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岁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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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五伦五常虽说君臣为首，又有说夫妇人伦之始，但最初的乃是朋友。历史的顺序，先朋友而后有夫妇，又有父子兄弟，最后才有君臣。说君臣为首是到了有君臣才齐备，五伦中君臣定位，其他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四伦亦得保障，一切制度都有依归了的意思。其实五伦是朋友一伦的演绎，五常是朋友一常的演绎。 朋友是最单纯的人与人相处，二人为仁，交游以义，仁即是亲，义即是敬，朋友有信并非契约式的信用，而是人与人的相亲相敬，便一切都靠得住了。其他四常则是这亲字敬字的层次。大学开头说“在亲民”即是这个亲字，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是亲的层次了。礼记开头说“毋不敬”即是这个敬字，而威仪三千则是敬的层次了。但亲的本质一样，敬的本质一样，并非父子才有亲，而亦说夫妇之亲，并非君臣才有敬，故说君臣有义，却是朋友兄弟亦可说朋友之义、兄弟之义。 而且并非亲归亲，敬归敬，诗赋里常有父子比君臣，君臣比夫妇，夫妇比朋友兄弟，此即亲与敬不可分，可分的只是层次。
西洋虽亦有五伦而无五常，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只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有感情亦只是爱，他们是爱而不亲，尊重人权而非敬，他们是从朋友一伦起就无亲无敬，当然更不能有亲与敬的层次了，所以他们的是契约社会，其平时的秩序与革命的动力皆惟能是阶级的了。中国则亲与敬的层层推广，亲有远近，敬分长幼，这亲疏尊卑即成了天下世界的顺序，故可以为乐，可以为礼，礼者大顺，故各得其所，乐者大和，故天下喜庆，皆出自朋友一伦的高扬。 太平时世五伦五常攸叙，朋友并不突出，但乱世君臣失位，父子无策，兄弟离散，夫妇对泣，剩下尚有办法的就只是朋友。从来民间起兵皆不靠政党组织或职业团体来发动，而是英雄豪杰来聚会，他们原皆朋友，一旦意气相投，便结为兄弟，如刘关张，或结为师生，如曾国藩与其部将，更或结为父子，如李克用与其部将，而异姓兄弟则尤其普遍。中国人见朋友称兄弟，同学称师兄师弟，此皆西洋所无，而自古如魏主曹丕，明主朱元璋，给臣下写信亦称足下称兄。旧小说里瓦冈寨豪杰，梁山泊好汉，皆是结为兄弟，其他征东征西、岳传、七剑十三侠里亦无不如此，虽然是小说，其实道著了中国的正史。明亡后郑成功反清，是有个天地会，天地会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世人为兄弟，靠了这结义兄弟他才能起兵的。其后太平军的亦是兄弟营、姊妹营。 太平军虽采用基督教，但其所谓天父实来自天地会的以天为父，而其天兄则是大龙头，当时帮会原有大龙头，亦即大哥。左宗棠征回，他拜了大龙头，兵队为了兄弟的义气才肯去这样远的地方，这件事 孙中山先生还特别提说过。 天地会至今南洋华侨仍靠它来团结，而 孙中山先生初起时在海外，是靠的与广东同乡及帮会中人称兄道弟，在美华侨的致公堂是洪帮。辛亥起义的革命党是同门会之转，而同门会是三点会之转，三点会又是天地会之转。孙先生的徒众虽名为革命党、国民党，其实仍是中国向来民间起义聚徒结党的党，当年革命党人要歃血为盟， 孙先生即和许多同胞都歃过血的，这完全是的为兄弟的老法。
义兄弟之转是师生，其后国民党人对 孙先生称先生，而侪辈之间则如师兄师弟的情分，这亦是曾国藩与其部将的那种老法。义兄弟与师生的长幼之序，再转便是父老子弟之亲情敬意，且通于君臣之义，连这次解放军初期，其下级对上级亦是子弟的顺从，比阶级纪律更高的德性。
项羽的兵是江东子弟，曾国藩的湘军是湖南子弟，又如晋时五胡乱华，宋时金兵南下，各地豪杰起义自保以待王师，诗里说“中原父老望旌旗”，这样的父老子弟的伦常团结，至今仍是惟一能够敌得过共产党的阶级队伍的深广力量。解放军当其尚在民间起兵的阶段时，同志间的细心体贴照顾，那种亲与敬即为俄国共产党人所没有，而且他们进了街坊村庄，见人都依照辈分，叫女的婶婶嫂嫂或大姊小妹妹，叫男的叔叔伯伯、阿哥阿弟，民间遂把他们当亲人看待，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句话，亦完全是中国的。毛泽东从经验知道，今后若有反共的民间起兵仍是这传统，所以他一作成政权之后即要彻底打击伦常，直摧毁到最基本的朋友之义，尤其要把帮会连根铲绝。 可是现在大陆反共游击队随起随灭，而广东方面的大天二仍以帮会兄弟的义气，独能存在而且活跃。 中国人何以朋友动不动要结拜兄弟，或虽不结拜，亦心里有如兄弟的情意，此即因朋友这一伦常是根蒂，随时都蕴蓄著要抽芽发条，演绎为其他四伦常之势。而中国的帮会即是靠义兄弟结成的。洪帮惟结拜兄弟，清帮更有结拜父子，与师生叔侄，几乎要发展到五伦五常之全了，所以清帮后来远比洪帮势力更大。历史上五伦五常摇动，要再建时，帮会便好比先来搭一座棚架，而因是再建伦常以再建天下世界的秩序，故民间起兵是起义，为了义气。
儒生自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又叹息历来开国英主多是流氓成事，其实他们不是流氓而是游侠。 刘邦曹操是有名的白相人派头，便是李世民亦不例外，刘备三国演义里说他这样老实，正史里却记他也是个爱歌舞车服狗马的任侠的人。游侠是对于制度与财物能有人的跌宕自喜。像现在的到处都是国家机关，条文都订死了，若稍稍出格，便一桩小事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办不通，每说有经有权，而在这样的法令制度之下是一权也不能权，人变得非常藐小，连对怎样的亲友也不能慷慨，可是游侠每每犯条，如阮藉为平原令，到任之日即命尽除县政府的垣壁，使内外相望，在天光云影里重新看见人了。刘邦听萧何一言即刻拜韩信为大将，便是他的人对于制度手续亦能游戏自在。
人的慷慨是要对制度法令手续能慷慨，又对财物能慷慨，上海白相人的凡事“闲话一句”，便在怎样的社会亦能悠闲得举重若轻，而有一言可以为定的人世大信。财物的事，孟子已说过“不以养人者贼人”，虽机器生产亦一样可以万物化成，品类流形，皆是人的风流，而现在这样国家雇佣体制下人人都成了薪给生活或工资生活者的小气贫薄，则不过是病态。 现代中国亦还是可以出来像刘邦那样的荡子，李世民那样的游冶郎，对制度对物能豁达大度，豪华喜乐，开出新的大汉大唐的天下世界。
中国从来举大事，皆不与儒生或今之政治学者政党学者相关，倒是王佐之才皆出自黄老与帮会。 孙中山先生当初就靠洪帮，北伐军初至上海时安定秩序靠清帮，乃至中日战争时汪精卫先生做和平运动之初，亦是靠清帮吴四宝夫妇在民间的力量，才打开上海的局面，否则警卫队首先不能成立，还有储备券也发行不到租界的。
中国的帮会原来一半儿是游侠，一半儿是莠民甚至群盗，但东汉光武起兵，初时是与赤眉铜马绿林相结的，岳飞的军队是靠收编杨么李成的寇众而成的，曾国藩的湘军亦是招降了大批太平军的。毛泽东起先在井岗山，亦是利用群盗，而其后解放军能如此声势浩大则靠招降了国府军。中国史上的群盗每每是民间豪杰，如瓦岗寨梁山泊，能遇到李世民那样的英主便成了开国功臣，遇到张叔夜那样的名将亦可以为疆场战士，而或则如方腊陈友谅，到底被消灭了，所以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历史便是这样铮铮的，岂如儒生或今之政治学者政党论者所设计！现在大陆的反共游击队，亦一半儿是义师，一半儿是群盗，将来反攻大陆时他们蜂起云涌，而且在上海等都市里洪帮清帮又要飞扬，从前是豪杰并起亡秦，今后亡共亦仍是豪杰并起，我们必要与之相结。 而且我们还要有度量能受降中共军，使之变成我们的军队。
不能受降，则无以为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而不与帮会甚至群盗相结，更自始即难展开，因从来举大事皆不是狷介者的数米而炊。但单单帮会兄弟与豪杰的游侠意气不算什么，却是还要能与一代的大事相结，且作成一代的典章制度，才开得新朝。 孙中山先生初时凭借帮会，但随后即组织了政党，还有他只身南下，竟能在广州开起大总统府大元帅府，是靠与西南军阀相结，但后来 孙先生就以改组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及广东省银行来代替了他们。毛泽东亦靠与群盗相结才能起兵，但不久即做到了号令一新，他这与 孙先生所做的，都是凭借现成力量而同时又是创造的。我们亦要如此，否则止于帮会团体与半义师半义盗的军队，到底不能有出息。
而且我们只要识得朋友游侠的结合于民间起兵，而能慷慨豪华，我们即自己来创造结义的团体，虽不假借帮会亦可，且从开始即来自己建设新军，而对于现成游击队则只是招来，不必是凭借。而及至击灭了中共，天下既定，五伦五常皆又再建，且有现代的典章制度之美，则连朋友游侠亦可以不再强调，而惟是人世的清明平正。
如此识得了中国转换朝代之际，动力在于朋友游侠的结合为民间起兵，以再建五伦五常，即不必更辛苦构想要在国共之外造作什么一个新党政党的话，若落实了，那只能是西洋的，于中国根本不宜，但若惟以之寄兴，则有 孙先生的国民党已经很可以了。而且亦不必标榜第三势力。
我们当然要尊奉国民政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沛公已入关，犹与项羽俱事义帝，光武不轻绝更始，曹操不自外于汉室，李世民起兵，不说反隋，李存勖庄宗，仍承唐统，曾国藩明明自己办的湘军，但他仍事事秉承清廷，他们都不说第三势力。日本德川家康于诸藩中为最强，而奉事织田氏、丰臣氏，到底是他开了三百年一统之局，他说“得天下以慈”，实深得黄老不敢为天下先之旨，而亦是君子之德，谦谦而日彰。国民政府有道，我们当然奉事，而即使无道，他亦还是有可以被我们奉事的。此是至仁，而亦是大智。
依常识来说，亦既要反共，而一面又与国民政府对立，到底是无益有害的。反攻大陆之时，虽然群雄并起，但国民政府只要能像抗战当年的活泼壮阔无私，即广大的战区与游击队皆可以是他的气象万千。而即使他不能这样，各地的民间起兵亦仍应与他保持关系，有不乐的事尽可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大丈夫行事要即取天下之全，总不可是割据。民主原是形势的东西，惟刻意要对立而又是无能之徒才怨恨害怕国民政府会不肯民主。
新朝的开启，要建基于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要继承清末以来太平军、湘军、辛亥起义、五四时代、北伐，抗战及解放军初期的好天气好情怀，要依循国民政府的制度，并且采用中共的人民政府的若干制度。
土地已经分过，工人店员雇农学徒得到了与雇主平等，这些都要承认，便是新婚姻法亦不算为错，不过我们要去了阶级斗争，而使之行于平人相见的亲与敬。还有知识分子的浮浪感情与纷纷理论皆被中共扫清，这亦是好的，不过我们不要他们服从主义，而要他们约于礼。 最成问题的一点，是中共的庞大政府机关与无数的人民组织，这种全体主义的统制虽为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要如此才能总动员社会的力量以赴事功，但亦还是可有更好的做法的。中国自汉唐以来政府的组织与行事至国民政府已一变，还有民间的组织与行事当然亦要变，但要以新的姿态做到像周礼里的朝野一体，如此即对于中共的政府及人民组织我们亦有要采用的。周礼里所记的“惟王建国”就像全体主义，且在产业方面还有点像共产主义，但它到底不是全体主义而是王道无外，不是统制而是约于礼，我们虽采用中共的有些办法，亦同样的事可以做了出来是不同的。
中国的不单是社会的秩序，而更是人世的条理，此即其平时是约于礼，而总动员起来亦不单靠组织的控制力，却更靠有一代的气象，这就也用得兵，也筑得长城，也开得运河了。中国的总动员是兴于乐，以大义号令得天下，以歌舞风动得四方。
在反共战争中，在击灭中共后，就是要有这样的新朝的气运，新朝的制度，有气运有制度即是能兴能赋。 反共战争因是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作一起的，有美国兵与日本兵来到中国，我们亦要有新朝的气运才能与他们相处得很好，事后请他们退出亦做得来手脚干净。 而且战后的产业建设，亦要有像民间起兵那样的好天气好情怀才行的。至于制度，那是不但对于中共的，连对于美国的我们亦要不存禁忌，而即景能赋。 中国这次遭遇共产党的灾难，的确有关生死，但亦是会过去的。我亡命时在温州中学教书，有个女生王爱娟作文写她的幼年：“家里的人都出去了，放我在楼上摇篮里睡著，忘记关窗子，吹著北风，等到母亲回来抱起我，已经脸都冻黑，不曾哭了，众人费了许多事才把我救活。及后长大，每逢家里人提起此事，我总觉得惭愧，我原来是个这样可笑的人！”
我改作文时把它看了两遍，如今想到这次遭受共产党的惊险，在中华民国亦不过是这样的可笑罢了。
中华民国经过共产党这一次，好比雨骤风狂三月暮，花都落尽，但等到雨霁风住了，亦泥土还是香的，杜鹃声里有漫漫远意，而随来的乃是四月五月初夏天气，绿叶成阴，枝上结子青青，打倒中共政权之后起来新朝的建设，亦可以是这样静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落日荒荒，苏俄已成古老的传说，西风残照里，有美国人说话经过，而我们则对于各色的人都要接之以礼。 中华民国要平等开向现代西方，而且在于世界可以形势自我而生。我们的雄图，要使西洋亦变好，惟须从亲处近处做起，与日本印度韩国携手，先使亚洲新生，但并非造作集团国家的对立。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天下，何况以亚洲，它当然可以成为天下的王畿。天下有道，是可以狮子与蝴蝶相嬉娱，而日月如金乌玉兔之静的。
编辑报告
文／朱天文
十六年前胡兰成先生应聘自日本回国，在华冈开课讲授“华学科学与哲学”。当时还在读高中大学的我们得以结识胡先生，忘年交，也称胡老师，也称胡爷爷。
次年五月胡先生出版“山河岁月”，彼时国内的空气和形势，因此删掉了“解放军兴废记”并改写“伐共建国”。书出后，不料引起数位文化人士笔伐，多以胡先生昔年曾任仕汪精卫政府的幕僚相责，竟至人身攻击而书终于遭禁。
隔年七月出版“今生今世”，删“渔樵闲话”一章计六万字，余或减裁或节饰处亦达三万字。众谤喧哗中胡先生离开华冈移居我家隔壁，埋头写书，完成“禅是一枝花”，将“碧岩录”禅宗的百则公案一一解明。后来我们成立三三书坊出版此书，隐去胡兰成真名，用李磬笔名登场。然胡先生终至不能容于国内，仍返侨居地，著书不辍，便延用李磬这个名字，陆续出版了“中国礼乐”、“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
民国七十年七月，胡先生正在写“日月并明──男有刚强女烈性”，是把从前一篇“女人论”重新铺衍再写，自女蜗写起，才要写到褒姒妲己，胡先生便过去了。
是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