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体操_刘心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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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临时摆动舌尖

　　　　忽然接到30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电话，他说刚从牙科诊所回到家里，不知怎么的就想给我挂一个电话，问询了好大一圈，才得知我的电话号码，听到是我接听，他高兴得不行；我却有点懵懵然，不禁笑问他：“你怎么牙齿有了问题会想起我来？我可不是牙医啊！”他那边笑得更欢，说：“您还记得吗？有一回在课堂上，您出了一个问题后，跟我们说：谁也别临时摆动舌尖……”

　　　　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就提醒我，啊，我终于想起来了！

　　　　老实说，对于我在中学的教学生活，“文革”前的一段，比较愿意回忆，遇到教过的学生，也特别地有亲切感，“文革”中的一段，则有不堪回首的感觉，那时教过的学生遇到我多半热情洋溢，有的还真诚地跟我说：“原谅那时候我们不懂事。”我却往往还是宁愿把那些因为他们“不懂事”而造成的对我，以及对整个教师群体的从精神到身体的伤害，埋藏在记忆深处轻易不加检视。打电话来的那位，属于所谓的“小三届”，就是在因“文革”突然爆发而滞留在学校的“老三届”都被安排上山下乡去“改天换地”，以及刚进校门课椅还没坐热就被匆匆打发到“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六九届”离校以后，到“文革”结束之前，进入中学的那几批学生。教“小三届”，一方面在“知识无用”的社会氛围里难以施教，另一方面，毕竟校园里的狂暴局面暂告一段落，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也就尽量本着良心，钻些空子，争取多给学生一些有用的知识。记得那时上自习课，可温习的知识并不多，我就会去口头出一些问题，游戏似的活跃课堂气氛，或者用蜡纸铁笔刻写、油墨滚子复印——现在的年轻人怕都不认识这样的工具了——印出的篇子上会有一些浅易然而令当时学生觉得无比亲切有趣的问题，这些口头或纸面的问答都是不计分数，而且我跟学生相约“勿与外人道”的。有一回，我就问他们：“谁能准确地说出来，自己嘴里有多少颗牙齿？”一时竟无一人举手，我就接着说：“对自己的身体都缺乏了解，这怎么行呢？谁也别临时摆动舌尖，去舔着算牙齿的数目！”同学们全笑了，最后，我允许他们同座之间互相张嘴点数，得出数目，然后又告诉他们门牙、犬牙、前磨牙、臼齿的区别，让他们自己分析每种牙齿的功能。30年后打电话来的学生，在电话里回忆出更多的例子，比如我发给他们的篇子上，印出阴历初一到三十的30个格子，让他们在每个格子里画出当夜月亮的形状；又让他们把从自己家到学校的一路上所看到的植物，在“乔木”、“灌木”、“草本”的三个格子里加以填写；还有一回是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10个手指的指纹有几个“箕”、几个“斗”，竟都从未注意过，于是我跟他们讲到群体的共同性和个体的差异性，讲到破案时指纹的重要性，等等。那30年后事业有成的学生在电话里对我说：“感谢您，能在那么个时候，给我们这样的启蒙，这些年老同学碰到一起，聊起来，都觉得那些看起来非常浅显、零碎、细枝末节的小知识，实际上在我们的青春发育期，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我以为，那就是最原本的人文情怀的熏陶！”他的评价似乎是太高了，但他的电话引出了我更多的回忆与思绪。也是教“小三届”的时候，有一回一个男生干部对几个女生不出操跑步、跨越障碍“学军”非常气愤，对我居然准予她们休息更怒不可遏，有个本也该请假的女生则因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去参加了激烈的军训操练，裤腿里流出了经血，那男生干部竟斥责她“军训还揣瓶红药水，真是假革命”！这事情发生后，有天在自习课上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有的被叫作男生，有的被叫作女生？”这问题一出口，不啻爆响一声惊雷，后来我自找台阶下台，课后“工宣队”领导找我谈话，还算理解我的动机“并非耍流氓”，但严正指出我那样做的效果是“腐蚀青年”，这就是30年前的世道人心。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西是开放的空间，到处是革新的足音。但是朴素、浅显、本原而且似乎属于细枝末节的启发性知识，仍然具有魅力，比如洪昭光教授的养生讲座，会把许多人从对宏大的前提、深奥的理论、神秘的功法、玄妙的偏方的盲目迷信中一下子解脱出来，原来要想健康长寿，首先要像少年人先知道自己有多少颗牙齿一样，把自己是怎么回事弄清楚。当然，当前的社会，尤其需要不仅弄懂自己，而且还要弄懂他人，弄懂群体，弄懂时代，而所有的弄懂都必须从最朴素、浅易的起点上自觉地及早入手，“别临时摆动舌尖”。那天一位沾亲的白领丽人来对我喟叹：“原来我算起来自己朋友不下几十个，现在身陷困境，才发现真正的朋友只有一个，而且，她以前被我排在朋友名单的很后面……”我听了回味了许久。是的，比如“谁是我真正靠得住的朋友”这样的问题，也得从最朴素、浅显的基点上，去加以求解。



　香槟玫瑰

　　　　沙尘天气，心理上的不快超过生理上的不适，给朱大哥打去电话，以一句“找到香槟玫瑰了么”开头，闲聊中舒坦了许多。

　　　　朱大哥在阳台上盆养了许多品种的玫瑰。头一回应邀去他家观赏那些玫瑰，我惊叹：“世上最美丽的玫瑰，莫过于此了！”这话本很夸张，朱大哥脸上却并无谦容，只是说：“还差一种香槟玫瑰。”啊，我想起来，多年前报上曾有关于林青霞终于披上非戏装的婚纱的报

　　　　道，娶她的美籍华裔富商邢李源从全世界花卉市场预订的香槟玫瑰，在婚礼那天纷纷空运到他们豪宅，堆满了整整一个游泳池！我说起这事，朱大哥淡然一笑：“堆砌无美。我只想得到一株香槟玫瑰。一株足矣。”据朱大哥形容，香槟玫瑰的色彩极其独特，就是香槟酒那样的颜色，而且，其气味也类似香槟酒那般淡雅缥缈。有回我提了两瓶国产“小香槟”去他那里赏花，他笑告我这种酒应该叫作“仿香槟”，真正的香槟酒只产在法国东部一小部分地区，香槟本是地名，离开那块地方酿出的酒怎能充数？2000年我第三次去法国，去了属于香槟地区的兰斯，参观了该处一座历史悠久的酒厂，回来给朱大哥带去一小瓶地道的香槟酒，他非常高兴，马上就让我起出塞子，带气沫的酒液喷出来时，他快活得搓指打榧子，连说：“真像香槟玫瑰开放的一瞬！”我跟他道歉：“本想为您求一段香槟玫瑰的枝条，拿回来供您扦插，可是您也知道，未经检疫的外国植物是不能随便携入国境的……”他引我到那玫瑰花盛开的阳台上共品香槟酒，从漏斗形雕花高脚玻璃杯中啜着酒液，脸上的微笑正如我所想象的香槟玫瑰那般优雅，他对我说：“在国内也有可能找到，过去一些西方传教士带进来过，并且早已本土化了，只是比较稀罕难找罢了。”

　　　　这天跟朱大哥电话闲聊，我说：“您一直保持寻觅香槟玫瑰的情怀，这是不又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追求的过程比追求的结果更甜美？”他笑答：“这个感悟不算新鲜了。记得你写过一篇《只因缺个杈》，说有位老兄收藏了一把明代太师椅，就缺个杈儿，他寻来寻去，寻到配上了，反倒生活失去动力了……我要是寻到了香槟玫瑰，扦插活了，我的生活会更有动力、更精彩哩！”

　　　　我想到朱大哥中年丧妻退休多年，子女漂洋过海奋斗无暇只在节日致电问候，他独守空巢与玫瑰相守，却能保持如此健康的心理状态，必是心中有更深的感悟，便向他求教：“现在窗外昏黄一片，历年来的不顺心事竟接二连三涌上心头，怎么才能消除这些堵心的杂碎啊？”他先问：“你现在看得见太阳吗？”我说看得见，被沙尘遮蔽得失却了应有面目，他就说：“你一定是不由得要去联想到许多的糟心事，甚至去进入沉重的思考，要不得！你现在再仔细观察一下，用最纯朴的眼光看，把你的直觉说出来。我这里看出去的直觉，是太阳活是一只橘子，剥了皮，里头的橘瓣不知道是酸是甜？”这话把我逗笑了，我再朝窗外望，跟他说：“依我看来嘛，倒更像一只柠檬，也不知切成薄片沏杯柠檬茶，味道醇不醇？”两人就在电话里笑成一片。

　　　　朱大哥和我都不是只顾个人找乐的人。今年春天，他自愿去参加了报社组织的植树活动，我写了一篇畅谈环境保护的文章，但是我们在交谈中达成了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以忧国忧民自诩，动辄在心里凝上一个沉重的疙瘩，比如面对这沙尘天气，一味地怨天尤人、闷然悻然，那就把正气也化为戾气了。人生多艰，世道多变，个体生命置身其中，调理好自己的心理、心情、心绪、心态非常重要，而手段之一，就是责任性大思考之余，常给自己一些放松性的小思考甚至暂不思考。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连一家人切西瓜分食的时候也

　　　　必得有“列强瓜分我国，凡我同胞奋起抗战”的大思考，那么西瓜是永远无法吃的了。朱大哥的向往香槟玫瑰，与他的社会责任感无关，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的这一私人小情趣，却能使他成为一个更易于与他人、群体、社会乃至人类亲合的活泼生命。香槟玫瑰，你在哪里？找到也好，找不到也好，那美酒般的芬芳，已然氤氲在朱大哥胸臆。愿我，还有更多的人，也能在对各自那“香槟玫瑰”的追求中，用朴素、本原的小乐趣，化解掉心中淤积的夸张性焦虑，以健康的心理，面对这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的世界与人生。



　淡黄的银杏

　　　　拨完他家的电话号码，我禁不住心跳加剧。

　　　　是他爱人接的电话，我马上说出自己的名字，并且急切地问：“怎么样？好多了吧？”

　　　　他爱人说：“他要自己跟你说话呢！”于是我听见他爱人放下电话，扶他走到电话机旁的声息。他们家为什么不把电话挪到他枕边呢？啊，那会太惊扰他……可他也不必非挪过来

　　　　接我的电话啊！

　　　　我跟他是总角之交，并且从初中到高中，都在一个班里滚，我们一起经历了难忘的少年时期，并一起迈进了青春的门槛……以后的30多年里，我们难得地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人生中这样的一种关系是至为宝贵的。

　　　　他在中学时便是一名出色的体操运动员，并且从初一起就能从10米跳台上往下翻着跟斗跳水……上大学时他曾在市级运动会上拿过冠军；而整个青年时代我都是个体育上的低能儿；然而，现在他却被查出了骨癌，我呢，却是异常地健康……

　　　　这些年来，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或亲人身上，人们已经未必闻癌色变，并且，中年知识分子的早夭，也已成了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关于癌症患者的或凄楚或悲壮的故事，关于某某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报道，如无新的特色，人们也多半失去了阅读的兴致。就是我自己所住的这栋高楼里，近年因癌症而逝的或熟或半生不熟或生的人士，便有好几个，我对诸位的逝去只有淡淡的叹息，其实几近于麻木；然而，他不一样，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长的青春时光，在我们的生命记忆中，有着那么多相同的细节……他的确诊为骨癌，成了我最难承认的事实之一……

　　　　不是他的爱人或其他亲属，而是他本人，半个月前，在电话中把这一消息冷静地报告给了我。他知道我一定恨不得马上去看望他，并且估计我也一定会给他提些人们常给病人提去的东西，诸如水果、罐头、补品什么的，或者还配上一束鲜花……他便告诉我，一般的同事、朋友、老同学，他都不会主动通知，人家知道了，来不来看望他，看望时愿意往医院送些什么礼物，他都悉听尊便；但对于我，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当然应当去看他，但不要去医院，他现在每周一至周五都在医院里，主要是进行放射性治疗，但周六、周日他回家休息，他要我等到双休日，去相对来说离我住处要比去医院远上一倍的他家去见见；并且他嘱咐我一定要给他带些可以看着解闷的东西。到了周六，我当然马上去了他家。我给他提了一大兜子我认为可以让他开心、解闷的书报杂志，包括我新出不久的小说集。我和爱人一起去的。爱人本来坚持要提一大堆补品去，后来我使她明白；我和他不是一般的交情；所以一定要“免俗”。我们给了他爱人600元钱，让她根据实际需要，而不是依照一般的“看望病人的常例”；来给他买些能辅助治疗、调养身体的食品。他们极爽快地收下了，没出现任何谢辞的客套场面。那天他居然兴致勃勃地倚在床上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他爱人说他的精神气色是入院后头一回那么样地好！

　　　　他自己告诉我，查实了那长在骨盆上的骨癌后，他都下决心动手术“卸下四分之一的身体”了！可是医生进一步查实，他骨上的瘤子还并非原发的，而是从他肝部窜移过来的！这样，就并不能动手术，并且还要治肝！他笑着说：“奇怪！我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呀！”我当着他的面也只是跟他笑着插科打诨，心里却非常地酸楚；他岂止是没做过坏事！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做了那么多细微繁琐的好事，那在他们单位是有口皆碑的啊！

　　　　他说不要我总去看他，但希望我至少每周要往他家打一回电话。中学同学们有时打电话到我这里，议起他的情况，总是些强作乐观其实更令我惊恐的话语。所以这个周六我打通电话后，心里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知道，对别人他和他的家人或许总要强作祥语，但对我却肯定还是直言不讳……

　　　　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他的声音：“哎；你好……我问你呀，银杏树结出的果实，是什么样子呀？”

　　　　我便说：“是有人给你介绍了偏方吗？银杏就是白果呀！外头一层薄薄的壳儿，银白色，所以叫银杏啊……银杏有小毒，所以不能多吃！不过，对于特殊的病人，它也许能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吧？……谁给你介绍的偏方？其实你真的无妨试试呢？”

　　　　他在那边问我：“你在哪儿看到的银杏？银杏的果实结出来，那果肉是白色的吗？”

　　　　我有点糊涂了：“我当然看到过啦！我在小说里不是写到了吗？在《笑星和我》那篇小说里，我不是写到了五塔寺的银杏树吗？那儿有两棵好粗好壮的银杏树，恰好一雄一雌，所以每到秋天，就挂满了银杏，熟透了，还自动往地下掉……怎么，这对你的偏方很重要吗？”

　　　　他在那边认真地说：“我记得银杏的果实，跟核桃一样，它外头是有一层果肉包着的，熟透了，应该是淡黄色的，而不是直接显示出银白色……剥去那外果肉以后，才是银白色的果核，剥下果核，里头的果仁儿，是软和的、淡绿色的……对不对？”

　　　　我便问：“你那偏方，是不是非要用外头的那层果肉呢？”

　　　　他说：“我没说偏方，我说的是你小说里的描写，你行文时说：银杏树上，金黄的叶片中，缀满肥硕的白果……恍若银珠；这是不准确的啊！银杏的果实，熟后应该是淡黄色的呀！你应当准确地描写它才对啊……”

　　　　原来他是在给我小说中关于银杏的描写郑重地提出批评意见！

　　　　我终于弄明白了以后，一种莫可形容的感动，如热浪般滚过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