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 作者:谢德林-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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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品在这里不起作用。报纸（当时整个俄国仅有三种报纸①）中，只有《莫斯科新闻》还能见到，而且决不超过三、四家订户。书籍就更不用说了，除了销行极广的标准历书，一无所有；此外，能看到的就是国秀们从货郎手里换得的一些唱本和粗制滥造的廉价读物。只有她们为了解闷儿才看书。杂志根本没有，但是，从一八三四年起，母亲订了一份《读书丛刊》②，而且说真的，派人来借阅这种杂志的人多得应接不暇。他们爱看的是出于勃兰贝乌斯男爵③手笔的《奥莲卡，又名女人一生中的几小时》和《悬在空中的客人》。后者很快就流传开来，甚至连他那本并不怎么严谨的《文学史话》，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此外，闺秀们都是大诗迷，有闺女的家庭往往都有一大本手抄诗集或剪贴簿，里面收集了大量的祖国诗歌作品，从《上帝颂》到荒诞不经的《我站在最后一片幼叶上》，应有尽有。普希金的天才当时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顶峰，他的声誉已经响彻整个俄罗斯。这声誉也传到了我们穷乡僻壤，尤其是在日秀们当中产生了狂热的崇拜者。但是不妨补充一句，她们对《护身符》、《黑披巾》一类最差的诗却比对成熟的作品更加喜欢。在诗人的成熟作品中，她们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印象最深，因为她们觉得它轻松，至于长诗的真谛所在，就未必有人理解了。

　　①谢德林这里大概是指当时流行最广的三种报纸：《莫斯科新闻》（1756—1917）、《圣彼得堡新闻》（1828—1915）和《北方蜜蜂》（1825—1864）。

　　②一八三四——一八六五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反动杂志。

　　③勃兰贝乌斯男爵是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家、新闻记者、批评家、小说家奥·伊·森科市斯基（1800—1858）的笔名。一八三四年与斯米尔丁创办俄国第一个大型杂志《读书丛刊》，支持现存社会政治制度，保卫地主利益，猛烈攻击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别林斯基。

　　地主们既没有受过扎实的教育，又跟中心城市的思想和文化运动几乎不沾边儿，便沉溺在种种偏见中，不知道事物的实质。农业本是他们的命根子，但他们对它完全抱着墨守成规的态度，无意改进经营制度和耕作方法。陈规旧习既然具有法律效力，便可以随心所欲，无休无止地压榨庄稼汉的劳动。尽量多种粮食是有利可图的事，尽管由于缺少肥料，收成低微，增产的谷物比种子多不了多少，然而毕竟有了余粮可以卖钱。至于为了这点余粮，庄稼汉的脊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是不必考虑的。

　　除了这个总方针，作为辅助手段，还有一些祈求晴雨的祈祷活动；但是因为上苍的门路不为凡人开启，所以最热诚的祈祷也常常无济于事。农业著作当时几乎没有，即便在《读书丛刊》上按月刊登谢里霍夫①的文章，也不过是根据泰耶尔②的原著编写的一些空泛之论，对我们穷乡僻壤毫无实际用处。在它们的“启示”之下，居然有两、三个人做起试验来，但初试身手便出洋相，结果一无所获。失败的原因，自然首先应当归咎于试验者的全然无知，但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没有耐心和毅力，而没有耐心和毅力又正是缺乏教育的典型特征。他们以为，一经试验便应当有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可是事与愿违，于是，伴随失败而来的便是于事无补的滔滔不绝的辱骂，而原先引起试验的兴致也就立即烟消云散，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①谢里霍夫曾在、读书丛刊，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述农业问题的文章，维护地主利益；因此地主们将他的文章视为指南。

　　②泰耶尔（1753—1828），德国农学家，以轮种、土壤耕作和施肥问题的著作闻名。他的《农业基础》一书于一八三○年译成俄文出版。

　　后来，在农奴解放期间，也重演过类似的试验。几乎没有一个地主不自命为农业的主人，结果白白地浪费了赎金贷款，丢下祖传的老窠很快地逃走了。现在应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我说不好，但是单就地产、甚至是大量的地产不再集中于一个阶层而分散于各色人等手中这一点，即足以说明，旧式领主分子并不是那么坚强有力、那么训练有素，以致在土地问题这个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他们也保不住自己的统治权。

　　国际政治问题是一无所知的。只有几户订了《莫斯科新闻》的人家，还能在客人面前搬出几条诸如某王妃产男或产女一名、某王子狩猎时堕马摔伤一腿之类的无聊新闻。但是因为这些新闻来得很晚，所以讲到这里往往要加上一句：“现在他那条腿大概已经好了吧！”然后转到别的同样是迟到的新闻上去。他们花了稍多的时间谈论当时西班牙的卡洛斯派和克里斯廷娜派之间发生的血腥混战①，但是，他们不知道它的起因何在，却要瞎费功夫去胡猜它的意义。他们认为法兰西是个伤风败德的渊薮，并且断言法国佬爱吃田鸡②。他们管英国人叫商人和怪物，数落他们的趣闻轶事，比如，某一个英国人和人家打赌，说他可以整年不吃饭，单靠砂糖就能活命，等等。他们对德国人的态度比较宽厚，不过也总要找补一句作为修正：“俄国人认为好的东西，德国人准认为不好。”他们的全部国际政治知识仅限于这些简单的流言和评语。

　　①卡洛斯派与克里斯廷娜派之争；是西班牙历史上一场著名的争夺王位的内讧（1833—1840）；一派是以斐迪南国王（1808—1833）之弟唐·卡洛斯为首的反动派，一派是以克里斯廷娜王后为首的自由派。

　　②俄国人不吃田鸡（青蛙），认为吃田鸡的人是野蛮的；其实法国人也并不吃田鸡。

　　讲到俄罗斯，他们说这是个地大物博的强国，但是关于祖国这个观念，即关于一种与自己的子子孙孙血肉相连、同呼吸、共生存的东西的观念，他们就未必十分清楚。他们往往把爱国和执行政府乃至顶头上司的命令混为一谈。任何“非议”政府和上司的言论是被禁止的，甚至对于贪污受贿的行为，他们也不以为恶，反倒认为这是隐晦的事实，应当善加利用。一切争执和纠纷都可以通过这条途径求得解决，因此，如果没有了它，天知道他们会不会为此而感到惋惜。至于别的越出了上司的命令和指示范围的一切事物，他们一概漠然视之。日常生活，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礼仪、传说和丰富的诗意，不仅得不到关心，反而成了“有伤大雅的”粗俗的东西。他们甚至在农奴大众当中拼命消灭生活中的这种迹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迹象对于绝对眼从的制度是有害的，而绝对服从又是唯一承认地主的权威、符合地主利益的制度。在实行劳役制的田庄上，节日和平常日子没有任何差别，在那些“模范”地主家里，家奴们连唱歌的权利也受到取缔。当然也有例外，但诸如家奴乐队、家奴歌咏队之类的活动不过是供人娱乐的玩艺儿而已。

　　我知道，人们可能对我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期：祖国的观念曾经爆发出极其辉煌的光芒，并且照到最荒僻的角落，使人的心怦怦直跳。我决不想否定这一点。人不管怎样愚昧，终究不是草木，因此共同的不幸总能拨响他们在平凡生活中寂然无声的心弦。我还碰到过一些人，他们对一八一二年的事件记忆犹新，他们曾经用自己的故事深深地打动过我年轻的心。那是一个伟大的考验的年头，只有全体俄罗斯人民的一致努力能拯救而且的确拯救了祖国的危亡。但是我这里说的不是这一类辉煌的时刻，而是没有理由需要激发感情的平日。在我看来，无论是在辉煌的年头，还是在平常的日子里，祖国的观念同样应该是她的儿女们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观念，因为只有清晰地意识到她，人才有权自称为公民。

　　一八一二年，这是一部人民的史诗，只要俄罗斯人民存在，它便将一代代传下去，永世不朽。但是我是另一个与一八一二年相似的历史时期（一八五三年——一八五六年的战争①）的目击者，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四十年的空隙之间，爱国主义的感情，由于缺乏哺育和生活上的磨练，已经大为逊色。大家的脑子里都还记得那代替打火石的染色木柄的隧发枪②、士兵军靴的纸板靴底、缝士兵服装的烂呢子、破烂的士兵皮袄，等等。最后，还记得起的是接替民团军官的经过，以及和约签订后买卖士兵退役证的生意经。当然，人们可以反驳我说，所有这些可耻的勾当都是个别人干的，无论是地主们（然而，他们是建立民团的首要的主持人），还是民众，都和他们无关。我很乐意假定，干这些事的最大的罪犯是某些个别人物，但是当他们干这些坏事的时候，不是有许多人在场而没有哼一声吗。笑声四起，可是谁也不曾想一想，那些行尸走肉的家伙在笑什么……

　　①即克里米亚战争。

　　②俄国士兵当时所用的枪，只能射三百步远。

　　对祖国的概念尚且如此模糊，什么社会事业便更谈不上了。

　　我应当说几句称赞当时的地主的话，那就是：他们尽管自己的教养不高，对孩子（不过主要是对儿子）的教育却抱着关心的态度，总是竭尽可能，使他们受到正规教育。即便是景况最差的地主，也要想方设法实现送儿子入学的良好愿望。他们不多吃一块面包，不给家人多添一件衣裳，四出张罗，求爹爹拜奶奶，踏破世界上权势人家的门槛……不用说，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官立学堂和官厅的肥缺上，因此，士官学校一直是大家追求的首要对象（那里比较容易取得官费）；但是官费刚到手，他们又在谋划进大学的事了。应当说句公道话，这些将要接替老纨挎子弟和老尉官的青年人确实比老一辈略胜一筹。遗憾的是，在这些教育家的心目中，地主的女儿们却居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因此也就不存在稍微象样儿的女子教育的问题。普通女子中学是没有的，贵族女子学校为数甚少，要进去更是困难重重。再说一遍，归根到底，主要之点在于人们觉得女子根本不需要受教育。

　　至于当时我们那一带的地主们的道德原则，那么简直可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消极的。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农奴制的气氛，具有极大的侵蚀力，任何人一旦沉溺在这种气氛中，便会失去个人特征，而根据个人特征本来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正确评断的。框框对于所有的人固然都是适用的，可是在总的框框之中，还必须描绘出彼此之间几乎并无轩轻的某些个人的面貌。自然，要写出个人身上的一些细节是好办的，不过，这些细节的内容虽然因偶然形成的环境而有所不同，却总是同时带有亲属们身上的特点，根据它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源头。然而，本书中已相当清楚地叙述了当时有教养阶层的丑恶德行，因此我没有必要回到这个题目上去。我补充一点：闺阃生活，或者一般地说，对两性关系的卑鄙看法，乃是万分令人发指的。流毒所至，往往造成悲惨的结局。

　　还有几句关于宗教信仰的话要说一下。我可以证明，我们的村邻一般是笃信上帝的；如果偶尔听到他们说句把不三不四的话，那也是出于无心，只当俏皮话说的，何况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当场就已经被别人毫不客气地斥之为说空话。此外，相当多的人显然并不理解最简单的祈祷的真意，但这决不应归咎他们对宗教不够虔诚，只能说是由于智力发展不足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缘故。

　　我对地主群作的总评，是以我小时候亲眼见到的事实作依据的，在进一步描绘我记忆所及的各个地主的肖像之际，我认为还须补充一句：上述一切我讲得十分坦率，丝毫没有存心贬低他们，或者伤害他们的意思。人到暮年，夸张的嗜好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讲真话、仅仅讲真话的强烈愿望。既然决心重现过去的、不太遥远却已经一天天更深地沉入遗忘之渊的图画，我提笔写作就不是为了争长论短，而是为了道出真相。何况我也无意去挖掘那已为历史法则所埋葬的东西。

　　描写我所写到的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作家，在我国文学中是不乏其人的。我敢肯定地说，他们的回忆录归结起来一定和我的结论相似。也许色彩不同，但事实及其实质必然相同，因为事实是没法涂脂抹粉的。

　　已故的阿克萨柯夫以他的《家庭纪事》①无可置疑地丰富了俄国文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尽管这部作品散布着淡淡的田园牧歌的气息，但只有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才把它看做是对过去的颂扬。只消一个库洛里索夫便足以揭下成见最深的人的遮眼布。稍许深究一下老巴格罗夫本人，你们便会相信，他完全不是乍见之下所显示的那种独立自主的人物。相反，他的一切意图和行动都盖着一层注定的依赖性的外壳，因此，他从头到脚整个儿也不过是一个绝对地受着农奴制秩序摆布的玩偶。

　　①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1791—1859）在他的代表作《家庭纪事》（1856）中，企图美化农奴制关系；把老巴格罗夫描写成“公正的”、“仁慈的”地主。但除了这个人物外，作为一个例外，作者也的确写了另外一个“恶棍”地主典型库洛里索夫。

　　不管怎样，我自认为，在俄罗斯舆论界未来的史学家们将要利用的一系列材料中，我这部纪事决不会是多余之作。

　　
　　









二十七　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

　　我们这个县在省里的名声不好，在贵族会议的选举中扮演着很不体面的角色。我们县里的地主没有一个当选过省贵族长，而且对于县贵族长这个职位也很少有人感到兴趣。对社会公益持冷漠态度，则是普遍的现象；去参加选举的人寥寥无几，因为这需要自己掏腰包，而我们那一带的地主又没有闲钱。因此出席贵族会议选举大典的人，大都是所谓“贤达之士”①（通常由贵族长供给他们旅费），以及本人也想当选一官半职的地主。

　　①“贤达之士”通常系指那些出卖自己的选票的贵族。出卖选票是贵族长选举中极为普遍的现象。

　　由于这些条件，费朵尔·瓦西里伊奇·斯特隆尼柯夫三年一任，一连当选了许多任本县的贵族长，从来没有遇到过竞选对手。每隔三年，他带着他的远征队兴高采烈地出发到省城去，设法保持住自己的法定选票（大约不少于七票；如果得不到这个票数，本县就会被宣布为非独立县而合并到邻县去），并在远征队的成员们中间分派好各人的职位，然后回到家乡，各霸一方。这已经成为习惯，谁也不会想一想，除了斯特隆尼柯夫，还有什么人能当贵族长；除了格拉札托夫，还有什么人能当法官；除了梅塔尔尼柯夫，还有什么人能当县警察局长。

　　斯特隆尼柯夫念过高等学校，但是他笨得出奇，懒得不可救药，以致学校当局一再想将他送回给他的父母。念到高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母亲死得更早一些）。这个年轻人没有多加考虑，不等毕业便离开学校，进了驻扎在我们县城里的龙骑兵团，从士官当到骑兵少尉，然后解甲归田。二十二岁上，他娶了我们县里一位女地主，接着就被选上了贵族长。

　　他有相当多的财产，但他本人的庄地在外省，却享用着他妻子在我们县里的产业。他住在她的庄园里，这个庄园坐落在一个大村镇的村头，镇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