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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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伦萨商人波蒂纳里和塔尼的，本港在布鲁日。一四七三年四月，但泽市的首领兼
海盗保罗·贝内克和马丁·巴德维克在泽兰沿岸斯劳伊斯港外巡航时，虏获了这艘
大帆船。抢占以后，船长、军官和为数甚众的水手都被他们杀尽。船和船上的货物
被弄到但泽。出自画家梅姆林＇注＇之手的一张可折叠的画《最后的审判》和一个金
制洗礼盘——这都是受佛罗伦萨人塔尼的委托，为佛罗伦萨某教堂制作的——成了
圣马利亚教堂的陈列品。据我所知，《最后的审判》今天仍使波兰的天主教徒得以
一饱眼福。至于那具船头雕饰，战后就下落不明了。在我那个时候，它可是保存在
航海博物馆里的。
　　　　一尊绿色的木雕女像，裸体，丰满，举起双臂，懒洋洋地叉起十指，果敢地挺
着乳房，凹陷的琥珀色眼睛直视前方。这个女人，这件船头雕饰，带来了不幸。它
是商人波蒂纳里委托一个制作船头雕饰出名的雕刻匠所刻，模特儿是同波蒂纳里亲
近的一个佛兰芒姑娘。这件绿色雕像刚挂到大帆船的第一斜桅下面，那个姑娘就因
施巫术而受到审讯——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烧死她之前，审问了她，她
把自己的保护人、那个佛罗伦萨商人牵连了进去，连那个在当地拿她当模特儿的雕
刻匠也未能幸免。据说，波蒂纳里由于害怕火刑，上吊死了。那个雕刻匠则被他们
砍去了灵巧的双手。这样一来，他今后就没法再拿女巫做船头雕饰了。当审讯还在
布鲁日进行，又由于波蒂纳里是个富商而引起轰动的时候，那艘安上船头雕饰的大
帆船已经落到了保罗·贝内克为首的海盗手里。二老板塔尼先生在海盗的长柄战斧
下一命呜呼。下一个受害者轮到了保罗·贝内克。没过几年，他失去了故乡显贵们
的恩宠，在塔楼院子里被溺毙了。贝内克死后，那条船把这件雕饰安在船头，没过
多久，船还未出港，就着起火来，火势蔓延到别的船上，统统烧成灰烬，只剩下那
件不怕火的船头雕饰。尽管如此，由于它那迷人的造型，在船主中始终不乏爱慕者。
可是，这个女人刚被安到船头，原先非常安分的水手们突然哗变，人员因此大减。
一五二二年，但泽舰队在天资甚高的埃贝哈德·费贝尔率领下远征丹麦无果，导致
费贝尔倒台和市内爆发流血起义。历史书上虽然谈到宗教争端——一五三二年新教
牧师黑格，带领一群圣像破坏者冲击了七所教区教堂——但我们还是要把这场影响
深远的灾祸归咎于那个船头雕饰，因为它安在费贝尔所乘船只的船头上。
　　　　五十年以后，斯特凡·巴托里＇注＇徒劳地围困但泽，奥利瓦修道院院长卡斯帕
尔·耶施克在忏悔布道时，归罪于这个邪恶的女人。但泽人把她当做礼品送给了这
位波兰国王，他把她带回军营，并听取了她所出的坏主意。至于这个木制女人对于
瑞典人远征但泽，以及对于长期监禁埃吉迪乌斯·施特劳赫博士究竟起过多大影响，
就不得而知了。施特劳赫博士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他暗中勾结瑞典人，并主张焚毁
那个不知怎么一来又返回但泽的绿色女人。据一种含糊的传说称，一个从西里西亚
逃亡来的诗人，名叫奥皮茨，在但泽避难数年，他死时还年轻，因为他在一个仓库
里找到了这个毁坏了的雕像，便呕心沥血地作诗赞美它。
　　　　直到十八世纪末，波兰被瓜分的时候，用武力强占但泽的普鲁士人才发布一项
普鲁士王国的命令，禁止“木雕像尼俄柏”。这是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上提到它的名
字，并且立刻把它搬进或者不如说监禁到那座塔楼里。保罗·贝内克就是被人溺死
在这座塔楼的庭院里的，而我也是在它的走廊里初次成功地试验了我的歌声的远程
效果。面对人类想像力的高级产品——刑具，它老老实实地度过了整个十九世纪。
　　　　当我于一九三二年攀登塔楼并用我的声音对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施行打击时，
尼俄柏——俗称“绿色小姑娘”或“绿姑娘”——被人从塔楼的刑讯室里搬走已有
多年了。真是感谢上帝，要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对那座拟古典主义建筑所施的打击
能不能成功。
　　　　一个从外地迁来的、无知的博物馆馆长把尼俄柏从控制她任意发泄怨恨的刑讯
室里搬了出来，并在自由邦建立以后，又把她搬进新设的航海博物馆里。过不多久，
这位过分热心的馆长在钉一块小木牌时不慎弄破手指，血液中毒，不幸亡故。小木
牌上写道，上方陈列的是一具船头雕饰，名叫尼俄柏。他的后任，通晓但泽的历史，
小心谨慎，又想把尼俄柏弄走。他打算把这个危险的木刻姑娘送给吕贝克市，恰恰
由于吕贝克人没有接受这件礼品，这座特拉弗河畔的小城市连同它的砖砌教堂，虽
经日后战争期间的轰炸，损失却微乎其微。
　　　　因此，尼俄柏或“绿姑娘”便留在航海博物馆里，在建馆以来的短短十四年间，
造成以下数起死亡事件：两名馆长——不包括那位小心谨慎的，他已经要求调离—
—一个年岁较大的神甫倒毙在她的脚下，一名工业大学学生和两名刚幸运地通过考
试的圣彼得中学毕业生自杀，还有四个可靠的博物馆管理员（其中三人已婚）死于
非命。
　　　　所有这些死者，包括那个工业大学学生在内，在被人发现时都容光焕发，胸口
插着只有在航海博物馆里才有的利器，诸如水手短刀、夺船铁钩、鱼叉、黄金海岸
的细镂矛头、制帆匠用的钢针等；只有最后一个中学毕业生，是先用自己口袋里的
小刀，后用圆规，因为在他死前不久，博物馆里的全部利器不是用铁链锁着，就是
放在玻璃柜里。
　　　　虽说谋杀案侦缉委员会的刑警们声称，死者可悲，均系自杀，但是但泽市内谣
言顿起，各家报纸也应声重复，说什么这些都是“绿姑娘亲手干的”。人们当真怀
疑尼俄柏弄死了这些活生生的成年与未成年男子。到处议论纷纷，报纸专辟一栏，
供市民就尼俄柏案件自由发表意见。但泽市政当局说，搞迷信已不合时宜，又说，
在未证明确实发生了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不考虑匆忙采取行动。
　　　　因此，这块绿木头仍旧是航海博物馆的珍藏品，而奥利瓦的区博物馆、设在屠
夫巷的市博物馆以及阿图斯宫＇注＇的管理处，都拒绝接受这个使男人发疯的东西。
　　　　博物馆管理人员短缺。拒绝关注这个木雕少女的还不仅是这些人。参观者也不
走进陈列这个琥珀色眼睛的女人的大厅。有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复兴式样的窗户后
面静悄悄的，唯有从窗户里透过来一点光线，从侧面照射在那个完全照真人仿制的
雕像身上。尘土积存。清洁女工也不再来打扫。摄影记者们也一样，他们一度纠缠
不休，后来，其中一人在给这个船头雕饰拍照后不久死去，虽然是自然死亡，可是
他的同事们却把他的死同给尼俄柏摄影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不再向自由邦、波
兰、德国甚至法国的报刊提供这个杀人雕像的照片，并且把自己档案里的尼俄柏照
片销毁。他们只替来往但泽的形形色色的总统、总理和流亡国王摄影，靠给飞禽展
览、全国党代会、汽车比赛和春天的洪水拍照谋生。
　　　　情况就是如此，而这时，不愿再当侍者也不想进海关的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却
穿上了博物馆管理员的鼠灰色制服，坐到那个老百姓称之为“绿姑娘闺房”的大厅
门口的皮椅子上。
　　　　赫伯特上班的第一天，我跟着他一直走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电车站。我实
在替他担心。
　　　　“回家去，小奥斯卡。我可不能带你去呀！”可是我仍旧背着鼓，拿着鼓棒，
站在我的大朋友面前，缠住他不放。于是他说：“好吧，我带你到高门，你就乘车
回去，你可要听话呀！”到了高门，我还是不愿乘五路电车回去。赫伯特只好带我
走进圣灵巷，他又想到了博物馆的台阶上把我打发走。结果，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
口气，在售票处买了一张儿童票。虽说我已经十四岁，应该买全票，不过他们才不
管呢！
　　　　我们过了安静而愉快的一天。没有人来参观，也没有人来检查。有时我敲半个
钟头鼓，有时赫伯特睡上半个钟头。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凝视前方，挺起两个乳房，
朝着一个目标，那可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注意她。“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类型。”赫伯特不屑地一挥手说，“你瞧瞧，这一道道的肥肉，瞧她的双下巴。”
　　　　赫伯特脑袋一歪，开始冥想：“瞧她的后背，像一个家庭用的小衣柜。赫伯特
更喜欢苗条的女人，像小娃娃似的小巧的娘儿们。”
　　　　我倾听着赫伯特详详细细地描述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瞧着他用铁铲似
的大手比划出一个窈窕的女性身材来。多少年来，直到今天，他所描绘的，即使用
护士服遮掩起来，也始终是我理想中的妇女形象。
　　　　我们在博物馆的第三天，就大胆地离开了门旁的皮椅子。我们借口打扫卫生—
—这个厅也确实脏透了——擦去尘土，扫掉天花板橡木镶板上的蜘蛛网，使这个地
方焕然一新，真正成为“绿姑娘的闺房”，一边走近那个在阳光照耀下投射阴影的
绿色木雕人像。要说尼俄柏完全引不起我们的热情，情况倒也不是这样。她体态丰
满，却不臃肿，只是过分突出自己那种美了。我们观赏她，但并不用那些贪婪地想
把她据为己有者的目光，而是用鉴赏家客观精明、仔细琢磨的眼睛。赫伯特和我好
似两个美学家，既为抽象的美所陶醉，又头脑清醒冷静，用目测法研究这个女性身
材的比例。尼俄柏除去大腿稍短而外，身长正好相当于头的八倍，完全符合古典的
理想尺度标准；髓部、肩部、胸腔的宽度，则合乎荷兰的标准而不是希腊的标准。
　　　　赫伯特翘起拇指说：“我觉得她要是躺在床上就显得过于主动。赫伯特在奥拉
和新航道见识过的角斗可多了。我要女人可不是为了同她摔跤。”赫伯特可是吃够
苦头的。“如果她是柳条细腰，一碰就会折断的话，别人就得当心。这样的姑娘，
赫伯特倒不反对。”
　　　　如果非把问题说穿的话，我们自然也不是不喜欢尼俄柏和她的摔跤运动员的体
型。赫伯特当然知道，在裸体和半裸的女人身上他喜欢或不喜欢的被动性和主动性
问题，并非体态苗条优美的女人才有，而不算苗条也不算胖的和体态丰满的女人就
没有；有的很温柔的姑娘，一躺下来就不太平；而像柏油桶那样的女人，反倒像内
陆的死水，一点也不流动。我们是故意简化，把全部问题缩减为两项，并根据原则
侮辱尼俄柏，而且越来越不留情。于是，赫伯特把我抱了起来，让我用鼓棒敲这个
女人的乳房，直到从蛀虫洞——由于喷了防蛀药水，因此蛀虫无法容身，可是蛀虫
洞仍然不计其数——落下一团团可笑的木屑云。我敲的时候，我们盯着她那双琥珀
眼睛。它们不眨也不动，没有流泪，更不用说泪水盈眶了。她也没有像威胁似的把
眼睛眯成一条缝，流露出仇恨来。那双磨光的、与其说是淡红色不如说是淡黄色的
琥珀眼珠，反映着这个展览厅里的全部陈设和部分被阳光照射的窗户，尽管是凸面
体成像所产生的畸变。琥珀是骗人的，谁不知道呢！我们也懂得这种被抬高为装饰
品的木胶的骗人手腕。然而我们坚持以呆板的男人的方式把女人身上的一切划分为
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并以这种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来解释尼俄柏明显的冷漠无情。
我们感到自己很安全。赫伯特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把一枚钉子敲进了她的膝盖骨
里。他每敲一下，我的膝盖就感到一阵疼痛，而她却连眉毛都不动一动。在这个丰
满的绿色木雕像的眼前，我们胡闹了好一阵子。赫伯特穿上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大
衣，把一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戴上了与大衣配套的海军上将帽。我则穿上一件红
背心，戴上垂到肩背的假发，扮作海军上将的小听差。我们玩特拉法尔加海战＇注＇，
炮轰哥本哈根，在阿布基尔歼灭拿破仑的舰队＇注＇，绕过这个或那个海角，装扮成
历史人物，随后又装扮成当代人物。我们在尼俄柏的眼前玩着，在这个按照一个荷
兰女巫的身材制作的船头雕饰的面前。我们认为，她要么同意我们这样胡闹，要么
根本就是视而不见。
　　　　今天我才知道，样样东西都在看，没有一样不被它们看在眼里，连壁毯的记忆
力都比人强。那不是敬爱的、无所不见的上帝。一把厨房的椅子，一个挂衣架，一
个半满的烟灰缸，以及名叫尼俄柏的女人的木雕像，今天都可以当见证人，对我们
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在航海博物馆里工作了十四天或者更长一些
时间。赫伯特送我一面鼓，并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带回两次周薪，外加危险津贴。博
物馆星期一闭馆。第三周的星期二，售票处不卖给我儿童票，拒绝我入内。赫伯特
问是什么原因。售票处那个男人虽说愁眉苦脸，但还算友好。他告诉我们说，有人
上了呈文，要求不准幼儿入内。这个孩子的父亲不同意。如果我留在售票处等候，
他本人并不反对，不过他有公务在身，又是个鳏夫，没有工夫照管我。但要让我进
展览厅，进“绿姑娘的闺房”，那可是不行的，因为没人对我负责。
　　　　赫伯特已经想让步了，我就推他，逼他。于是，他一方面说，售票员讲得有道
理，另一方面说我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吉祥的人，是他的保护天使，还说，
儿童的天真无邪能对他起保护作用。总而言之，赫伯特已经同售票员差不多交上朋
友了，并获得他的允许带我进博物馆，不过，如售票员所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就这样，我拉着我那位大朋友的手，登上装饰华丽的、不断刷新油漆的回形楼
梯，到了尼俄柏所在的三层楼。上午静悄悄地过去了，下午更加静悄悄。她半闭着
眼睛，坐在有黄色饰钉的皮面椅子上。我蹲在她的脚边。鼓也无声地待着。我们瞧
着纵帆船、三桅炮舰、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五桅炮舰、西班牙大帆船、单桅小帆
船、海岸帆船以及快速帆船，这些船全都悬挂在天花板橡木镶板下等待着刮起顺风
来。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同它们一道守候着清风的到来，对这绿色闺房里寂
静无风感到害怕。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害怕那里无风，只是为了不去瞧尼俄
柏，不为她而感到害怕。要是我们能听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就好了。那就证明蛀虫
正慢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往这块绿木头里面钻进去并把它蛀空。那样，尼俄柏就
要朽坏了。但是，我们听不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博物馆的保管员给这个木头身体
上了防虫药，使她永远不会朽坏。因此，我们唯一的解脱的办法，便是瞧着那些船
只的模型，守候着刮起扬帆的风来。我们要这种花招来摆脱对尼俄柏的恐惧。我们
硬是不瞧她，使劲地忘掉她的存在。如果不是午后的太阳光正好照射在她的左眼上，
使琥珀发出光亮的话，我们还真能把她忘了呢。
　　　　不过，琥珀发光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非常熟悉航海博物馆三层楼每到下
午阳光是怎样移动的。当阳光照射到缘饰或纵帆船上时，我们便知道这时是几点钟
或者将敲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