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补偿-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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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理解。不过，他心肌纤维变性的程度如何呢？”
斯潘塞查看着他的记录，后来回答说：“中度。”
“您知不知道他没有症状？”
斯潘塞耸了耸肩膀。“许多人都没有症状。可是，病变却是存在的。”
艾略特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胡髭。“那么，假如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他将来得心脏病的可能性有多大？”
“噢，我认为应该非常大。不过，我不是给人看病的，你别忘记这一点。”
“忘不了。他能活多少年？”
“这我就不能妄言了。”
“可以理解。”
艾略特看看手表，俯身拿起自己的公文包，故作认真地把斯潘塞的报告和他自己的记录放在里面摆好。“好的，占用了您的时间，谢谢您，医生。”
他走到门口，转身问道：“哦，还有，您提取组织标本没有？”
“当然提了。那是标准做法。”
“是心脏的？”
艾略特高兴地听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我们有冷冻库。”
“好的。我们可能需要它们。再次向您表示谢意。”
艾略待开车离开医院大楼以后，发现自己的双手把方向盘抓得死死的。他低头一看，指关节都发白了。于是，他放松了下来，回想与斯潘塞见面的情况。这位医生显然帮不了什么忙，不过也不会带来什么危害。
现在，艾略特必须找到一名专家来作证，而且越快越好。只有那样，他才能赶在公众忘却这件事情之前以充足的理由要求法院立案。
一周以后，艾略特来到首都西尔顿饭店，敲响一间套房的房门。他深深地吸气以后，看见了出来开门的乔治·波拉德医生。“请进，罗思先生，”波拉德说，“我还要继续开会，只有20分钟时间。”波拉德说罢，指了指窗户下小桌旁的椅子。他面目清瘦，几乎给人憔悴的感觉，留着灰色短发，一张脸只剩下皮包骨头。
波拉德在艾略特的对面坐下，然后戴上眼镜，拿过一份卷宗打开。艾略特看着这位医生先读了封面上有关克兰德尔案件的情况，然后是里边装的东西。
他看完以后问艾略特：“我忘了——是谁介绍你来的？”
“查理·格拉瑟。您为他的案子在华盛顿市作过几次证。”
波拉德是费城附近一家小社区医院的急诊室主任，可是却用大量时间在全国各地为医疗事故案件的原告作证。当然，他在法庭上总是说，他收入的大部分为行医所得。
原告律师们认为，有必要利用波拉德这样的人来对付那些“被告的娼妓”——那些不顾事实真相为当地医护人员作证的医生。艾略特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不过，他实际上持无所谓的态度。他需要一名专家，而波拉德可以充当这一角色。
波拉德再次翻阅解剖报告，然后指着一页记事簿上的文字说：“当然，我记得曾经看到过有关克兰德尔部长的新闻。”他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件使人感到悲伤的案子。我认为，那家医院的医生没有作出正确的诊断。”
“你指的是中暑？还是心脏病？”
“高温综合症。他的症状介于轻度虚脱——又叫中暑衰弱——和中暑虚脱之间，无法确切地判定。”
“那么，他的体温只是稍微偏高又怎么解释？”
波拉德微微一扬头。“嗯，我反复查对了那一点。近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即使患者没有发烧，也可以作出中暑的诊断。当然，他们无法知道病人的心脏不好，而那正好说明为什么一开始就应该作出正确诊断。如果没有高温综合症导致的循环性虚脱，他的心脏就不会承受如此大的负担，对不对？”他用力地敲打着病历。
艾略特完全赞同他的说法，可是却想试一试这个家伙到底有多大能耐。他说：“让我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提问。是否作出高温综合症的诊断可能无关紧要吧？”
波拉德满脸惊讶。“怎么会呢？”
“听着，对中暑虚脱的正确治疗方法是恢复病人的液体平衡——那一点在治疗休克时已经做到了。”
波拉德思考了一阵，然后说道：“他们输液的分量不够，只是起到缓解而不是治疗作用。”
艾略特心里叫道，太妙了。
波拉德继续查阅病历，接着补了一句：“还有——他们给他用了碳酸氢盐！”
“那是心脏复苏术的常规药品，对吧？”
“对，不过那却是治疗高温综合症的禁忌药品，用后只会使病情恶化。”他耸了耸肩膀。“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他低头看了一下手表，“抱歉，我得回去开会了。剩下的细节改日再谈。”
艾略特点到了问题的关键：“不过，你能否从医学的角度比较肯定地说明，这个病例的处理方法违反了治疗常规？”
波拉德把头靠在椅背上。“是的，我看可以。”
“那么，关于病人的死因呢？你能否说明那是造成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波拉德笑了。“噢，看看你们这些律师是多么喜欢直接原因。关于这一点我得进一步研究他的病史，不过，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我能够加以说明。”
“太好了，大夫，”艾略特接着说，“那么，我可以把你列为原告方面的专家证人吗？”
“可以。”
艾略特本想轻松地舒一口气，可是它到了嘴边又被咽了下去。“非常感谢，”他说，“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你的书面报告？”
“嗯，首先，你得使我的证词符合现在的情况。”他咳了一声。“因为是急件，恐怕得收你双倍费用。”他查看了一下记录说，“一共是5000美元。”
艾略特心里一怔。有什么办法，格拉瑟提醒过他，波拉德收费昂贵。他从公文包里掏出办公用支票本，逐项填写后，推到波拉德面前。
波拉德故作高雅，连手也没有伸一下。“谢谢，”他说，“我会把同意协助调查取证和出庭作证的文件送给你的。”他毫无热情地笑了笑。
“好的，就这样。”艾略特站起来，与波拉德握手以后离开房问。一进了走廊，他便伸手去摸裤子的后兜，发现自己的钱包居然还在。
第二个星期一，艾略特从最高法院大楼出来，心里的感觉和9月下旬的天气一样，暖融融的，十分舒坦。他嘴里吹着口哨，走过售报机，到了明媚的阳光下。他的公文包里装着一份刚刚盖上立案日戳的诉讼文件：原告琳达·L．克兰德尔，贾斯廷·W．克兰德尔的遗产继承人；被告首都大学医院和卡伦·M．穆尔医生。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发现西蒙正等着他。西蒙拿出一张粉红色纸条在他眼前一晃。
“头奖！”
“什么？”
“看看这张纸条吧！”
艾略特有些不耐烦，顺手抓过纸条一看，原来是《华盛顿邮报》的法庭记者库尔特·托马斯写的便条：“想谈谈关于克兰德尔案件的情况。”
艾略特在接待处坐下。“动作真快。”
西蒙笑得咧大了嘴。“法庭的书记员们总是将能吸引人的案件的情况捅给那帮记者们。一旦《邮报》感兴趣，电视台就会紧跟着来的。”
“对啊。不过，我什么也不能说。”
西蒙说：“胡说。有许多可以讲的东西，而且不会泄露任何秘密。听着，‘我们确信，克兰德尔部长死于医疗事故。’只要让你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你的面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就行了。”
“大概应该让你去讲。”
“噢，不。你的面子比我的大。”
艾略特笑着说：“对呀，我应该知道怎么做，经常看，已经会了。”
“对啊！”西蒙高举手臂，五个指头分开。艾略特笑着与他击掌。
这是一个好开端——非常好的开端。
这位矮个子非常有礼貌。
“劳驾，”他对总服务台的希拉说，“您能否告诉我穆尔医生在哪里？”
希拉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后立刻意识到，他不是医院的人。他穿着一件肮脏的原色战壕雨衣，那张面孔使人难以注目。他的手里提着一只破旧的维尼纶手提箱。
“您是——”
“约翰逊，吉姆·约翰逊。”
“和她预约过吗？”
他犹豫片刻后答道：“是的。”
希拉点了点头。“请在接待处等一等，让我找找她。”
约翰逊先生欲言又止，好像改变了主意，顺从地转身坐下。
穆尔医生说，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吉姆·约翰逊这个名字，根本谈不上什么预约。而且，她没有时间来应酬，问希拉能不能打发他走？希拉对穆尔医生的反应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这天晚上，首都大学医院急诊室里忙作一团。
卡伦直到最近都喜欢这种忙碌而紧张的倒班工作方式。在急诊室工作对医生来说具有很大的刺激性：前一分钟你还在不慌不忙地为病人包扎受伤的踝部，突然手推车嘭的一声冲了进来，你又得立刻抢救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但是，自从克兰德尔死后，急诊室里熟悉的日常工作好像处处暗布陷阱。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并不能使她消除对治疗中发生不测事件的担心。最使她感到痛苦的是她内心里反复出现的自责——她当时可以挽救克兰德尔的生命吗？
她甚至觉得母亲的判断是正确的，自己不适合从事急诊医疗工作。
然而，今天晚上，就在今天晚上，卡伦又找回了原来的和谐节奏。到了下班的时候，她觉得自信、平静、胜任、愉快。今天的晚班十分忙碌，急诊室外救护车警灯的红光透过窗户映照进来，病人们呻吟不断，房间里充满消毒剂的气味，护士们不停地低声讲话。她检查病人，作出诊断，缝合伤口，这使她内心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时，就像往常一样，她的工作戛然而止。伊拉·夏皮罗来接替从6点开始的早班。卡伦向他简要地介绍了留在急诊室里的病人的情况，接着到自己的贮藏柜前更换衣服，然后向停车场走去。
她走到离自己那辆丰田车几英尺远的地方，面前突然冒出了一个人影。他身材矮小，穿着一件雨衣。
卡伦往后退了几步一看：那个人手里提着一个箱子——企图施暴强奸的人一般不提箱子。
“是穆尔医生吗？”他彬彬有礼地问。
“是的。”卡伦答道，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那人点了点头说：“这是给您的。”他低着头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沓纸递给她。她不假思索地伸手接了过来。
那人笑着说一声“对不起了”，随即转身离去。
她望着他的背影远去，然后走到附近墙边的一盏灯下，动手翻阅那一叠纸。上面的一页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写着：“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传票。”传票下面是一份长达9页的《医疗事故起诉书》。
卡伦呆呆地站在潮湿的停车场上，看着上面写着“起诉理由之一，起诉理由之二，起诉理由之三，关于事实与主张的陈述”。她迷惑不解地看着这些文字，最后一页上的“2000万美元”这几个字赫然映入她的眼帘。
她精神恍惚，双手反复翻着那些文件，而目光却不在上面。最后，她拖着脚步进了汽车，然后插进钥匙，开动了汽车。她的脑海中没有出现回家的念头。
6
卡伦走进帕尔默、海泽、瓦尔福特和辛普森合办的法律事务所，心里回想起找人顶替自己在急诊室的工作是多么容易。弗拉格勒医生一听到“要和律师见面”的消息，立刻重新安排了急诊室的工作。
她心里想，下次如果需要请一个下午的假时一定得记住这点。只要使自己成为索赔金额为2000万美元案子的被告就行了。
卡伦被人领到一间装饰着木板的会议室，在一张舒服的椅子上坐下。在船型会议桌的对面坐着保险公司为她请的律师蒂莫西·弗拉纳根。弗拉纳根的旁边是他的助手，一位名叫比尔·伊顿的年轻人。
弗拉纳根身材高大肥胖，下垂的大肚子几乎要挣断那根名牌腰带，胖胖的面孔总是透着红色。卡伦估计他大概有55岁左有，不过实际年龄可能会相差10岁。
卡伦的旁边坐着保险公司的代表比尔·麦克拉伦，以及医院负责风险责任的官员亨利·安托万。她和安托万见过一次面——几天之前他找她取走了一份案件的卷宗。
自从她那天在医院停车场遇到递送传票的人以后，一切都变了。她难受极了，觉得自己舒适的小天地将不复存在。她过去的11年一直是按部就班地度过的：读大学，上医学院，然后在急诊室担任住院实习医生。她曾经确信自己不用担心失业，不用担心经济来源，不用担心出现困扰着普通人的其他种种问题。现在，过去拥有的那种安全感已经不复存在，这对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最糟糕的是刊登在她接到传票次日上午《华盛顿邮报》头版上的报道：“陆军部长的家属指控首都医院治疗不当”。各地方台和几大电视网的新闻节目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而且克兰德尔夫人的律师艾略特·罗思也在当天电视的《晚间热线》中露面。那次节目的主题是“急诊室里的种族歧视”。
至少，心中的愤怒没有使卡伦意志消沉。她正等着律师们发表高见，看看他们如何反击原告提出的指控。
弗拉纳根的开场白显得轻松愉快：“各位都有咖啡了？好的。”他低头看着文件。“我看了病历、解剖报告和那次事故的档案，哦，当然还有原告的起诉书。我还没有进行有关的医学研究，不过从我所知的情况来看，我们在医学方面是站得住脚的。”他盯着卡伦的眼睛。“不过，这将是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我希望让你明白这一点。”
卡伦的心里一紧，清了清嗓子以后说：“不过，我已经将案子的情况报告了系里、医生审查委员会以及其他几个机构。他们一致认为，别的医生在那种情况之下也会作出同样的诊断。”
每个人都笑了起来，似乎她的话听起来很滑稽。过了片刻，弗拉纳根说：“听我说，你的意见和我们要研究的事情对不上号。”
卡伦直截了当地问：“你认为他们都是错的吗？”
“不，不，当然不。”弗拉纳根看来火了。“仅仅是因为那和治疗失当案毫无关系。”他用钢笔敲击着桌面。“在我打输的官司中，就有我确信病人不仅得到了妥当的、而且是当时最好的治疗的例子。而在我打赢的官司中，不乏医生像屠夫一样对待病人，应该逮捕法办的情况。”他叹了一口气。“你瞧，对治疗失当案件的审理和医院查房不一样，不会从学术角度来探讨应该如何治疗，如何进行鉴别性诊断，或者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它是审判，而那些作决定的人是一帮外行，根本不懂证词中那些深奥的医学知识。”
麦克拉伦附和道：“他说的是对的，穆尔医生。毫无疑问，原告至少会找来一名急诊医生作证，说明你治疗失当——也就是那些律师们所谓的‘偏离了常规的治疗’。”
“这样的话，那名医生是在撒谎。”卡伦毫不客气地说，她的温文尔雅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弗拉纳根抬起手。“有可能，不过我们都会犯错误，知道吗？”
她不甘示弱，两眼盯着弗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