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奔渖侠豢ǎ欢昙妒敌卸恐疲戳礁霭嗪嫌靡桓鼋淌遥稚衔绨嗪拖挛绨啵魃纤慕诳危涣礁鲂瞧谝坏埂Ｈ昙兑陨先罩疲堪嘤凶约旱慕淌遥衔缢慕诳危挛缌浇凇�70年代以后，北京各小学教室里的木头课桌（椅）陆续更新为铁支架加胶合板平面的课桌（椅），椅子的大小以号论，从6号（最矮）到12号不等。谁坐哪一把椅子，并不固定，到校早的同学，往往占有把大号椅子换到手的便利。换椅子，也是当年教室里的一景。
当年，没有暖气的学校，并不在少数。姚和林描绘的围炉而谈的意境，坐在有暖气的教室里的孩子，是无从享受的。然而一利则一弊，生炉子即是一大难题。教室里的那种炉子，不能封火，每天一生。有的学校是校工给生，也有的学校，自三年级起，由学生轮流值日。1969年的冬天，陈庚子（我的中学同学）在北蜂窝一带的铁八小读三年级，虽说学校就在家门口，轮到他生火的日子，一个不及十岁的孩子，五点多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摸着黑到校，用报纸或劈柴引火。由于人小，又无经验，一折腾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临近上课时间，火依旧灭着，满屋子的烟，其他同学也进不了屋，在外面冻着。他后来和我成了中学同学时，已积累下不知多少生火的经验和教训，却坐在了有暖气的教室里，练就的一身本事，化为屠龙之术。他几次向我们形容，铁八小的炉子，“有一人来高，难生着呢”。
教室里的炉子，也能引发风波。沈小农的母校是南中街一小，他有一回把早餐—窝头抹臭豆腐—带到教室热着吃，谁知上炉子一烤，惹了大祸，毒气进来似的，周围的女生吱喳乱叫。后来还是把老师叫来处理的。这是前些时候我们一道吃饭，他执意要用臭豆腐抹贴饼子，吃到嘴里时，勾起的记忆。其实小农倒不是那类惹事的孩子，他上课不捣乱，但也几乎不听讲，成绩一贯是两个一百。上大学念的是哲学系，业余玩桥牌。玩桥牌的人自然不少，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冒充风雅的草民，但像他那样玩到了把持北京队主力近二十年，拿过若干次全国冠军（包括非奥运项目的2000年全国体育大会冠军），又在份内工作上执单位之牛耳凡二十年者，就很不多见了。听说他现在还活跃在全国比赛的赛场上。他对小学课堂生活的印象就是四个字：闲得无聊。再加上一个小动作：自己叠纸玩。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帆布书包
书包是学生的工具箱。那时候，都是一色儿的黄绿色的帆布书包，款式大同小异（好像也有极少数孩子背不起书包，用家里的人造革简易手提袋），学校的要求是左肩右挎。书包里的文具，变化不多。铅笔盒大致有铁的、塑料的和木头的三种。“文革”初期，图案大多是光芒四射的正在升起的太阳，或者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文革”后期，有了带拉锁的海棉铅笔盒和磁铁铅笔盒，这两种铅笔盒并不实用，有点像今天的新款手机，最大的作用，是给使用者提供了炫耀的机会。铅笔的颜色是五彩缤纷的，最高级的是带橡皮头的六棱绿色有华表商标的中华牌铅笔，一毛钱一根。自动铅笔先要把笔芯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再用螺丝结构的塑料笔杆加以固定。铅笔刀有竖刀、横折刀、转笔刀三种，有的孩子用家长的剃须刀片削铅笔，锋利无比，但弄不好就连手指头一起削了。垫板和尺子，也分铁的和塑料的两种。橡皮是各种形状的都有。也是“ 文革”后期，出现了各式各样并不实用的香橡皮。除了书本，上列的文具就是一个小学生书包里的常规家当。大家都差不多，只有大小、新旧与多少之分。女生的铅笔盒都布置得有规有矩，里面还垫着从《人民画报》或作业本上裁下来的纸。她们削铅笔也有一套，在下刀的地方先刻一圈标记，这样削下来的铅笔很匀称，看着用着都舒服。她们“咔嚓”铅笔头时也知道轻重，不像男生，经常是一刀下去，铅就断了，前功尽弃。女生使橡皮也强似男生，她们知道先把橡皮在腿上蹭两下再往纸上擦，男生的作业本常让橡皮擦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被老师找茬。另一些副课所需的文具，如蜡笔、彩色铅笔、墨盒、水彩盒、算盘等，则不必每天装在书包里。当年，得到一盒颜色齐全的能支在桌子上的蜡笔或彩色铅笔，对一个低年级孩子来说，有如获至宝的感觉。
低年级和高年级
北京孩子都应该记得这个顺口溜：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二年级的小茶碗，一打一个眼。
三年级的吃饱饭，四年级的装子弹。
五年级的一开火，六年级的全滚蛋！
透过这种戏谑式的形容，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小学生阶段性的真实处境。低年级同学，规矩自然多一些，“限制”也多一些。上课手要背在椅子背的后面；放学要排路队；写作业不允许用钢笔和圆珠笔；清明节扫墓，只能就近去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年级去远处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年级的同学，可以把小说带到自习课上看；可以加入鼓号队、足球队、宣传队、无线电小组、赤脚医生小组；可以参加迎宾、学工、学农及节假日的活动；可以出任学校图书室的管理员，甚至参与学校的管理活动（当低年级的辅导员，主持早操和课间操）。一二年级的同学，很羡慕高年级同学的“自由”和“风光”，远的不敢想，至少巴望着早日升到三年级，登上“俯视”低年级的台阶；而高年级的同学，又总不放过拿低年级同学开涮的机会。逢打预防针的日子，高年级同学就会聚在低年级同学的教室门口，把他们紧张甚至哭喊的表现当表演看，倘是一个院子住的，还免不了回去散布一番。有一点，在学校惹了祸及成绩糟糕的同学，不论年级高低，所享有的“待遇”是一样的，即放学后不能按点回家，到办公室挨老师训，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处罚措施，俗称“挨留”。底儿潮的同学放学归家稍晚，被院子里的谁碰见了，准会顺嘴问一句：“又挨留了？”还有一点，是一个与今天迥异的现象，也是年级无论高低，学生上学放学，未闻有家长接送一说。今天那些正在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长们，恐怕没少遥想当年的自己，应该有一种反差更真切的体会。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改校名斗校长
和相对浪静风平的小学一比，中学校园里的故事，要波澜壮阔得多。
复课以后，男女分校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一律混合招生。女子中学的历史至此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改校名的风潮。我问过几个复课后进了女校的男性朋友，他们说到自己的校名时，都不约而同地加上一句：以前的女×中。北京的十几所女子中学，基本上改为了番号靠后的学校。如师大女附中改成150中（今为师大实验中学）；女六中改成156中；女三中改成159中；女八中先改成鲁迅中学，再改成158中；女一中改成161中（正是这所学校的女红卫兵们，公开致信党中央，率先提出废除高考制度的要求）；灯市口女中先改成东方红中学，又改成167中；灯市口附近的另一个中学—女十二中，是美国公理会办的拥有百年历史的女子中学，前身为贝满女中，出了谢冰心等人物，它改成166中。
斗校长
更大的风潮还不在于改校名。尽管停课日子里的抄家、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等“革命”活动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喧闹劲已经过去，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并未实际减弱。69、70两届的同学是复课后同时升学的，一迈进中学的门槛，这些孩子就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景—斗校长。
几乎所有的中学校长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替身，没听说有谁成为死角，幸免于揪斗。我熟悉的几个69、 70届的朋友，谈起他们短暂的中学时光，第一印象也都是批斗校长。那时“走资派”遍地都是，但北京的中学校长中，女性比例很高，这里可以说是女“走资派”最集中的场所。田畔后来是高我一级的一个系的同学，当年的西苑医院子弟，被就近分到101中。开学的第一天，依惯例应该是一个典礼活动，由校长讲话，而他碰上的却是一场批斗会。操场上人声鼎沸，被斗的正是校长王一知—一个满头银发的小个子老太太。王系20年代的党员，早期中共领导人张太雷的夫人。那时被斗者的胸前，要挂一个木头牌子，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某”，再在名字上打上叉，按流行的规矩，名字中间的一个字还要倒置，但王一知其名，前两个字都无所谓颠倒，她得以占了点“便宜”。王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坚强地挺过了这一劫，“文革”结束后安享应得的晚景，前些年才去世。月坛中学的女校长则没有支撑住，她被剃了阴阳头后，有一天晚上，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登上学校的楼顶，从烟囱里跳了下去，选择了当年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归宿。与这位女校长命运同样悲惨、被斗致死的还有师大女附中的卞仲云副校长。四中老初一学生陈凯歌，在他的书里，曾写到对女校长“运动”前后的印象的反差，他入学时（1965年9月），在操场上聆听校长讲话，“这位女校长嗓音洪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文革”一起，“年老的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③
很多孩子以“革命的名义”，对校长们横加凌辱。我的一个朋友是育英中学69届学生，他看到的情景是，女校长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一个“口技”超人的“小将”，隔着数米向其脸上“飞”唾沫，有十环九环的准度；有的校长被勒令站在椅子上挨斗，突然间有人从后面一把撤掉椅子；有的校长被勒令在雨地里环操场爬行；有的校长被勒令和死尸握手。至于坐所谓“喷气式”，更属于家常便饭，不新鲜了。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给同学分拨
复课以后的“闹革命”，远没有到此为止。北京各中学，从建制到课目设置，从形式到内容，都被一改到底，彻底显示出“革命化”的冲击力度。
校长被打倒，学校行政机构由革命委员会替代，自不待言；中学是红卫兵组织的发源地，早在一年多前就成立了。1966年6月2日，清华附中首次出现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百余人的名字签在“红卫兵”三字后面，这些孩子是北京、也是全国最早的红卫兵。毛泽东曾于1966年8月1 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捎带点名并支持了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领袖彭小蒙。红卫兵的标志，最初是一面印着三个手书体字的战旗，后改成毛泽东手书字体的袖章，别在左胳膊的衣袖上，也有往右胳膊上别的。袖章大多是红底金字，下印一行宋体小字：首都中学红代会。“ 文革”初期红卫兵派别林立，大派诸如中学的四四派、四三派，高校的天派、地派等等，袖章的尺寸和字的颜色并不统一。由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袖章上印的是黑字，有一尺多宽，占去多半个袖子。我家附近的一条街出现过这样一幕：一帮“联动”打扮的红卫兵—一色儿黄军装、武装带、黑字宽袖章—飞车而过，却一路高呼“打倒联动！”的口号，令人称怪。复课以后，红卫兵成为全市统一的中学基层组织，学校设大队委员会，班级设中队，袖章化一制作。直到“文革”结束，红卫兵组织都以袖章为标志。70 年代中期，我们上中学时，红卫兵袖章对孩子的诱惑力已呈渐衰的态势，不少孩子入了红卫兵，却不爱戴袖章，寒暑假更是如此。有的学校设值日生，责任之一是就袖章佩戴情况作考勤。1976年暑假，正值抗震救灾的当口，我们班上初三，有一天班长陈凯一早跑到红卫兵中队长张锐家，进门就问：“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张锐被问愣了，半晌想不出所以然，回问：“什么日子？”‘八一八’呀，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日子。今天得把袖章戴上。”他们又去串联别的同学，特地一道上街转了一圈，四五个戴袖章的孩子骑车走在大街上，格外扎眼，频频招致路人的回眸。这时距“八一八”，整整过去了十年。至今，“八一八”这个日子，还能不时唤起“老三届”的红卫兵的记忆。
复课后，以前的学校、年级、班、组，也一度照军事建制各“提”了一格，改称营、连、排、班。赵福琪是70届学生，住在国会街，与汪明的妹妹汪朝是实验一小的同学，他们和69届学生同时升入中学，据他的记忆，北到石驸马大街，南到国会街，东到宣内大街，西到闹市口南街，此范围内的近千号孩子同时进入鲁迅中学（女八中），组成一个连，20个排，69届为1…10排，70届为11…20排，他被编在16排。他去上了几天课，便自以为都太容易，吃不饱，索性逃课，在家铆鱼缸，后来竟因“旷课”被送进了“复课闹革命”学习班（一种后进学生呆的地方）。期末考试，他却和另一个实验二小毕业的女孩位列全班前两名。以前的三好学生，改叫五好战士。课目的设置，语文、数学、外语等依旧，物理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化学改为农业基础知识，合称为工农业基础知识，生物改为生理卫生。开门办学，更是一种根本而深刻的教育机制上的变革。
复课后印发的初一课本，显然是急就而成的，语文课本末尾以“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名义写的说明中，有能说明问题的这样一段话：
本教材是过渡性试用教材，供北京市初中一年级（原小学五、六年级，1968年春季升入中学的新生）复课闹革命使用。因为编写时间紧迫，有关语文知识、课文注解、作业练习等内容，未能编入，有待教师根据本校情况灵活处理。
复课闹革命当中，语文课应当如何改革，各校革命师生可以大胆创造。使用本教材时，可以全部采用，也可以部分选用，或者自编新教材。④
这本新编语文教材有二十三篇课文，目录如下：
一、毛主席诗词四首
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
七律 长征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
三、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四、心里有个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五、祝毛主席万万岁
六、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
苏联人民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给毛主席绣旗
“我爱新中国，我爱毛泽东！”
＇附录＇工农兵热爱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
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
九、在震撼世界的喜日子里
一○、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做拥军的模范（《人民日报》社论）
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