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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波谢洪尼耶遗风 作者:谢德林-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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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维里采夫家的庄园里变得比较清静了。家奴也罢,农民也罢,他们细心地听着有关乌丽塔案件审理各个阶段的传闻,但只是默默地听着,忍受着新的压迫,不出一句怨言。他们大概已经体会到,如果老在长官面前碍眼,就只能使自己落个捣乱分子的恶名,授人以为类似的暴虐行为辩护的口实。

  过了四、五年,案子终于了结,而且了结得十分出人意外。由于意见的分歧和行政机关的人事变迁,案子由一级审理机夫转到另一级,一直转到大理院。本省的终审法院决定将萨维里采夫训诫一番,着令他往后小心行事,但大理院对此案另有看法。彼得堡下来的批示是:查退役上尉萨维里采夫辱没贵族门第,着即剥夺其官衡与贵族称号,发配边疆,终身服兵役。本判决不得上诉。

  不消说,县府当局立即表现出特别关心的姿态。他们没有立刻执行这个判决,却私下关照被告,给了他谋求转圄的时间。

  萨维里采夫和妻子整整商量了一夜,考虑他该怎样办。兵营生活的远景,象一个张着大口的无底深渊,使他丧魂失魄,惶恐万分。士兵的生涯和他自己在士兵身上的所作所为,历历如在眼前。一想到这些,他不禁象树叶似的索索发抖。

  夹鞭刑,夹鞭刑,夹鞭刑……被司务长打成残废,被任何一个下级军官打成残废,被连长打成残废。作过了头,挨打;作得不够,挨打,这是规矩。此外还有:随着大批的犯人,挎着口袋,由解差押往西伯利亚某城堡去的漫漫长途……而且,也许还要戴上镣铐!不,他没有力量去过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快四十了;由于经常酗酒,他的身体几乎已经垮了——他哪里受得了这个罪?而最可怕的是在那些新的弟兄们当中,可能有亲眼见过他从前虐待士兵的人——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不,不,……还不如自杀的好。

  但是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诡计多端,她巧妙地利用了他的绝望的处境。

  “你来装死吧!”她这样劝他,颤抖的声音居然装出亲热的口气。

  他困惑莫解地望望她,本能地哆嗦了一下。

  “干吗望我!你装做死了——不就完啦!”她重说了一遍。“我们给警察一点好处,弄一口空棺材去葬掉——这样,你就可以不声不响地活下来,而且待在你的狗鱼湾。家务事我来管。”

  “我的庄地怎么办呢?”

  “庄地只好跟它永别啦。田契得换上我的名字……”

  他惶恐地看着她,苦苦地思索着。

  “你这是在要我的命!”他终于说道。

  “这是什么话!你是不是想起了过去的事?我的朋友,我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是我的丈夫;我们是明媒正娶的结发夫妻……你对我有罪,有很大的罪——这是确实的;但是最近这些时候,谢天谢地,我们过得很和睦……你没有为难我,我也没为难你……我不是让你典押了燕麦村吗?……啊?你忘了吗?今后就这样过下去吧。往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只要我吩咐一声,事情就办妥了。好吧,好吧,赶快考虑一下吧!”

  “你是在要我的命,要我的命!”他无意识地连连地说道。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而且也没有旁的出路了。第二天清早,夫妻俩到最近的一个城市去,迅速办完过户换契的手续,狗鱼湾从此永远成了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私产。回家后,黑夜刚刚降临,人们便把尼古拉·阿布拉米奇送往他从前的庄园去了。

  事也凑巧,就在这个时候,老家奴波塔普·马特维耶夫死了,因此,那口棺材并没有让它空着。人们把波塔普装进给老爷预备的棺材,请来区里的副主教和几位邻村的神甫,并且顺便通知了县警察局长,而当后者来到燕麦村的时候,已经到了下葬的时刻。人们用隆重的、合乎世袭贵族身份的大礼殡葬了“尼古拉大老爷”。

  地方当局向上峰呈报,说对退役上尉萨维里采夫的判决未能执行,因为被告已遵从上帝意旨升了天。从此以后,已故的“大老爷”便留在自己祖传的家园里,顶着家奴波塔普·马特维耶夫的名字,开始度着可怜的生活。

  第二天,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让他穿上波塔普死后留下的蓝色粗布衣,在营房里拨给他一角栖身之地,并且命人派他一份劳役,让他同别的家奴一样干活。而当下人禀告她,说老爷在门外,请求向太太报告自己的情况时,她疾言厉色地答道:

  “不用了。让他干活去;上帝喜欢爱劳动的人。告诉那个恶棍,他的鞭子打得我的脊背到现在还酸痛。不准再叫他老爷。他是什么老爷!他是波塔普木匠,别的什么也不是。”

  这件事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也真是咄咄怪事!——起先因为乌丽塔惨案叫喊过“罚这个恶棍服苦役太便宜了他”的邻里们,现在忽然替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叫屈了。

  “若是为了每个女农奴都要罚去当兵——那怎么得了!”有些人说。

  “不,您好好想想吧:眼下这桩事已经传开,哪乡哪府全知道了……每个庄稼汉都把这桩事记在心里……他们还会听话么!”另一些人接口道。

  一句话,这一类自由言论蔓延开来,贵族长好不容易才使不满的呼声平息下去。

  没过多久,尼古拉·阿布拉米奇便完全进入了他自愿扮演的波塔普木匠的角色。他眼旁的家奴一块儿从事劳役,跟旁的家奴一块儿喝发酸的牛奶,吃掺麸皮的面包,喝清水汤。

  然而,姑母脑子里编排的虐待节目,还只实现了一部分。

  有一次,她忽然想到给丈夫套上调马索,赶着他象马似地跑圆场,但是首先,惩罚刚开始,这个半截入了土的人便显出他吃不了这份口粮;其次,他第二天就不见了。原来,绝望之余,他跑到城里,把自己的事讲了出去。不消说,人家不听他的,结果、又把他送了回来;但接着贵族长把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叫去,警告她,要她让丈夫安安生生过日子,因为,如果她再这样虐待他,他便不得不呈请当局,将她强占的领地交由政府监护。

  姑母让“波塔普”搬到燕麦村,叫他住在一间小厢房里,开始拿他当小丑耍弄。不久,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写信把福木什卡叫来燕麦村,让他恣意嘲弄自己的丈夫。

  福木什卡好似天外飞来,突然降临到燕麦村。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在这以前,谁也没听说过他。人们窃窃私语,有的说他是太太做姑娘时养的那个儿子,但也有人一口咬定,说他是太太的姘夫。但是,她对他在女仆室里干的风流事毫无醋意,根据这一点来判断,还是第一种说法比较合乎情理。

  他是一个十足的奴才,厚颜无耻、举止粗自、荒淫无度的下流胚子。他很讲究穿戴。他三番五次试图闯进地主家庭,但是每一次,甚至是在小地主的家庭里,他都遭到了严厉的拒绝,因此他感到很苦恼。他懒惰,对于经营产业的事一窍不通,他管理田庄,把事情弄得一塌胡涂。他游手好闲的过日子,常常拿“死鬼”开心,强迫他跳舞,唱歌,等等。姑母十分疼爱他,暗暗考虑用什么办法把产业传给他。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她遇到了没法克服的障碍(福木什卡在户籍登记簿里的身份是个小市民),因此,只得采取订立借贷文书的方式来保证她心爱的人的权益。果然,他们预先立好了文书,但她没有交给他,却藏在写字台里,只告诉他,文书放在哪个抽屉中。

  “看好,文书放在这里!喏,钥匙在这个钱袋里,跟旁的钥匙分开摆的!等我死了——你可别弄错!”

  “这哪儿成!到那个时候,大伙儿会眼睁睁地盯着我:好妈妈,您还是现在交给我吧。”

  “不行!我还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文书一拿到你手里,你连‘万分感谢!’的话都不会说一句,就溜走了。不。照我的话办:天助自助者。怕什么!我大概不会忽然死的!”

  这样过了许多年。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已经老迈不堪。他们不再派他干重活;偶尔,看福木什卡的情面,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甚至从主人的饭桌上拿一块食物和一杯白酒赏给他。这时,他便感到很幸福,管妻子叫“恩人”,千恩万谢地向她深深地鞠躬。他穿着那件从来没有换过的、好象永远穿不破的蓝色粗布衣眼,拄着拐杖,整天在院子里晃来晃去。他监视着家奴们是否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太太的指示,而且时常向太太进谗言。但是人们发觉他渐渐糊涂起来,嘟嘟囔囔说些没有条理的话,连家人也认不清楚了。看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他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有一天,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照例给官吏们送过礼品后(她一直在担心他们会忽然揭她的老底),责备他说:“你这个可恶的东西,怎么还不死!”这时,他恭顺地答道:

  “快啦,恩人,快啦!萨维里采夫早死了,波塔普也快死啦!”

  邻里们渐渐忘了这件事,只是偶尔对来访的客人讲讲它,但那也象是在讲一件怪事,在当着政府官吏的面讲燕麦村一位已故地主的轶事罢了。尼古拉·阿布拉米奇有时也到附近的邻居家去走走,他们都是比较单纯的人(这一带有许多小地主)。他来到邻居家,在院子里晃晃悠悠走着,看见窗户开着,便走到窗下,拿拐杖敲几下。邻居听见敲窗子的声音,走到窗前,同老头子交谈几句,有时还给他一杯酒和一块黑面包。但是他们从不放他进屋里去。

  期待中的死神终于降临。死神圆满地解决了他们两口子的难题。萨维里采夫得了一种无名的病症,躺在炕上受了个把月的折磨,没有得到医治,因为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断然拒绝延医诊治。他舒了一口长气,好象忽然卸下了生活的枷锁,感到非常高兴,便静静地死去了。姑母也没有悲伤:丈夫的死解除了她每年向官吏们纳贡的义务。

  人们把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埋在葬波塔普木匠的同一个墓地上。他的坟前立着一个简陋的十字架,上面写道:

  “上帝的奴隶波塔普·马特维耶夫安息于此。”

  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的结局很惨。一天夜里,她上床睡觉的时候,她所宠爱(不过这并不妨碍姑母象对待别人一样地折磨她)的女管家照例在旁侍候,推开卧室的门,大声叫道:

  “你们干吗站着!来呀!”

  一群使女应声冲进卧室里,一会儿工夫便用枕头把太太活活给闷死了。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夜里,福木什卡一点声音也没听到,所以他没来得及拿到藏在写字台抽屉里的文书。

  后来,姑母的燕麦村,连同她赚来的狗鱼湾,一并作为遗产归我父亲所有,因为他是礼特拉别兹雷家族男系方面的唯一的代表。

  为了应付法庭的审讯,应酬办案的官吏,母亲在燕麦村住了好几天。

  福木什卡向她说,死者给他立过几份文书,母亲却十分冷淡地答道:

  “文书在哪儿?拿来看看!”

  后来,她将他赶出了家门。

  
  









九 后沼镇

  母亲在后沼镇的举止跟在红果庄的表现迥然不同。她明显地克制着自己。她不发号施令,不发脾气,只是“好言相劝”,对谁也不使用轻蔑的小名(阿加莎尽管是从红果皮带过来的使女,但她叫阿加莎时总要加个“亲爱的”),她完全忘了世界上还有举手打人的事存在。可以认为:她感觉到自己现在是在别人家“当仆人”,甚至好象意识到她这个不久前还是个并不富足的贵族太太,有点啃不动这么一大块美味的肥肉,因而老是提心吊胆。

  后沼镇是个拥有一千五百余名农奴的大镇,下辖数个村庄,共有三千余名男农奴。这个市镇分属三个地主所有。其中,我母亲和Э公爵占有同样大小的一份(各有农奴一千二百名),Г伯爵占有的一份最小,约六百名农奴(可是后来母亲买下了他这一份)。镇上有十来条街道,各有专名;市镇中心辟了一个商业广场,四周开设着各种商店。不过这个市镇特别引以自豪的却是两座宏伟的教堂,一座耸立在广场上,里面有一口五百普特重的大钟;另一座建筑在离开市镇稍远的墓地前。几座石砌的住宅,夹杂在一排排大都腐朽发黑的普通木屋中间,自有一派出类拔萃的气势,也是使农民们不无自豪之感的建筑物。这是掌握整个市镇命脉的财主们的住宅。

  镇上没有学校,但大多数农民都会写字,或者更准确地说,能似通非通地涂涂画画,因为这里的农民从事饮食业的居多。他们会在油污的小纸片上记记“青鱼一吊(条),茶一格(客):油(又)一格(客):白九(酒)一杯两杯三杯酒”之类的账目。本地人的文化程度不会比这更高了。

  从前,后沼镇完全掌握在Г公爵一人手中,他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分了它。长子和次子各分了相等的一份,老三分得全部产业的一半,外加在边远省份里的一份庄地。

  当时分配遗产的办法非常特别,而且分得毫无眼光。不是按土地,甚至不是按村庄,而是按庄户来分。先分富裕庄户,再分中等庄户,末了分贫苦庄户,也不管这些庄户彼此相隔有多么遥远。有时,比如说,三个毗邻而居的庄户,分别归属于三个领主,它们的景况各不相同,缴纳的代役金也不一样。三家的成员若要结成亲眷,却必须办理一种特别手续,即一般属于不同封建领主的农奴们结亲时必须办理的那种手续。不错,这种分配遗产的办法大都流行于代役租制的领地上,因为在代役租制的领地上,这个或那个缴纳代役金的单位如何安排,安排在何处,对于地主倒是无所谓的事;但是,这种混乱的局面有时也存在于实行劳役制的领地上,特别是在分到第七个和第十四个庄户的时候。

  后沼镇的分配情况也是如此。土地划分得七零八碎,犬齿交错,但对母亲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她经常感到管理上受到的牵掣。到处都有邻居的眼睛盯着她,迫使她不得不克制住自己。她虽然记性很好,但是她能认出的自己的农民——其中大多是富裕农民——却很有限。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当我们没事上街溜达的时候(需要熟悉熟悉新买的庄地),常常遇到成群的男孩跟在我们背后,不住地叫嚷:“札特拉别兹雷:札特拉别兹雷!”语气间竟把这世袭贵族的姓氏变成为双关的俏皮话①。母亲当然知道这些男孩中也有“自己的”农民的孩子,却束手无策。我们也不时遇到一些大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却不脱帽行礼。他们之中,也许有不少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但是怎样认出他们呢?总之,地主的尊严处处受到损害,虽然我必须说,使母亲感到不快的,与其说是这些有伤体面的事,不如说是那犬齿交错、七零八碎的田地,因为它妨碍了她在管理上施展身手。

  ①“札特拉别兹雷这个姓有“穿粗布衣服的人”的意思,故云。

  商业广场没有分掉,营业收入由三位业主按比例分配。他们每年共同制定车辆、铺面、饭店和酒馆的纳税额;此外,也允许在街上和各自的庄园里从事交易,但必须课以繁重的特别税。在讨论这些公事的会议上,五票表决权中,母亲占两票,另外两位业主共占三票①。显然,母亲总是属于少数。

  ①这是依各人占有的农奴数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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