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孙子〉:兵以诈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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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不相识，战争总是相互学习。近代的我们，其实是学生。
　　《孙子》传入欧洲，年代比较晚，是18世纪，拿破仑战争前。
　　《孙子》的第一个译本是法文本。他是由一位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委托，替法国调查中国的诡诈之术，带有情报性质。这个传教士，汉名叫钱德明（P。Josephus　Maria　Amiot）。他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1793年在北京去世。外国传教士，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是葬在车公庄的栅栏墓地，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是葬在正福寺。正福寺的墓地，现已荡然无存，我去原址寻访，只看到一块半截的残碑，扔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都拉到五塔寺，现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钱德明的墓碑也在那里。
　　钱德明的译本，是《武经七书》全译，不光译《孙子兵法》。1772年，钱德明的译本在巴黎出版。这一年，拿破仑3岁。钱德明死的那一年，拿破仑24岁。他在钱德明的家乡土伦打了一仗，以战功晋升准将。
　　1804年，拿破仑在法国称帝。从此，是拿破仑战争的时代。1806年10月13日，法军攻入普鲁士的耶拿。当天，黑格尔正在城里，刚好写完他的名山之作，《精神现象学》。法国兵闯进他的家，他拿好酒好菜招待他们，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只好揣上自己的手稿躲到耶拿大学副校长的家里。他给朋友写信说，我看见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是当时的英雄。贝多芬写《英雄交响曲》，本来就是献给他。
　　当时，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后来欧洲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随奥普斯特亲王参加奥尔施塔特会战，当了拿破仑的俘虏。在柏林的普鲁士王宫，拿破仑居高临下，接见了他们。他说，我始终渴望和平，不知道普鲁士为什么要向我宣战。这句话，让克劳塞维茨刻骨铭心。后来，他说，“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我们都知道，列宁特别欣赏这句话。拿破仑是“革命的皇帝”，他风卷残云，征服欧洲，除全民皆兵，采用新军制，战法也完全不同。如：用轻装步兵，快速挺进，露营，就地补充，因粮于敌；用纵队突前，散兵殿后，避开对方的火力，而以机动性能更好、火力更强的大炮，轰击对方的密集横队；擅长使用预备队，特别是他的近卫军。克劳塞维茨之所以成为日后的大理论家，和他作为败军之将，受了很大刺激有关。这个刺激是什么，就是拿破仑的“兵不厌诈”。还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虽12岁从军，却非一般的武夫。他喜欢席勒和歌德，跟康德主义者基瑟韦特学过哲学，文史哲方面，都有很高修养。有人说，他的风格更像黑格尔。他不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参加过一些实战，但没有亲自指挥过重大战役），但好学深思，喜欢随军观察，喜欢事后总结，喜欢和最杰出的军人交换看法。他认真分析过130多个战例，有点类似电视上那种评球或讲棋的人，讲起来头头是道。真正的武人，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写兵书，写出来也未必精彩。写兵书，克劳塞维茨这样的人，最合适。
　　西方，战略文化不发达，“古代作战艺术的基础是战术和战役”，他们是拿史书和战例当兵书，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舍事言理的兵书，古希腊、古罗马没有，中世纪也没有，“19世纪的早期，产生了职业军队和拿破仑式战役，才形成现代战略的原则”；克劳塞维茨出，把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战例加以总结，写了《战争论》，欧洲才有了具备战略水平的兵法。《战争论》是西方最著名的兵法，最有哲理的兵法，和《孙子》相似。产生背景也差不多：兵不厌诈加哲学气氛。
　　还有一部兵法，也值得一提，就是瑞士人若米尼（或译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刘聪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若米尼也参加过耶拿战役，不过，他不是与拿破仑为敌，而是拿破仑的手下，后来服务于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
　　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他们的书，对西方影响很大。恩格斯和列宁，对他们的评价也极高，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特别是他的整体战略，还有他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六年前，有本书，叫《超限战》，很轰动。此书一出，让美国和日本大惊小怪，说它是鼓吹恐怖主义，不择手段。其实，“对敌人的全部疆域、财富和民众实施打击”，不受任何限制，这正是克劳塞维茨主张的总体战。当然，后来的德国军事家对他的强调，恰恰是其追求暴力无限的倾向。利德尔·哈特认为，他们是读偏了。
　　他俩是欧洲的孙、吴。
　　中国的孙、吴之术，背景是贵族传统大崩溃，兵不厌诈。齐人多诈，适合搞兵法。他们的学术也发达。战国中期，齐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孙子》长于思辩，不是偶然的。两千年前的中国和两千年后的欧洲，时空遥隔，仍有一比。
　　拿破仑是失败的英雄。前些年，我在巴黎街头看海报，海报上的“大众英雄”，有格瓦拉，也有拿破仑（在《红与黑》中，他是于连崇拜的偶像）。他是一代名将，但没有读过《孙子》。拿破仑读《孙子》是我们自欺欺人的神话。虽然《孙子》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前，《战争论》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后，可《孙子》不但没和拿破仑见过面，也没和《战争论》的作者见过面。克劳塞维茨的书，是经老毛奇的宣传才出名，1900年后，才广为人知。《孙子》在西方的流传情况也差不多。
　　1900年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和俄国是对手，但很多德国人都不读《战争论》，真正重视克劳塞维茨的，反而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攻入苏联，在苏联的图书馆里，到处都能看到克劳塞维茨的书。德国的军人很后悔。
　　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都曾为俄国效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提到过当时在俄国的克劳塞维茨。翻译《孙子》，俄国也比较早，仅次于法国。
　　他们的兵书，都是拿破仑战争的产物。拿破仑本人不写，有人替他写。
　　我这样讲，是想提个醒。我们有兵法，人家也有兵法，彼此彼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部好兵法，人家就是我们的徒弟。
　　（六）向鬼子学习
　　战争，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老师打学生，学生打老师，是常有的事。列强的道理，挨打的就是学生，打人的就是老师。鲁迅说，我们应放弃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就是讲这个道理。
　　中国近代，是一部挨打的历史，打我们的，都是老师。八国联军是八个老师，我们谁都学，不是一点一滴学，而是从武器、装备到制度、训练，全面学，彻底学。全盘西化，军事最明显。
　　最近出版的《剑桥战争史》说，西方战争方式是支配全球的军事传统：不管是进步或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称著（零案：应是“著称”之误）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国家，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这种主导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来是值得认真地考察和分析的。

作者讲得很清楚，日本是好学生，我们不够格。
　　日本是先下手者为强，我们是后下手者遭殃。
　　打人的是好学生，被打的不够格。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不同，主要在这里。但中国从未拒绝学西方。别的不学，也得先学这个。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大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挨打比挨饿还要紧。典型表达，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根打狗棍”。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大家到中国军事博物馆看一下，就一清二楚。我国的军队，从军装到武器，时代特征很明显，所有列强，我们是转着圈地学。只是学得不好，还没学到足以打别人的地步，列强也绝不让你学到这一步。战前，日本军校，老师打学生，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是家常便饭。我们就是低年级学生，老师打完，还得挨高班同学的揍。
　　日本也是我们的老师，至少是半个老师。
　　日本打中国，一直说是救我们，把我们从白鬼子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是我们的大救星。这种又打又救，我们听不懂，但西方听得懂。
　　日本的选择，是先打谁，后打谁。苏、美、中国，首先该打的，当然是中国。打苏联，打美国，他们倒了霉。但中国是软柿子，日本扶同盟会，扶张作霖，扶满洲国，甚至宣传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全是为了打中国。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是战胜国，但胜得不硬气，列强（包括日本）还是不把我们当回事。
　　我们的选择，是挨谁打，而不是不挨打。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蒋介石的伐交，派人游说德国，游说意大利，游说美国，都是为了不挨打或少挨打。
　　加入先进才能不挨打，才能打别人，是日本的国际主义。
　　我先进，你落后，先进该打落后，是日本的民族主义。
　　两者并不矛盾，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西方的战争方式，第一是到外国打仗，用武力为商业开道，传播文化，传播宗教；第二是重实力，重武器，依赖金钱和技术；第三是重视制度和训练。
　　日本比我们学得好。
　　我们的传统是战略守势，尚谋轻技，尚谋轻力，花拳绣腿的东西比较多。
　　西方的传统是解毒剂。
　　（七）《孙子兵法》和全盘西化
　　我们学西方，首先是学洋枪洋炮。枪炮本来是我们的发明，但我们反过来跟他们学。佛郎机炮是葡萄牙炮，红夷大炮是荷兰炮，都是明代就学。克虏伯大炮是德国炮，清代也早就引进。袁世凯，北洋军阀，都是欧洲打扮。北洋新军、北洋海军，还有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学西方。中国近现代，有三大陆军军校，武备学堂、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武备学堂，李鸿章奏设；保定军校，蒋方震是校长；黄埔学校，蒋介石是校长，哪个不学外国？十年内战时期，红军的顾问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只是个工人。国民党，请的也是德国人，前后五个顾问，都是德国将军。第一位是德国退休的陆军总长，最后一位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蒋介石喜欢德国，佩服希特勒。德国需要中国的钨，也重视中德关系。中德断交，是没办法。当年，孔祥熙游说希特勒，无功而返；宋美龄游说美国，撒泪而还。蒋介石以为，只要上海打起来，列强就会来帮中国，他是打错了算盘，谁都不肯施以援手，美国还向日本卖武器。他们都认为，日本最有资格代表亚洲，还能抑制苏俄。当时，法肯豪森将军想留下来，帮中国抗战，德国不同意；他说，那我就加入中国国籍，以个人身份留下来，德国也不答应，只好回国。我的好朋友，罗泰教授，就是出自同一家族。北伐，南北军人都是大檐帽；十年内战，红军，八角帽（列宁帽），模仿苏联；白军，戴德国钢盔（淞沪抗战也是戴德国钢盔）。抗战，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帽子都是“好兵帅克”式，滇缅抗战，先戴英式钢盔，后戴美式钢盔。二次大战后，国民党军是美式装备。解放后，解放军换苏式装备。
　　光是一顶帽子、一个钢盔，就能反映历史变化。
　　这是中国的西化。
　　（八）《孙子兵法》与现代中国
　　中国玩命学西方，《孙子兵法》往哪儿摆？这是大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西化大潮，汹涌澎湃，大家顾不上。西化常见，中国的宝贝先搁一边，权当点缀。保古复古，只能缓图之。
　　有人说，传统文化搞得好，现代化才能搞得好，比如日本，就是榜样。这是说反了。事实上，他们是摆脱西化压力早，故能保古复古。西方也是如此。我们的毛病，是体用老理不顺。
　　民元以来，研究《孙子》，有一点书，比如蒋方震，比如陆达节。蒋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浙江海宁人，钱学森的老丈人。他是清朝派往日本学军事的留学生，曾获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还在德国当过见习军官。清末，他在盛京（沈阳）当禁卫军管带和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在赵尔巽手下做事。民国，当过保定军校的第一任校长，去世前还出掌陆军大学，在北洋系的军界很有名，在国民党的军界也很有名，死后追赠为上将，是个三朝元老。他的书，原来叫《孙子新释》，曾刊载于梁启超办的《庸言》杂志第5号（1914年），后与刘邦骥合作，参合旧注，合编为《孙子浅说》（1915年）。此书是民国新作的第一部。陆达节，海南文昌人，抗战期间，在重庆军训部军学编译处供事。他对中国古代的兵书做过调查研究，写出《孙子兵法书目汇编》（重庆：军训部军学编绎处，1939年）和《孙子考》（重庆：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这两本书，对文献整理有贡献，我读《孙子》，最初就是利用他的书。解放后，陆达节编过《毛泽东选集》索引。还有一本书，钱基博的《（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时也读过。这本书很厚，它旁征博引，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新战史例”讲中国旧典，很有意思。钱基博，就是钱钟书的爸爸。他的书，蒋方震的书，都拿《战争论》和《孙子》做比较，可以代表新风气。这种书有一批，但《孙子》的地位，不能同从前比，不能同西洋兵学比。
　　（九）毛泽东与《孙子兵法》
　　《孙子》很重要，放在世界军事文化中，地位很突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声音太小，引起重视，还是在冷战时期。
　　《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格里菲斯的译本，前面有个序，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写的。这个序言，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译文的题目是我加上去的，叫《回到孙子》。
　　哈特说，《孙子》写得好，在西方，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以跟它相比，但《孙子》更聪明，更深刻。《孙子》比《战争论》早两千多年，但比《战争论》更年轻，不像后者，强调暴力无限，显得更有节制。如果早读《孙子》，两次大战，不会那么惨。他说，他是1927年从邓肯将军的信中知道《孙子》的。1942年，有个蒋介石的学生多次登门。这位军官说，您的书，福勒将军的书，在中国的军事院校是必读书。他就问，那《孙子》呢？这位军官说，虽然《孙子》仍是经典，但多数军官认为，在机械武器的时代，根本不值一读。哈特告诉他，不，正是现在，我们才应“回到孙子”。这篇译文的题目就是这么加上去的。
　　在哈特的序言中，我们注意到，他说“回到《孙子》”，和毛泽东有关。格里菲斯翻译《孙子》之前曾编译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文章。哈特说，正是在核武器时代，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孙子》，需要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哈特的话，我爱听，但不至忘乎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