味早就散尽；西四包子铺现在叫二友居，看样子也是惨淡经营；隆福寺小吃店更是不能提，我的一个大学同学70年代在宽街小学上学，他母亲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每逢学校组织学生去那条街上的东城区工人俱乐部、长虹等处看电影，他和母亲便先到隆福寺小吃店吃饭，也算是常客了，他最爱吃那里的豆面素丸子汤。前些年，有一次我和他路过那里，饭口上他提议进去吃饭，本来也是图个问旧，却实在吃不出个所以然了。邻桌两个五十岁上下的妇女操着京腔嘀咕，听上去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客户，她们的感觉与伯工一样糟糕。这几家小吃店，如今可去的，仅剩下平安里刀削面馆一家了，仍然是老汤浇面，仍然是把老汤酱肉盛在玻璃罩子里，论秤约。
那时候，孩子兜里揣着几块钱，就敢在大饭馆请客。西苑餐厅的羊肉串钎子都是那种电镀带把的，比如今摊上的长出去差不多一倍，也不过一毛钱一串。知味观的“烧二元”六毛一份。一块钱以上，就可以在大饭馆点黄花鱼了。据说现在中学生下饭馆普遍实行AA制，吃完了结账后分摊。那时候也兴AA制，但都是事先凑钱，一人掏一块、两块、三块……可着钱点菜，量力而行；零花钱充裕如田晓鸣那样的孩子动辄借小事请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或者这回你来，下回我来。总之付账的模式，与今天大体无异。几年下来，北京那些有名的饭馆，也能去过不少个。
孩子进饭馆，喝酒自然难免，一般是喝啤酒。夏天在饭馆用一升量的塑料容器喝生啤酒，是一些孩子常干并视为舒爽的事情，喝着喝着就多了的现象也难免，倘周围有一两桌同样情况的孩子，相互叫茬，八成要打起来。有个人大院里长大的朋友说起一年暑假，和三四个孩子中午在友谊餐厅喝啤酒，每人三四升进肚后，有一个孩子迟到，他们嚷嚷着罚他，这孩子说你们掐表数着，然后用接近一饮而尽的速度灌下一升啤酒，手表秒针显示：21秒。大概不少北京孩子的啤酒量，是用塑料酒升或搪瓷茶缸子这样的大容量容器干杯练出来的。那天一桌子菜除了凉拌西红柿等个别凉菜，基本没动筷子。正好穆铁柱一干人也来友谊餐厅吃饭，当年还不兴单间，穆氏一行的雅座不过是用屏风隔出一张桌子的地方，用这位朋友酒后的感觉形容，一般人站在屏风里面顶多露出脖子，穆铁柱一站起来，屏风挡不住他的裤腰带。吓了他一大跳，以为天外来人，酒也醒了一大半。
70年代，北京的饭馆无论大小，晚上一般只营业到九十点钟，到点轰人，没什么说的。除了火车站附近，24小时营业的饭馆极其少见，要想在饭馆“渗”到后半夜，东四的青海餐厅恐怕是惟一的去处。友人赵福琪“文革”时父亲落难，被关进监狱，扣发工资达七八年之久，家境苦不堪言，也一言难尽。1975年落实政策，父亲平反，补发了工资。有一天晚上他造访曾借宿其家的宣传队朋友李以平，闲谈一阵后，他执意请李出去吃顿饭，而且非要在当夜吃上。子夜已过，他们骑车出门，挨街转悠，所有饭馆都已打烊。从宣武门兜了几个圈子，最后转到东四，眼睛一亮：青海餐厅还开着。终于不虚此行，了却了他的这桩“急”愿。福琪还记得，当时在餐厅吃饭喝酒的，尚有几桌，都是些半大的正值刷夜年纪的孩子。这家餐厅80年代还在，我们上大学一年级时，暑假前期末考完试的当天，有几个同学打了半宿扑克，想吃夜宵，也是骑车去的青海餐厅，从双榆树到地安门，用了一个多小时，进门已经后半夜了。回来时骑到二里沟附近，天已大亮，困得不行，索性躺在路边宿舍楼下的木头椅子上睡了几个小时。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拍婆子”（1）
把“拍婆子”纳入那时候的词典，可以解释作“男孩勾搭不相识的女孩”。它盛行于“文革”中前期，“文革”后期，这个词演化为“磕蜜” 。往今天的词上套，或许和“早恋”搭点界。
孩子到了青春期，自然会去注意同龄的异性。六七十年代，北京这个年龄段的男女孩子之间，表面上界线格外分明，上课不说话，放学不结伴，甚至撒尿和泥玩起来的“发小”，长到半大孩子，碰面也行同路人。违“例”者则被树为靶子，立竿见影。这种现象，也套用当时的一个词说，是彻头彻尾的“假招子”。在这种男女界限表象的背后，当然是另一回事情。男孩凑在一起，倘话题和眼神从不沾女孩，岂非怪事。因此，说“拍婆子”这种另类孩子的社会实践，先要从它的前奏—男孩对女孩的品头论足—说起。
有个叫陈向阳的北京孩子写了篇文章，名为《快乐的70届》，贴在网上。70届孩子若没有蹲过班，应该是1954年生人，如今也“五张”了。他家原住一机部宿舍，1969年他随父母去干校，家也端了过去。1970年，他一个人从江西一机部干校回北京参加分配，和一些情形相当的孩子一起被安置到百万庄一处腾空了的三层楼房里（原系一机部成套设备局办公楼），过了不短的一段日子。男孩住一楼，女孩住二楼，吃食堂。这篇文章的快乐所指，之一就是可以一起放肆地欣赏和评论楼上的女孩：
住了没两星期，女孩全搬走了，吓的。男孩里的张华原来家住百万庄辰区，第二天就把他们那片的哥们儿全勾来了。这么大的楼空着也是空着，折腾吧，唱歌、吹口琴、又叫又骂，每天晚上至少热闹到12点。有的哥们儿干脆就在这儿过夜了，那会儿的话叫“刷夜”，都觉得比在自己家睡觉强。一大帮男孩老坐在楼门口台阶上，那几个女孩一路过全盯着看，然后就评分。100分算满分，其中最漂亮的得了70分，最惨的才10分。评完分就开始分配，都挺谦让的，说70分的应该留给张华。但张华的表情像是吃了苍蝇，说70分的谁要啊？！他早就有女朋友了，９５分！哪天带来让你们开开眼。既然张华不要，就给伊平吧，他白白净净的，有空就梳头、抹油、照镜子，碰上女孩就盯着看。伊平赶紧说７０分的他也不要，可早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了，于是就算定了。下一个是５０分的，更没人要了，张华就硬分给了他的一个哥们儿叫麻驴的，麻是因为一脸的壮疙瘩，驴是脸太长。麻驴谦让了几句就认了，然后给５０分的姑娘起了个名叫“点子”，因为他爱养鸽子，点子是鸽子里最可爱的那种，即所谓的和平鸽，一身白。麻驴以后就不看别的姑娘了，一往情深的只盯着点子，还站在楼下，冲着二楼亮着灯的女生宿舍，吹一段口琴再唱一首歌，唱之前大声宣布是唱给“我的小点子”的。歌都是《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都带姑娘、爱人这些字眼。过了没几天，那些女孩不见了，大家有点发慌，尤其是麻驴。赶紧跟踪侦察，这不难，那几个女孩还在同一个食堂吃饭。结果发现她们搬到了一机部的另一处宿舍。
打分和起外号，是男孩议论女孩的两样惯技。有时候男孩也按长相给女孩授衔，与打分异曲同工。对漂亮女孩泛称“将军”，中等长相的称“ 校官”。若是有名有姓的个体，则细化到“上将”、“少将”、“大校”、“中尉”之类。按照这种方式划分，女孩若得个“上校”、“大校 ”，就算是长相不错了，“将军”是很少见的。倘某天某孩子提到在某场合看见了一个“元帅”，众听者表情必和听说他见到真元帅一样的以为是天方夜谭。“元帅”，意味着顶级美女，全国屈指可数，那得有多稀罕。照此标准，住在百万庄办公楼的女孩，是一群“尉官”和个别“ 少校”。有时候，男孩之间也会因某个女孩该封“少将”还是“大校”发生争执，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还有的时候，男孩也用黑话形容女孩，诸如“盘儿亮”、“震空军”之类……再往下说，就出黄段子了。
光说不练是不够的，少数孩子不甘于过嘴瘾，还见诸行动，是为“拍婆子”。怎么个“拍”法，并无一定之规。有蓄谋已久并跟踪目标多时后择机上去搭话的，也有大街上一见倾心愣往上冲的，还有在冰场、影剧院之类的场合动心思的，不一而足。似以马路上找适龄女孩搭腔者为相对贴切词义，通常是先找个借口，进而单刀直入：“交个朋友行吗？”冬天，颐和园、什刹海的冰场上断不了发生因女孩而引起的殴斗，多数情况是有男孩见扎眼的女孩滑冰，凑过去搭话，想“拍”一道，孰不知妙龄时髦装束的女孩上冰场，十之八九名花有主，甚至一帮男的在一边 “保驾”，他人是不那么容易戕走的。若是两边都聚着一帮人，必化为一场恶战。即使是彬彬有礼的文明方式，“拍婆子”也始终被目为“坏孩子”的游戏。我随机问过一些50年代前期出生的北京孩子，当年是否“拍”过“婆子”，多数人摇头并用“那都是小流氓干的事情”这样一句干脆的话作答，语气显然带着几分不齿。当年，在所有大人和多数孩子看来，“拍婆子”属于骚扰甚至调戏女性的勾当。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拍婆子”（2）
这种估计大体不错。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拍婆子”现象之所以能存在达数年之久，和一些女流氓及半女流氓充做土壤不无关系。那时，在“ 坏孩子”堆里混的女流氓泛称“圈子”，城外差不多院院都有，城里一条胡同也背不住出几个。中国有句俗谚：江湖上三种人不可惹：小孩、和尚、女人。意思是说这三种人一般不走江湖，一旦闯荡江湖，必非善茬。外国有个电影叫《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说的是一样的道理。据说 70年代王洪文为看这部电影可以置重要公务于不顾。女孩学起坏来，有时候确比男孩子更厉害。那时，“圈子”有大小之分，大“圈子”提起来能让方圆多少里以内的男孩闻之胆寒，许多以男孩为骨干的小流氓团伙，发号施令的却是“圈子”。这些“圈子”中的多数并非天生的女流氓坯子，当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革命军人和高级干部家的“千斤”。不少“圈子”小学时代做过班主席、少先队长，在轰轰烈烈的岁月中因家长落难而浪迹街头，但骨子里出人头地的心劲并没有被磨掉。某名牌大学有位副校长，“文革”中死于非命，至今死因不明，他女儿的经历相当典型，人长得漂亮，生活没有着落，浪迹街头，最终被“拍”了“婆子”，后来成为女流氓，被逮进去，判了几年。她们的堕落，貌似自毁长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那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听三里河一区（计委宿舍）一孩子说，他们院有个“圈子”，家里的阳台与她家阳台相对。有段日子，她常在阳台上看见该“圈子”招一帮男女，在家抽烟，胡闹。有一回她在阳台上远眺见那“圈子”先往床上一躺，一男孩也跟着上了床。她满怀兴致，正待深入观察，窗帘被拉上了。此女粉碎“四人帮”以后，曾主演过一部引起社会反响的电影。
“婆子”被分成几类，有一类称“军婆”或“兵婆”，指的是部队院里的女兵——电话兵、卫生兵和文艺兵，有些当兵复员的北京女孩或住军队院里常着军装的女孩，也在此列。女兵不招农村户口的，都来自城市，普通话说得好，模样也过得去，身上的军装更能给她们添几分姿色。军队院里的“坏孩子”常怀觊觎之心。有个住军队大院的孩子告诉我，那时候院里经常有部队文工团或宣传队来演节目，文艺女兵较一般“兵婆”更令他们垂涎。每逢这种当口，他和院里的一帮孩子就往后台凑。当然，过眼瘾的居多，但也真不乏胆大的，上去就“拍”——打听联系方式，或约出来见面。
胡同的痞子拍婆子则另来一套。他们染指机关大院的女孩，可能性不大。多数孩子就地取材，这也符合门当户对的硬道理。但小痞子拍婆子经常强买强卖，近似张恨水小说里的军阀做派，往往搅得四邻不安，引发社会治安问题。胡同里也是各色人等都有，很有不少漂亮而规矩的女孩遭了大殃。我的一个同学住胡同，他们院有个大她两三岁的女孩，据说长到十三四岁，已经楚楚动人，被那一带一个名“二歪”的小痞子看上了，非要“拍”到手，多次闯进院子，骚扰良民。弄得这女孩没少往邻家躲。“二歪”一干人找不到人，就在院里的影背和大门上用粉笔乱画乌龟，还指名道姓地书写厕所语言，极尽下流之能事，恣意发泄。这女孩后来不堪骚扰，转了学并般到远离此地的亲戚家。
把“拍婆子”和耍流氓划等号，一概而论，也失之绝对。我认识的人里，就有因此而受益大半辈子者。有个50年代初出生的朋友当年住在离景山不院的一个院里，“文革”前期景山公园尚未关闭时，是他们院孩子遛圈和登高之地。他就是在一个秋天的黄昏，用“拍婆子”的手段，搭上了一个女孩。该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再后来，也就是相恋七八年以后，成了她老婆。两人恩爱至今，他们的女儿如今在国外一所著名大学读研究生。他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承认起初也是玩闹心态作祟，想不到弄假成真。他的“早恋”，在院子里是出了名的，也曾引起过院里孩子的妒忌。有段时间这女孩每星期来他家一两回，骑一辆八成新的线闸女车，就停在单元门口，用他的话说：“那帮孙子没少拔气门芯。” 80年代，张贤亮发表作品《早安，朋友》，有为早恋现象开脱之嫌，引发非议。这位当时妻女满堂的“北京孩子”始终站在作品一方，而经历相当的他的妻子则持相反的态度。
据一位曾在日记里大写“拍婆子”并有过多次切身体验的北京孩子说，其实除了想入非非，也真没什么，即使是“拍”到手了，不过是有了一个聊天的异性对象而已，说“越轨”、耍流氓等等，都谈不上。我没看过他的日记，但多少年过去了，他在今天说这样的话，应该是靠得住的吧。
注释
①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② 东子《烟盒》，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③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后记
2002年9月11日，阳光灿烂。那天，我和林栋一道去湖北巴东开一个会。他那时刚编过《藏地牛皮书》，用北京孩子的话说，正“来劲”着，一路不间断地数说他的选题，神采飞扬。我也曾在出版社当过多年编辑，但他的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受他的情绪感染，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随口提议，写一本主题为“北京孩子”—20世纪六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