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看金庸-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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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做“杂文”不像学术研究，不要讲究，讲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写了，随意点好，只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事上他不想认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对他认真。
　　在我们那个让王朔看起来绝对不美的“传统文化”里，曾有一个条目，　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内容，他们的说法叫做“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叫“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金规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美］斯威德勒：《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参见《东方》1995年第3期。）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上帝”，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上帝”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骂骂王朔，让你干急。
　　具体地说，王朔的小说里到底犯了些什么“臭”呢？
　　他写得不错的《浮出海面》、《动物凶猛》等作品问题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识分子高兴、也令我心头激赏不已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抠，也不是不能怀疑：那个叫着齐怀远的女人太“骚”，不大注意女同志的庄严形象，和那个男人马林生进入情况太快。做儿子的那位则显得太成熟了，思想、观念那么复杂，“智商”之高，辩才之胜，真不像个孩子，起码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来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我”方枪枪，有时就更不像个儿童啦——这孩子心理、智力发育太快，而且从小就痞里痞气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还老练百倍，金庸笔下的人物韦小宝在儿童时期也没有这副嘴脸。
　　何以见得这孩子早熟、发育太快？
　　比如，这个保育院的几岁小毛孩，对人们的“屁股”就曾发过这么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实啊……那么腼腆，不爱声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事：承担我们的重量，排泄我们的肮脏；从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那么一大块脂肪垫在下面，使我们身上有一处容许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儿都像给自己带着个沙发垫儿。……我对屁股充满歉意，觉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个多么善良忠厚又谦虚谨慎的好屁股。
　　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严严实实包裹在结实的布片里，或扁或鼓——这一定是好东西。（《看上去很美》，第57…58页。1999年4月。）
　　按理说，这种年龄的小毛孩思考问题达不到这样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孩子聪明得过了头，又特意补上一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屁股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给压在房子底下多活几天燃烧的能量”。
　　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现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速度感”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速度感”（所谓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象力丰富，人物像运动场上的裁判，一出来就是满场上跑，一刻闲不住的。）呢，它们“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
　　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批驳。可是不彻底批倒王朔的这些谬论，未来的作家也许会像王朔一样，误以为写文章、玩语言真的不必读书，只要在大街上转转，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来、信手胡写。
　　所以，我这个从不说教的人，只好硬了头皮“说教”一次，负起让王朔们极力反感的“教化民众的大任”，扯个蛋出来，并且“非要把蛋扯个大原则出来”，叫他“最恶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责难道仅在于对汉语言要有点贡献？没贡献就不行？作家贡献的大小应以他们在语言上的成绩来排定？

　　这样刨根追问下去，远古那些发明汉语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发明第一个字的人，就成了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说广东话的香港发展事业，他可能用过这两地的方言，写文章却不然。我没见过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话写作，其他人同样；去国外以后，他们当然更不会用方言写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话、广东话，也不是王朔所谓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继承了明清小说的精致的白话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过，他的文字是经多年努力炼出来的。
　　那份清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和幽默，活着的大陆文人谁与比肩？
　　我看难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几个，一是老舍，一是钱钟书，一是林语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为什么？
　　不读书嘛。
　　况且，语言不过是人类抒写性灵、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语言，越不需要你对它们有什么新的发明，而在于你如何将它们码得好看。在这方面王朔是过关的，金庸至少没比他做得差。
　　所以，仅就语言的“工具性”论金庸、王朔二者的优劣，我们说他们各有所长，但语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层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达到认识、交流或娱乐之目的。
　　从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俨然一个在地，一个在天！
　　金庸是讲是非、明事理的人，博古通今，读他的书我们能够正面性地提高自身对于历史、人性、社会、文化的悟性，增强进取、奋争的信心与勇气，心头总是燃烧着一点理想的光火，它温暖我们的灵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难的人间世，活得更像个顶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给我们什么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荒原，是纷乱无序，是茫然无解，是为无聊而无聊的“幽默”、调侃，是玩“笑”丧志，是反理性、无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处身的现世环境再无其他的狭隘的小天地！
　　这样的天才也就成了“负面”性的！
　　学过数学的人全明白，二维空间的数轴分正、负两极，正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大，负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小。如果说从认识价值来看，金庸是“正极”意义上的天才的话，那么王朔就是“负极”意义上的天才，后者的天才越是充分发扬，距离人类的正确方向越远——这就是王朔们值得批评的意义所在！
　　当然，金庸并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发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为公共性资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认知价值，清理谬误，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评家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我也已经对他和他的作品做过了批评，发表了，同时收进自己的书里去了，这里就没必要把它们再说一次。
　　至于金庸小说里的“宣扬”暴力、滥杀无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谁能将它们当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告诫道：不必过于推崇武侠，武侠只是小说的一种；年轻人要严肃紧张，个人风格不能像《笑傲江湖》里的主人公令狐冲，一味追求“潇洒”，因为学生将来要服务社会。“小学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但最好不要看。因为武侠小说是浪漫派的书，不真实。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记》。韦小宝太坏了。”　（《文学报》1999年12月。）
　　所以，金庸小说的阅读对象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灵上的成熟，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将这一点拿出来说，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确能迷惑许多青少年，其时他们各方面都没有成型，悟性不到，认识偏颇，性情动摇不定，可以也经常把想象的世界当成了真实的人生，去反对秩序、反抗社会，有破坏而无建设。
　　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女生，看过电视剧《鹿鼎记》以后，对韦小宝崇拜不已，声称自己想嫁给这个“坏蛋”。
　　这是受者的问题——受者的不足不能成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虑的只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读者像自己一样，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起码对于金庸来说是这样。
　　如果面面俱到，什么层次的阅读、观看对象都得考虑，那我们的作家，将写不出一个字！
　　因而，苛求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个作家，许多时候行不通。现实的实然，不可以推定做想象的当然、应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许多小说何尝不是如此？
　　他的小说就“真”吗？“过脑子”吗？
　　在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终定位在娱乐上，王朔有时给知识分子骂急了，也会装正经，写一点不那么商业化的东西，意在说明，不是我王朔写不出，正经的我能写，就是不屑，就是想装坏，和你们知识分子捣蛋。
　　他允许自己胡来，对于金庸的远不是胡来的创作，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从一个嬉皮笑脸的“痞子”，呱嗒一声，将脸帘子落下，刹那间变作了正经，站到我们“知识分子”这边，俨然成了个最大的“知识分子”，担起批评别人、教化大众的责任了！

　　我不是说王朔不该批评，而是说你不搞批评则罢，搞批评就要定下标准，划个道儿出来，一视同仁，不要左手拿着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给别人一个闷棍，右手伸出去微笑着和人家套近乎，让人觉得王朔“真诚”，王朔打了人，虽然没什么道理，但就是左手痒痒，别人得谅解，既不要计较，也不要还击，还要知道给一棍子心里头是疼你。不疼你，我平白无故为什么打你？痒痒了怎不打别人，单单只打你？
　　有了对于王朔的这些认识后，我另外得交代的就是，我所说的金庸、王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也是从成年人的欣赏角度说的，否则这个分判得就不太严格。
　　需要说的是：王朔的这些文章其“缺陷”、荒唐是极其明显的。既然这样，它们又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地出来呢？难道我们的编辑、我们的出版社像王朔一样无知又无畏？出来以后它们还这样出人意外地畅销，这说明了什么？
　　进而，为什么我们这块土地上只热中于进行无根无据的“酷评”？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只流行一些名流们时髦的胡说？难道我们真已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非得坏出个水平、档次来，大家一齐迷住了才罢？
　　仔细思索，我发现这一切的背后，是“钱”这个使鬼推磨的东西在作怪。
　　为了它，我们希望来一点轰动和胡说；为了它我们也可以闭了眼听任这些名流的妄说；为了它我们还应该把所有宣传媒介调动起来，对这些胡说、妄说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引来一批又一批的听众。
　　而这块土壤上的听众，不少是傻呵呵的，整日做着名流梦、金钱梦的，它最不宜生长的是理性、良知、道德、热爱等等，这样，才有了那么多的造谣、信谣者。
　　这是我扯出来的一个“蛋”，王朔尔等以为如何？
　　不论在这件事上王朔是如何想的，对于他的许多畅销小说，我觉得王朔自己大概早已作过评价了。
　　他在《我是你爸爸》中有一段可以拿来对其总评一下：那些“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它。但这里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编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对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作者给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给。至多是很吝啬地流露一点实感，其余都是矫情……布娃娃再漂亮也没有一个丑孩子嘴里的那口热乎气儿……”（《王朔自选集》第303页。）
　　王朔给我们做的“布娃娃”包括《一点正经没有》、《痴人》、《千万别把我当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最为致命的是，从总体看，王朔小说内容、情节、人物、性格、对话上的“重复”、单一败坏了我们的口味，少数几篇做得不错的小说，其可读性因此受到影响。
　　在那里，人物的世界何等狭窄，人物的心态何等相似，满世界都是些游子、“痞子”，而所有的“正经人”全被这种游子、痞子们耍了。当它们单篇出现时，尚不明显，只有全部摆在我们眼前时，这单调才一下子变得那样突出。
　　这就是说，在王朔那里，再“好”的人，不知不觉都会带点痞性，他为知识分子所做的那篇小说《我是你爸爸》中，人物也没能逃开这种痞子味。那个做爸爸的马林生，对于来他书店买书的年轻女孩子的“勾引”等，就流露出这样的意味。
　　难道不如此小说就不好卖？并不尽然。
　　我想，主要是因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别有限，他是大院里的公子哥儿，对于这样的院子，我知道它仿佛就是“世外桃园”，很能把一个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点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对历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观花，造成了他阅历与思想方式上的狭隘、偏执；老红卫兵血统未作根本清除，进一步养成了他那种似乎满不在乎，实际上是北京小人物谋生时玩的小智慧、小伎俩之心性——但凡批别人之前，他总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时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是很在乎的，进而，它向我们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识深处并无什么宽容，他更不解现代意义上的“宽容”究为何物；后来生计上的不易又把他抛进严酷的纷争里，商人之本性日益显赫，当“作家”也是奔着钱财去的。
　　所有这一切混和起来，又使王朔对于物欲过分“贪婪”，不能养成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当面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时，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华谈到他的时候所说的，“挺真诚”（《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结果赤条条上阵，丑态百出、丢人现眼得那样理直气壮，把其他“小丑”全给比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王朔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趣味、意识，若是硬性地给他划一个“阶级”成分，不妨称之为“资产阶级”——王朔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据王朔自己讲，“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