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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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托缓⒘税咨癯纳篮屠渡炭恪Ｔ绯堪说憔偷搅嘶。叛莞枨侗本┑乩恰罚阕愕攘�12个小时，晚上八点，外宾才到。“文革”前，实验一、二小、景山学校、北京小学、史家胡同小学等学校的孩子，常有机会参加这类迎宾活动。
“文革”前期，来访的外国元首不多。“停课闹革命”期间，如遇重要外宾来访，孩子要被从家里召回，参加迎宾。复课后，1968年春天，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巴卢库来访，我的朋友贺桐是木樨地列队迎宾的孩子中的一员。他记得那天很冷，小风飕飕的，飞机也没按点到，他们在这边干站着，冻得瑟瑟发抖。长安街上的大喇叭不断传出“前方”的讯息：飞机已经降落，外宾已经走下旋梯，车队正在经过天安门广场 ……车过木樨地时，贺桐真扫着了几眼，至今还有印象：去接客人的周恩来脸色不大好，外宾是个大胖子，与周形成鲜明反差。他能看清宾主的形象甚至表情，已经很不错了。一般孩子名曰迎宾，弄好了能看见个外宾的影子，弄不好什么也看不见，凑热闹而已。周恩来那时正没日没夜地忙，打不起精神，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巴卢库那阵子老往中国跑，有时一年来两趟。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卢库和另一位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博，他对他们这样解释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④这段话后来被用在了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里。
以后，北京孩子参加的两次大型迎宾活动，是齐奥塞斯库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来访。都是十里长街，夹道欢迎。许多孩子还记得那时的新闻报道中，毛主席会见齐奥塞斯库时说的一句话：“同志们！你们好。祝你们更好！”塞拉西皇帝1971年10月6日到京，距“九一三 ”事件尚不及一个月，这次迎宾的规模，是周恩来一手布置的，含着深意。吴德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他回忆说：
周总理要求组织20万群众，从机场一直到天安门、国宾馆，进行夹道欢迎。我们发愁了，怕“小舰队”还有一些什么人漏网，进行破坏活动。我担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夹道欢迎会不安全，就提出只在飞机场欢迎的建议。周总理说：不行，还是要组织夹道欢迎。我意识到周总理的这一布置，是表示中国政局是稳定的。⑤
更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3月18日，西哈努克亲王到京，周恩来不仅亲自去接，还邀请了46位外国驻华大使。孩子们参加的这次迎宾，严格说，不是外国元首的来访，而是一次流亡。西哈努克随后担任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在中国呆了五年，成为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西哈努克，他的流亡班子里的主要人物宾努亲王、乔森潘、英萨利、沙林察，以及他们的敌人朗诺、施里玛达、郑兴，也都广为人知。当时有个流传甚广的谜语，谜面是“茅坑里的发动机”，谜底即施里玛达（屎里马达）。有个朋友告诉我，她的一个同学去欢迎西哈努克后，回来考问他妈，西哈努克姓什么。答云不知道。他告诉他妈：“姓王。”因为他把喊了半天的欢迎词“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听成了“西哈努克姓王”。当年就是这样，一些孩子对于很多必须说的话，很少走脑子，留下的都是机械记忆。
“九一三”事件不久，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即出现建交潮，来访的外国领导人骤增。第一个到访的好像是尼克松，那是1972年2 月，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夹道欢迎。尼克松来访时，正赶上北京下雪，据说市政府动用了仅有的四辆进口扫雪车。这可是有新中国以来，外交场合上数一数二的大事。接下来的几年，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首脑纷纷来访，走马灯似的。但都没有出现十里长街夹道迎宾的场面。
例外和特别的一次，是1975年春天，金日成的来访。那时，周恩来已经病重，邓小平代表他到北京站迎接，政治局委员去了一多半，举行了多年不遇的盛大欢迎活动。我们当时上初二，被派到天安门前的灰观礼台参加迎宾，也是等了很长时间，远远望见邓小平陪着金日成乘敞篷红旗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方向过来，又折向西而去。后来知道，车队直接开进中南海，毛泽东正等着与金日成见面。“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也在同一地点参加过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来访的迎宾活动。
那些年，外国首脑只要来访，即在北京成为公众人物，小学生都知道。西哈努克不用说了，被北京人简称为“努克”，其他像马科斯及其夫人、卡翁达、尼雷尔、尼迈里、班达拉奈克、布迈丁、蒙博托、施密特、达达赫、邦戈、布托、埃切维里亚、奈温、蓬皮杜、西思、巴列维、田中角荣、特鲁多、马尔登等等，也都如此。有人通过电影纪录片发现，马科斯夫人来访时，一天换若干套衣裳，这在当时的中国妇女看来，是一件奇闻。另有几位外国人，如美国记者斯诺、意大利摄影家安东尼奥尼、有中国血统的英国女作家韩素音、澳大利亚和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希尔、德钦巴登顶、采访过江青的美国女记者维多利亚、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为国人所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去世以后，通常会得到这样的评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拉练与军训
拉练是1971年初的事情。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给毛泽东打了一个报告，汇报他们在一年间分四批组织十三个团进行一千里和两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情况及收益。毛泽东当月24日在这个报告上给林彪写了一段批语：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⑥
年底，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随即，北京的孩子，从小学生到中学生，都被卷入了这股“拉练热潮”当中。
小学低年级学生拉练，是象征性的。不少学校选择类似八一湖旁边的土堆这样的地方，玩了半宿挖地雷之类的军事游戏。五六年级的学生，就要远赴郊区，但时间也就一周左右，最多十天半个月。不折不扣地落实了毛主席指示的，是当时的中学生。
中学的拉练，都去远郊区县，历时一个月。所谓拉练，也叫野营或野营拉练。就是把脸盆打进背包里，负重行军。天天走。每天百八十里，据说最多有走二百里的。
王凤基当年是和平街一中的学生，他们自北京出发，围着密云水库绕了一圈。据说连油盐酱醋、棒子面，也都自己带。伙食别提了，清汤寡水，顿顿窝头，就这也不管够。晚上住老乡家。有一回饿急了，几个同学半夜偷着起来在灶台上用大锅贴饼子，但不得法，没放起子，贴不上，最后弄成了水煮棒子面。类似把窗户纸捅破了往外撒尿这样的坏事，差不多人人干过。十几岁的孩子，大冷的天，一睁眼爬起来就得打三横两竖的标准背包，准备上路，有时还“夜行军”，滋味之苦，是不难想象的。有一回下大雪，征途令人生畏。在老师带领下，大家齐声朗诵毛主席诗词：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这样的拉练，回过头来再看，难忘的还不仅仅是艰苦。凤基回忆这段事情，是“非典”期间在一个吃老北京炸酱面的饭馆里，我和另一个一起吃饭的70届朋友都被他说得有点神往。
学生对拉练的感受，除了累，都免不了这两样：脚上打泡，肚子饿。在拉练结束时，各学校都供应了一顿饱饭。据说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的男生解下背包上的脸盆去盛面条，结果把胃给撑坏了，进了医院。
军训的历史要早拉练几年，毛泽东也有过批示。“五七指示”发表后，驻京部队拿二中和25中为试点，对两校师生进行了军训。这次军训被新华社编入内参，进入毛泽东的视线，他马上批示：
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1000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⑦
军训有请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校园里的军训，由部队派员来指导，时间可长可短。内容以操练为主，如紧急集合、队列、走步、匍匐前进、用木头枪拼刺刀、扔假手榴弹，等等，还要请解放军里最好是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的老战士作报告。到部队去的，那就要过上一段军营生活了，战士怎么练，学生也怎么练。真枪真刀，真手榴弹。日常生活也跟着走，军训过的孩子都学会了快速打背包，以及能把被子叠得见棱见角这两手。最令孩子兴奋的是实弹射击，这个项目一般会拖到最后，先练瞄准。许多孩子就靠这个盼头支撑下来。
今天，拉练早已成为历史，但学生在各个时段，仍需参加军训。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学工与学农
1966年5月2日，解放军总后勤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5月7日，毛泽东就这份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五七指示”⑦，里面有一段更有名的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⑧
以后的十来年，学工和学农，就成了北京孩子课外活动的一个重头，是孩子的学生时代必须经历的生活方式，也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统称“开门办学”，名曰—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小学生：象征性活动
小学生的学工，周期短，不很固定。一般是去周围的街道工厂，干的是糊纸盒、缝笔记本、粘塑料袋一类的活，都不是有技术含量的工种，也不是抡大锤这样卖气力的苦活。有的学校规定一周一次，一次半天，排在课表上。也有的学校一个学期集中去一两周。头一回去时，请工厂的师傅介绍几句厂史，说说操作规则。然后学生跟着师傅干活。凡适合小学生劳动的作坊式的街道工厂，差不多都与附近的学校构成合作关系，有的工厂成为几个学校学工活动的点。如果不出现大规模的返工，工厂很合算，毕竟不用付工钱，倘能一茬接一茬续上，是一种“零”价劳动力的运作。这些手工劳动计件方便，孩子们都比着干，看谁完成的多，当游戏做。比起上课，学工毕竟活动范围大了一点，约束少了一点，“ 玩”的含量也多了一点。
学农也是这样。一般在三夏或秋收期间，去个一两天。捡捡麦穗和玉米杆，在玉渊潭或四季青公社的菜地里摘豆角和西红柿。总之是一些零活，有时候还不够给添乱的。小学好像极少有组织孩子一去多少天的那种学农劳动。
真正能触及北京孩子灵魂的学工和学农劳动，得到升入中学以后。
中学学工纪事
“五七指示”发表后，作为“兼学别样”的配套基地，北京的中学陆续开办了自己的企业，叫校办工厂。产品是一些并不复杂的商品，如80中生产电烙铁，35中生产汽车上的继电器，42中生产电铃，和平街一中生产一种输液用的医疗器械。这些工厂大多由以前的街道工厂转并而成，规模不大，有车间若干，在编人员不多。也有老师被下放到校办工厂的，我们初一学工时的一位女师傅，高一时成了我们的物理老师。校办工厂的工人，主要是分期分批来学工的本校学生。厂址有的在校内，有的在别处。当然，校办工厂只是学生学工的一个点，此外，每个学校还有若干规模不等的定点学工工厂。和我们学校挂钩的，是义利食品厂和北京锅炉厂。东郊的那些大型企业，如第一机床厂、金属结构厂、纺织厂等，也都是学工单位。
北京的中学，在六七十年代，一个年级大约十来个班。一般自初一下学期开始，有学工任务。按班轮，每班每年一次，一期一个月。学工时，在工厂换饭票，吃一顿饭。按工厂作息时间走，但三班倒的工厂，学生只上正常班。学工期间，除了劳动，一般要有一些介绍厂史之类的活动，有时候赶上工厂开批判会，学生也跟着听。倘初中加高中五年下来，学生要学四到五次工，即累计学工时间在一个学期上下。
中学生学工，总要留下不少故事，哪个学校哪个班都不例外。今天都成了同学再聚会时的一大“议题”。下面这些片段，就是近几年多次同学聚会时被倒腾出来的“学工纪事”，说起来还很有些那个年代的滋味。
1975年12月，我们班（北京42中初二一班）轮到去义利食品厂学工。这是一家1951年上海迁京的著名企业，厂址在广安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全厂有两千多工人，系当年的开放单位，产品出口。据说年年超产，我们12月1号去上班，生产的已经是1976年计划内的产品了。北京人都吃过出自这家工厂的面包、饼干、糖或别的点心。工厂两班倒，我们也跟着倒。早班7点上，下午2点下；午班2点上，晚上8点下。每天上班带着饭盒，在工厂吃一顿饭，伙食不错，红烧肉两毛，熘肉片一毛五，素菜几分钱。
我们工作的是巧克力车间，下面又分若干班组，如包糖、挂酱（在维夫饼干上包一层巧克力）等等。巧克力车间，顾名思义，产品就是巧克力。1975年，还是拿杂拌糖当回事的年代，我们却天天接触成缸的巧克力，闪都闪不开。大的小的，圆的扁的，果仁的奶牛的。最稀奇的，是一种白色巧克力，向所未见，据说此产品只供出口。初二学生和巧克力天天打交道，能出什么事情，是不难想到的。
要说没有偷吃过巧克力的，女生肯定有，男生就不敢说了，即使有，也不占多数。开始是偷着尝尝，分在包糖组的同学上班不久，有一回突然停电，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把糖送进了嘴里。后来变本加厉，下班前从盛巧克力的大铁桶里抓两把揣进裤兜，坐公共汽车回家时，能吃一路。有的同学开始还战战兢兢，那些进厂不久，大不了我们几岁的青工没少教坏，或示范，或开导，学生很少有搂得住的，不拿白不拿，否则也会落个假正经的骂名。其实几天下来，就吃腻了，加上天天闻食品厂的味，学工半程以后，见了巧克力就恶心的同学，大有人在。再后来，有个同学把事闹大了，顺了一袋奶粉，放在饭盒里，被老师发现，批判会一直开到回校，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老师后来说，那袋奶粉是食品厂的原料，尚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