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 作者:谢德林-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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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下一章。
但是，如果相信这些新出现的幻想，那就得放弃对《圣经》的信仰。而《圣经》里明明写着：奴隶们！你们要服从主人！无论是亚伯拉罕，或是其余的族长①都有奴隶，他们都善于侍奉上帝。为了赢得空洞的夸奖，难道真该弃绝信仰、玷污先辈的遗训吗？为了什么呢？为了投奔那张着大口、愈往下愈黑暗的无底深渊吗？
①据《旧约·创世记》中传说，亚伯拉罕是犹太族的开拓者，他的后裔多为族长。
不，不！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①：不必无缘无故地把如此恶毒而疯狂的骚乱投入农民群众中。
①“这样的事”指废除农奴制。下同。
当时大多数地主就是这样想的，阿尔塞尼·波塔贝奇比别人恐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并不愚笨，在邻里间，他甚至享有聪明人的盛誉。可是对于这一类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聪明人往往比最糊涂的人更加容易糊涂。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和主张完美无缺，养成了积重难返的顽固劲儿。因此，普斯托捷洛夫不仅没有因为甚嚣尘上的传闻而改变自己的活动方式，反而干脆把这些传闻斥之为胡说八道。他仍然扬扬自得地来往于田野之间，挥舞着皮鞭，丝毫不放弃他历来的铁定的制度：犯第一种罪者挨五鞭，犯第二种罪者换十鞭，等等。
可是传闻在继续增长。一八五六年九月，几位参加了加冕礼①归来的村邻，带口消息说，整个莫斯科都在谈论着势在必行的改革。
①沙皇尼古拉—世逝世后；亚历山大二世于一八五五年二月登位；翌年八月二十日行加冕礼。
“这些人的舌头哪，我真恨不得绞死你们，连莫斯科那些汪汪叫的狗东西也一齐绞死！”阿尔塞尼·波塔贝奇听到这个消息，愤然无礼地叫嚷，“汪汪—汪汪，狗杂种们就知道乱叫！除非是大家全疯了，才会出这样的事！现在还不会出这样的事。”
“你这人真怪，老兄，跟斯特隆尼柯夫一模一样！不管你对他说什么，他总是唠叨他那一套！”格利葛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尔洪诺夫想说服他。
“你们尽可以把斯特隆尼柯夫叫做蠢货，可是依我看，他比你们都聪明。”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如果没有一点影儿，长官能让大家谈论这种事儿吗？您想想吧。从前，谁要是胆敢谈论这样的事，准把他流放到马卡尔都不愿去放牲口的地方去。现在，哪个小崽子不张着大口嚷嚷：必须给农奴自由，给农奴自由！长官们却坐在那儿摸脑袋！”
“全是胡说八道！上头是有意放松缰绳，拿糖果招引人……事情开头总是这样的。”
“我也知道是胡说八道，不过对这种胡说八道还是有一点准备的好。等到突如其来，那就晚了！”
“得啦！……我说过，决不会有这种事，永远不会有！用不着准备。”
总之，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看法。连一向绝对相信丈夫一贯正确的菲拉尼达·普罗塔西耶夫娜也有些动摇了。但她不打算说服他，因为她担心，这只会破坏他们久已存在的和睦的夫妇关系。
这时，家里只剩下普斯托捷洛夫老俩口了。女儿们已经一个个嫁出去，两个儿子在士官学校毕业，成绩优良，后来又念完参谋总部办的军事学院，现在在参谋部门谋到了好差使。
“现在要能象从前那样，安居乐业就好了，”菲拉尼达·普罗塔西耶夫娜说，“可是不成啦！上帝到底还是降下灾难啦！”
于是，她给儿子去了一封信，要他们好好打听一下，然后把实情委婉地禀告他们的父亲。
果然，两个儿子先后来信告诉父亲，说是解放农奴一事大有急转直下之势，社会上关于此事的种种传说确有充分根据。收到第一封信后，阿尔塞尼·波塔贝奇心乱如麻，两、三天平静不下来，但是最后，他把来信扔进火炉，并且回信给儿子，不许儿子再向他报道这些无稽之谈。
报上终于登出了皇上给西部边疆地区总督下的诏书。古斯里琴上校派人给普斯托捷洛夫送来一份载有诏书的《莫斯科新闻》，因此，要怀疑也真该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现在你看见了吧！”菲拉尼达·普罗塔西耶夫娜乘机大胆批评丈夫道。
“看见什么：看见了蠢事一桩！”他象斯特隆尼柯夫那样反唇相讥说：“尽人皆知，那边是波兰佬！他们造反，就该收拾他们……”
可以说，诏书甚至挑动了他。待他相信即将解放农奴的传闻已经流传到农民中间之后，他便找来区警察局长，大骂他管束不力，后来又赶到城里，管县警察局长叫绣花枕头①，局长听了这个带有女性意味的名字，一时捉摸不定：人家是不是存心侮辱他。
①原文意为头饰、帽子，转意为笨蛋、草包。为了照顾下句，权且译为绣花枕头，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意。
“好吧，我自己来办这事，我来监视你们所有的人！”他威胁说，“我只要一碰到‘汪汪乱叫的狗东西’，不管他是我家的农奴，还是别家的，立刻把他抓到马房里，接他一顿。真是怪事，流言蜚语传遍了全县，可是他们，我们的保卫者却只会于坐着，吹吹口哨，不闻不问！”
他果然开始监视农民的言行了。在波斯列多夫卡，恐怖的情绪还没有消逝，农民们谁也不吭声，可是在邻近的村子里，农民们却大谈而特谈。于是，有一天他引来一个“汪汪乱叫的狗东西”，将他痛打了一顿。自然，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不良反应，邻村的地主，也就是那个“汪汪乱叫的狗东西”的主人甚至还很感激他呢。但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在背后嘲笑他。
“你看你变成个什么样儿了！”彼尔洪诺夫责备他说，“简直象个妇道人家！只有妇道人家才会到现在还不相信这个，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斯特隆尼柯夫也在嘲笑你啊！”
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把教区神甫请到家里，建议他利用下一个节日，在教堂里布道时讲一讲永远不会有这种事。可是这位神甫脑子迟钝，从来没编造过圣迹，因此这一次他感到非常为难。这时阿尔塞尼·波塔贝奇便提议由他自己代拟布道文。果然，说干就干，他提笔疾书，不出两个小时、布道文便写好了。布道文里说，亚伯拉罕有奴隶，以扫和雅各也有奴隶，约瑟的奴隶甚至比羊还多。总之，他说得明明白白，连三岁大的孩子也不可能不懂。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一个礼拜日，教堂里挤满了农民。来听讲道的不仅有本教区的地主，也有远方村庄的地主。在规定好的时间，弥撒结束之前，神甫走到读经台前，用柔和的声音说：
“地主先生们，庄稼汉们！请大家走近来一点，走近来一点！”
人群蠕动起来。庄稼汉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看来他们已经听懂了；可是，唉！他们实际理解的恰恰和阿尔塞尼·波塔贝奇希望他们理解的背道而驰。
后来，斯特隆尼柯夫上省城去参加全省贵族长会议，带回了确实的消息。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普斯托捷洛夫夫妇关在波斯列多夫卡，既不出去串门，也不请客上自己家里来。不久，阿尔塞尼·波塔贝奇对产业的经营也放松了；据说他开始拼命喝酒了。
“瞧他，还是个模范主人！”村邻们这样谈论他，“只要自己的庄稼汉肯自干活儿，我们全可以当模范主人，可是现在，你去当主人吧！”
一八六五年，我因事回到我们穷乡僻壤呆了一些时候。在一个教会的小节日，我到普斯托捷洛夫他们那个教区教堂去做弥撒。教堂里空空荡荡；除了一个教堂执事和一个村长，我发现只有两个教徒，站在围着污秽、破烂的红呢子的小平台上。原来是普斯托捷洛夫老俩口子。
做完弥撒，我走到他们跟前，阿尔塞尼·波塔贝奇这两、三年的变化使我大吃一惊。他的右腿几乎完全瘫了，因此菲拉尼达·普罗塔西耶夫娜不得不时时扶住他的臂肘；他的舌头僵硬，眼睛浑浊无神，听觉失灵。尽管这一天还刚刚开始，可是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
“阿尔塞尼·波诺贝奇！菲拉尼达·普罗塔西耶夫娜！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我向他们招呼说。
菲拉尼达·普罗塔西耶夫娜和我打了个照面，默默地指着丈夫，哭了，可是他显然没有认出我来。他张着浑浊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好象要看清那使他不得片刻安宁的什么幽灵似的。
“阿尔秀萨！老朋友在对你说话！”妻子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叫道。
他慢吞吞地把头向我这边转过来，转动僵硬的舌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该一死一了……”
二十九 瓦连亭·布尔马金
瓦连亭·奥西贝奇·布尔马金是我们穷乡僻壤地方唯一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的老祖母去世了，她给心爱的孙子在我们家乡留下一片规模不大、经营得却很完善的庄地，将近两百名农奴。大学毕业后，为妹妹们着想，他放弃了父母田庄上他应得的一份祖产，住到祖母的庄园里来。回家后，他拜访村邻，对他们宣称，他既不想当官，也不打算为选举活动效劳，更不愿和别人争权夺利，他将住在自己的维利吉诺村，做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人。
他不喜欢村邻，村邻们也不喜欢他。村邻们原以为来了一个值得追逐的未婚男子，以为冬季里他将在他们的舞会上大显身手，向小姐们献殷勤。结果大失所望，他不过是个沉默寡言、动作笨拙、甚至腼腆的年轻人，不折不扣的慢性子。最初，村邻们诱导他，派人邀请他，可是他往往婉言谢绝，难得出门应酬，因此，不久大家死了心：希望他参加波谢洪尼耶的冬季社交活动是枉费心机。
他带回来许多书籍，住在维利吉诺庄园里，闭门读书。他甚至连产业也懒得经营。他把祖母生前委派的那位忠实可靠的村长符拉斯叫来，同他谈了这样一席话：
“你听着，符拉斯！你是一个正派人吗？是不是？”
听到这个问题，村长不禁大吃一惊，睁大眼睛盯着少东家。
“我不是怀疑你，只是间问：你是个正派人吗？嗯？”布尔马金追问。
“这还用问吗，我想……”符拉斯嘟哝说。
“好极啦，你是正派人，我是正派人，我们这里全是正派人！我相信你，相信大家！”
瓦连亭·奥西贝奇向他伸出一只手，当然是表示要和他握手的意思，可是村长却卜通一声跪下去亲吻它。
“嗳，你怎么啦！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请你别干这种蠢事！”
很可能，这番谈话被哪位吉尖嘴利的邻居作了某些渲染，而且渲染得酷似出于布尔马金之口，以至传遍全县，成为大家取笑的话柄。
幸亏祖母善于识人，村长果真是个正派人。因此，少东家的产业经营得跟老祖母在世时同样井井有条。庄地的收益不多，但是对于一个没有特殊需要的单身男子来说，已经够用了。瓦连亭·奥西贝奇甚至能拨出一部分收入，供冬季里到莫斯科小住一两个月的开支；那时就可以摆脱偏僻的家乡的混乱，好好休息一番。
他是个心地纯洁、道德高尚、几乎是白玉无瑕的人。布尔马金属于那些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家之列，因为有了他们，在四十年代的黑暗中才造出了一线光明，激励着富于同情心的人们。在长年累月的压抑之后，人们破天荒第一次感觉到，善和人道并没有完全泯灭，人类的形象，即令是被歪曲了的，也仍然不失为人类的形象。不错，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运动还仅限于文艺界和高等学府；不错，这个运动还带有偶然性，时起时落，但是，这偶然发生的运动，在它脱颖而出的时候，挟持着极为强烈的热情和极为坚定的信念，因而必然会留下崭新的迹印。火炬孤零零地燃烧着，但它发出的光却如此明亮，以至后来，当它被人认为不能继续燃烧的时候，要想扑灭它，也大非易事。
布尔马金是格朗诺夫斯基①的学生，是别林斯基的热烈的崇拜者。这些人不是通常所说的“学者”，他们唤醒社会的感情，具备用语言点燃别人的心灵的绝大才能。这在当时是极为需要的。大批默默无闻的青年信奉他们的教义，起来传播他们的关于善、人道、爱的热烈言论。他们甘冒杀身的风险，播种真理，无论这启蒙者的功绩会遭到怎样的怀疑，无论这功绩将淹没在什么样的无法预卜的泥淖中，他们也决不因此而裹足不前。
①格朗诺夫斯基（1813—1855）是俄国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著名的历史教授，西欧派小组的成员，曾揭露农奴制的罪恶，传播进步思想和人道主义。革命民主派作家对他的活动的启蒙作用，评价甚高。不过他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后期与别林斯基等决裂，成为自由主义者。
瓦连亭早在念大学的时候便靠拢了这些有信仰的热心人士组织的团体，真心诚意地爱着它。他读了许多东西，间或也动笔写写文章，但是，说实在的，他的才气不大。他是个二流的好活动家，同道者的最忠诚的朋友。小组的成员对他的看法正是这样，他们非常珍视他的真诚的信念。
就道义而言，小组成员的坚定热情，无论怎样完美无怨，同时却为一个根本性的弱点所苦。这种热情没有现实的基础。真、善、美，这是当时优秀人物所追求的理想，遗憾的是，他们不是在生活中，而是在艺术、仅仅在纯艺术领域中寻找实现这些理想的道路。
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时的生活环境象一座紧锁门户的建筑物，钥匙掌握在各级无法无天的官吏们手中，他们严防外人闯入这座建筑物，以致关于“现实性”这个概念本身也好象从社会意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音乐、文学、戏剧占据首要地位，成为激烈而坦率的争论对象。大家都记得关于莫恰洛夫①、卡拉台金②、史迁普金③等人的争论；他们的每一个手势都会引起许多热烈的议论。真、善、美的提倡者甚至注意到了芭蕾舞。桑柯夫斯卡雅④和海丽诺的名字响彻在所有的咖啡馆中，成为友好之间的话题。芭蕾舞演员不是普通的舞蹈家，而是左右世人喜怒哀乐的“新语言”的优美的阐释者。
①巴·斯·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著名悲剧演员，出身于地主家奴，以扮演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和席勒的悲刷的主角著名，他的活动对俄国戏剧艺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②卡拉台金（1802—1858），俄国名演员，扮演古典剧目的悲剧主角，享有盛誉。
③史证普金（1788—1863），俄国著名喜剧演员，农奴出身，扮演《智慧的痛苦》、《钦差大臣》等喜剧中的主角，最负盛名。
④桑柯夫斯卡雅（1816—1878），俄国著名女芭蕾舞演员。
这种脱离现实基础的情况使某些人的生活产生了可悲的两重性。农奴制是可憎的，却找不出拒绝享受它的成果的英雄。无匮乏之虑的温饱，加上有保障的悠闲，这样的生涯是如此诱人，谁肯拿起手杖，为自己的衣食劳碌奔波。这样，生活便自然而然地分为两半：一半献给奥尔穆济德①，另一半献给阿里曼②。
①古波斯宗教神话中，奥尔穆济德神代表光明与善良，阿里曼神代表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