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侦探路-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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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父母为此也经常争吵。那年爷爷卖掉了收获的高粱，加上积攒的钱给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子。后来，爷爷和奶奶干脆也从四方台老家搬到了城里。这样，父亲拉脚所挣的钱，等于是养活了两家人。
50年代，父亲在沈阳城小北边门拉脚的时候我才三四岁。那时只要天气好，父亲拿着鞭子一说走，我就会嚷着闹着要跟父亲去。妈那时又怀了我弟弟，对我也顾不过来。而父亲则让我坐在马车沿板上靠近他，赶车就走。中午饿了，父亲就给我买上两个杠子头和一碗豆腐脑吃，困了，就让我躺在他怀中睡一觉。
我8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到沈河区令闻二校上学读书。那时候学校抓得不紧，作业也不多，家长由于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因此，放学之后和星期天，我和般般大的孩子基本上都处于没说没管的放羊状态。
我敢说我打小就具备组织和领导能力，并颇具谋略。当时我家居住在惠工街的山东堡，那里和我上下差不了几岁的孩子每条巷子都有十多个，我们这条巷子的孩子无论是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只要我招呼一声，他们都会响应。慢慢的，我们以巷为界，形成了孩子帮。有一次，我们帮里有一个男孩儿被别的巷子的孩子给打了，他被打后不是去找自己的父母，而是找到了我，我一听就叫了几个帮里的小伙伴，埋伏在巷子口，堵住欺负他的那个小男孩儿就打，直打得他跪地求饶才算罢手。事后，为了感谢我们几个小伙伴的仗义相助，找我帮他打架的那个小男孩儿还从家里偷出了一瓶酒。有了酒，我们都回家取了个小饭碗，然后分别用别针将手指肚扎出点血滴在酒碗里，模仿着江湖好汉的样子，歃血为盟。此后，除了上学以外，我们这帮小伙伴几乎是整天在一起玩耍。有的时候，我把小伙伴们分成两伙，用废纸包上土当做炮弹对攻，常常打得满脸满身全是脏土，整个小巷乌烟瘴气。
开篇：脱下警服当侦探（2）
十来岁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干的另一件淘气事就是扒火车。那时候，我家的房后就是火车道，又恰好是火车刚刚出站的转弯处，每有火车通过，行进的速度就会放慢，每当经过的货物列车放慢速度时，我们几个身手敏捷的同伴就快速爬上去：火车拉煤，我们就往下扒煤；火车拉水果，我们就往下扔水果，扔了一阵，待火车转过弯去加速之前我们就会飞身跳下，然后和在下边接应的小伙伴们一起收拾战利品，由我给他们每人分得一份之后各回各家。我领着小伙伴们在外边淘气干坏事，父亲知道的不多，后来我的二弟和三弟也加入了我的队伍，这才引起了父亲的关注。
我父亲是个讲究家教的人，但他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而决不是老祖宗孟夫子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每当我领着两个弟弟出去淘气回来，父亲就会命令我们站成一排，然后让我们伸出手来，他用竹板子逐个地打我们的手板。有一次，父亲知道了我带头扒火车的事，气得把我吊在了房梁上一顿暴打，直到呵护我的姑妈来和他拼命他才把我从房梁上放了下来。父亲对我们管教得很严格，但他除了叫我们别淘气，别惹祸之外，并没提出什么太具体的要求；倒是妈妈常常苦口婆心地谆谆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遇事要多动脑子，将来也好有些出息。也正是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才对学习十分用心，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60年代初，父亲的车马已拼入城里的交通运输联社。那时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病，家中的担子便落在了母亲的身子。一边要给父亲治病，一边又要养育六七个孩子，逼得实在没有招了，妈妈便带上我和我的两个姐姐，春天到郊外去挖野菜，秋天就拉着带车子（人力车）去郊区蔬菜地里捡菜帮子卖，以此艰难度日。后来，母亲看有人从沈阳往黑龙江偏远山区倒药有利可图，就到药店买了一些止痛片等常用药，带上我乘火车闯入了黑龙江偏远的乡村和山区，除了挣了一些钱之外，还换回了一些苞米面。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妈妈当年所具有的商品意识和敢于闯出去的勇气，我父亲的病无钱医治不说，我们这个八口之家也很难顺利地度过那三年大灾之年。但母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父亲的身体刚一康复，母亲就得了肺心病和气管炎，从此，每到冬季，妈就要在医院住上二到三个月。
父母相继生病，使我们几个当儿女的一下子就长大了许多，家里的活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都抢着干。在学习方面，我也更加勤奋努力，并争取到了每月7元钱的二级奖学金。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把领到的7元钱奖学金亲手交给妈妈的时候，妈妈含着眼泪对我说：“刚儿，妈不要你钱。这钱你除了用在学习上，剩余的你就买点东西吃吧！咱家困难，妈顾不过来你们。”我知道妈的心思，妈是看我的身体正在一天天瘦弱，她想让我自己买点吃的补养补养，可我对吃的并不太在乎，除了买些学习用品外，剩余的钱都让我用去看了电影。不知为什么，我小的时候特别迷恋电影，若是让我看电影，哪怕是让我不吃不喝都行。除了看电影之外，当年我的另一大爱好就是看书。这两大爱好也使我养成了少年时代的两大恶习，一个是：一见着自己喜欢的书没有钱去租阅就会想方设法悄悄的装进书包。另一个是：没有钱时为了能看上电影，常常从电影院的围墙上跳过去混到里边，有时为了多看一场，常常躲到厕所里去躲避清场，待到重新入场才悄悄的溜出来。但不管这样做对与不对，看书和看电影确确实实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快乐，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儿子的童年，似乎比我的童年更快乐，除看书看电影之外，他还有写字、画画、踢足球的快乐。可是他死了，死神碾碎了他所有的快乐，也带走了我所有的期望……
看到我仍然沉浸在丧子的痛苦之中，家人都想尽办法让我开心，朋友和同事们也都经常劝慰我，让我振作起来。来自方方面面的劝慰中，一位好朋友的话真正的打动了我。他说：“广刚，你怎么能消沉下去呢？在你儿子心目中，你是一个坚强的父亲，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因此，就算是为了你儿子，你也要振作起来，干一番事业！……”
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男子汉。我的经历虽不及许多英雄人物那般曲折，生活的锤炼也给予了我足够的坚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刚好16岁，在沈阳市第17中学念初中二年级。这年秋天，看到一些初三的学生都纷纷组织起来出去进行什么革命大串联，我的心也活了。我私下联系了8名同学，找学校开了一张介绍信，告别流着泪水的母亲，我们高高兴兴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对其他8名同学来说，这次串联是第一次出远门，大家还都是孩子，谁都没有主意，一上了火车就都有点懵了。可对我来说却完全不同，我曾跟母亲去过黑龙江，对出远门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于是我给同学们打气，为他们描述我想象中北京天安门的样子和被毛主席接见的喜悦，就这样，在以后的几天里，同学们都把我当成了主心骨，一遇到什么事都让我拿主意。现在看来，当年我比同学们优越的不是我的聪明，而是我的勇气和自信，其实，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一个人有了勇气和自信，就能赢得别人的信任。
开篇：脱下警服当侦探（3）
这次串联，我们9名同学是于国庆节前夕到的北京，而在国庆节的当天就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不过，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之后，惊喜之余，我们又都产生了一种遗憾，那就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我们一个个眼含热泪不说，又都离得很远，因此看得十分模糊，这时有个同学用激将法将我说：“广刚，听说今天晚上毛主席还会出来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你能不能想出个办法，领着我们再见一次毛主席？”我说：“没问题。”大话出口，同学们都有些不信。他们问：“我们怎么进去？”这时我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头午在路上捡的纠察队的胸签对他们说：“就凭这个，到时候我打头，你们排成一排整齐地跟在我的后边就行。”话虽这么说，可到底行不行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我的这套是从电影《侦察兵》中学来的。
不过还好，当我把纠察队的胸签别在了胸前领着8名同学一路向天安门进发的时候，竟然畅行无阻。我们逐个分会场观看了一会儿节目，很快就来到了金水桥前，到金水桥边呆了一会儿，就见人群开始沸腾，有人说毛主席来了！我们几个很自然地就站在了第一排，这次我们看得非常真切，毛主席高大伟岸，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情不自禁泪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我们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本，手臂都摇得有些酸麻了。有两个同学连鞋子都踩丢了。可我们的感觉竟然是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回到接待站之后，同学们更是对我刮目相看。
在北京过完国庆节之后，我们又乘车去了武汉。武汉是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地方，老人家在诗词中描绘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情景，令我们十分向往。可到了武汉之后，就有五名同学开始想家便说什么也不走了，第二天他们乘火车返回了沈阳。剩下我和史世祥等四名同学，我们所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像毛主席那样去畅游长江。俗话说，在家怕鬼，出门怕水，来到长江边上，我们几个就被一望无边波涛滚滚的长江给吓傻了。大家一个个你让我先下，我让你先下的谁也不敢先下水。最后，我说：“咱们四个手拉手儿一起下水，连这点勇敢劲都没有还叫什么毛主席的红卫兵，将来怎么去解放全人类？”大家听我这么一说，便二话不说，把衣服脱掉就手拉手往长江里走下去。谁知，刚进入水中，脚下一滑，四双拉紧的手就全都松开了，江水一下子就没到了我的脖根儿我试着往里游了几下，一个浪头打来，我喝了两口老汤子，感到天旋地转的就转过身来往岸上游，凭着小河塘子里炼就的“打狗刨”的工夫，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回到了岸上。我用手抹了一把脸，定了定神往水中一看，水中一个人也没有，我心想，这下可惨了，他们几个八成是被淹了，我刚想喊救命，转过身去一看，另外三名同学正在岸上看着我乐呢！原来下到水中松开手以后，他们三个就争先恐后地游上岸了。这事现在让我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可笑。
在武汉玩了几天，我们又去了上海。当年去上海的人非常多，我们仅4个人的队伍却在下车的时候挤丢了两个，最后只剩下我和史世祥了。那时所有来串联的同学都是奔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来的，而我更向往的是电影制片厂，因为我是个电影迷。不过，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的海燕、天马）之后，我所看到的除了大字报以外还是大字报，连个电影演员的影儿也没见着，真是遗憾。在上海玩了几天之后，史世祥也因为想家返回了沈阳。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就拿着介绍信去革命大串联接待站借了点钱，然后就乘火车去了广州、湖南、长沙和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我一个人又串联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令我眼界大开不说，还真正使我经受了锻炼。我现在也一直以为，我这喜欢独往独来的性格，与一个人串联时的阅历是分不开的。
串联回来之后，学校和社会上开始闹起了派性，造反的造反，夺权的夺权，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值得庆幸的是，我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所谓革命行动都没有参与，这倒不是说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在我外出串联的这几个月里，整天挂念着我的母亲，她的病情是否又加重了？回家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家护理母亲，并尽量多干一些家务活以示补偿。
记得一天家里的灯泡都坏了，室内一片漆黑，母亲有病躺在冰冷的炕上。当时的灯泡凭票购买，无奈我带着两个弟弟来到街上，我让三弟爬上电线杆去拧下灯泡，我和二弟一个放哨，一个接灯泡。我们贪婪的一连拧下几个路灯的灯泡，顿时马路一溜黑暗！就在三弟还没从电线杆上下来的时候，我们被巡逻的民兵小分队包围了……
文革时期人民物质生活的贫穷使我们永生难忘。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里又把我们找了回去说是要复课闹革命，结果，书没念几天，就于1968年8月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给卷到了盘锦地区台安县新开河公社鹿泡子村。
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认为自己当年刚下乡时的心情是兴奋和喜悦的，高呼着革命口号告别城市和母校，来到农村受到贫下中农敲锣打鼓的欢迎；就像大串联时的心情一样刺激而又新鲜。那个时代，我们都把毛泽东主席的话尊之为最高指示，都认为毛主席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毛主席的红卫兵，又怎么能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呢？可这事如果用现在人的眼光看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一是一个小小的初中生根本就算不上是有知识，二是我们当年大多都不满18周岁，严格地说还算不得是真正的青年，所以把我们称做：“知识青年”就是不算是“假冒伪劣”，至少也算是“以次充好”。但那个年代就是“假、大、空”的年代。我们幼稚的心不但从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好，反倒以为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开篇：脱下警服当侦探（4）
那年头有两句特别流行的口号，一句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另一句叫“扎根家村干革命，志在全球一片红。”现在看来，这些口号真是坑国害民的大话。想想看，四十年前，世界上有不少同我们国力差不多的国家。正是由于抓住了人才的培养，二、三十年后就使自己的国家步入了世界强国之列。而我们当年却把最有希望使国家强盛的一代人赶到了穷乡僻壤，这是一代人的政治大流放。放弃了文化学习，从事着一种近乎原始的劳动，也就是说人家在前进，我们却在倒退，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和他们拉大距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记得我和同学们刚到农村的时候，对一切都感到是那么新鲜和好奇。可呆上一段时间，就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当年的农村有三级政权：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生产小队是最基层的劳动组织和核算单位。那个时候的生产队一般设置两名队长，一名政治队长，一名生产队长。政治队长是一把手，按分工主抓全面。可实际上是除了开会就是抓阶级斗争。当年毛主席曾说过一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抓革命促生产”的话，还说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一来，政治队长便有活干了，在他眼里，凡是不合他心意的事和不与他一心的人，他都会用“阶级斗争”这个“纲”来衡量，似乎地里的一草一苗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我的房东顾春阳大爷是主抓生产的队长，在队里算是二把手，顾大爷庄稼活样样都拿得起来放得下，可称得上是老庄稼把式，在社员们心中有很高的威信。顾大爷性格刚直，办事务实，因此他和政治队长那套似乎有些格格不入。我也打心眼里赞成顾大爷，和顾大爷接触多了， 自然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下乡的第二年冬天，我当时正在辽河大堤上出民工，这时顾大爷亲自从生产队赶到工地找到我说：“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