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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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民俗世风（2）第7节 唐宋文身（3）
也许正是由于“文身”可以更真切地使异性迷恋，在一个“伎巧则惊人耳目”的氛围中，它格外获得了人们的认同。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要以“文身”为荣耀。徽宗朝的李邦彦，身为宰相，每每侍宴，他也“将生绢画成龙文贴体，将呈伎艺，则裸其衣，宣示文身”。这种本无“文身”，却偏偏要显示有“文身”的做法，无非是为了赶时髦。而有人就是因“文其身”，得到了皇帝所赐“锦体谪仙”的雅号。所以，在东京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普通百姓也是要露出“浑身赤膊，一身锦片也似文字”。
在南宋临安，市民们则组成了专门的“文身”社团——“锦体社”。剧作家则在戏剧中塑造了“文身”人物形象，如每逢临安举行盛大节庆活动时，逡行于西湖的伎艺画舫上，“俱装小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出演。为了促进酒的销售，诸酒库请来伎艺人助兴，其中也要有“乔妆”的“锦体浪子”形象。伎艺人中亦不乏“文身”者，像“唱赚”的“雕花杨一郎”。他“文身”的目的无疑是希望引起更多市民的关注。还有存世的宋代《眼药酸》绢画可资佐证，画中右边作市井细民打扮者，头巾扎作冲天形态，着圆领青衫，系腰带，穿白裤，蹬练鞋，袖挽至肘，露出青色的“文身”手臂。这种故意露出“文身”模样，是为了表演，是为了取悦于市民，也可说是市民喜欢“文身”人物的最为真实的记录，它仿佛使我们触摸到了宋代人们对“文身”热烈喜爱的历史脉搏……
通过以上的巡视，观者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身”为什么在唐宋兴盛？并有鲜明的美饰倾向？笔者认为，只有将“文身”现象放在文化大背景上去观察，才会对唐宋“文身”有较为清楚的体会。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昌盛的时代，尤其是宋代，她的科技和文化均是空前的。这一时代著作家所勾勒出来的人物、景象，无一不显得明朗而又蓬勃，雄厚而又酣畅淋漓。那边塞戎行的书生，那稻谷茂盛的田野；靓妆俊美策马驰骋的女子，深海远洋劈波斩浪的巨舰；即使那偎红倚翠的柳永，也是那么洒脱自如，浅斟低唱也是那样流畅动人……唐宋气象是一种昂扬的、精致的文化气象，就像《说文》解释“文”的含意是“错画也”一样，唐宋的时代特征是文采斐然。
传统的东西，或扬弃或美化，不断地标新立异，或超凡脱俗。一向身居深闺后院的妇女竟也成了这个时代的报春燕子，从唐墓出土的石刻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画卷来看，唐代贵妇乳房半露或完全袒胸裸臂，向世人炫耀身材的丰满。宋代女子则在最热闹的上元灯节，在皇帝与万众面前，脱衣裸身，相扑为戏，使肌体尽露，引人观赏，以至司马光为之惊诧，专上一《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是的，唐宋时代发生着前无古人的变化。长安、东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以宏伟气度，伸开臂膀，接纳着四方宾客。为了向海内外表示出自己豪放不羁、自信十足、勇往直前的风采，一时间，人们意识到“文身”最容易向外界传播这种文化韵味。“文身”这一旧有的传统样式，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翻出新花样来的。大家已看到，在唐宋之前，“文身”主要是作为刑罚使用的，尽管有些少数部族崇尚它，但“文身”的影响还未迈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只是到了唐宋，“文身”才跳出刑罚的藩篱，甩开了部族的局限，普遍升华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符号，在整个社会水面上荡漾开来。
特别是在宋代，“文身”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宦门的婴儿，如兵部侍郎王湖公初生时，便全体刺上百花鸟雀。以文雅自负的儒士也“文身”。血统高贵的皇族子弟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文身”的漩涡，虽然皇家发出“凡人一被文刺，终身不可洗除”、“有玷祖宗，莫此为甚”的恫喝，并作出“宗室不许雕青”、违者加以处罚的规定。可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经被群众认同，又怎么能阻挡住它的奔涌冲泻？用宋代高承的话来说：“今世俗皆文身，作鱼龙飞仙鬼神等像，或为花卉文字。”学者也为“文身”寻根究源，宋代的王观国经过对秦伯、虞仲因故“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盖自同于蛮夷之习”的考据，得出结论道：“文身断发，粤俗之所好也，非避蛟龙之害也。”这种从风俗上肯定“文身”的学术做法，为“文身”找到了正宗，这显然也是宋代“文身”发展已很深入民众的一种折射。但我们不能忽略了唐代“文身”，虽然它没有达到宋代那样的程度，可正是唐代的“文身”托着宋代“文身”攀上中国“文身”的最高峰。因为再往后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文身”样式从未越过宋代“文身”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宋代“文身”的基础上的复制。这样的观察点是可以成立的，以此推广而去，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问题时，笔者也将遵循这样线索作如是观。
第五部分 民俗世风（2）第8节 迎神赛会（1）
迎神赛会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周礼·夏司马》就记载了这种性质的“大傩”活动。随着历史的演变，这种载歌载舞的祭祀礼仪，逐渐变化为迎神、敬香等不同主题、内容丰富的活动。
《洛阳伽蓝记》中描绘了一幅长秋寺四月四日出一负佛像的白象场景：辟邪的狮子在前面开路，簇拥的队伍中有吞刀吐火、彩童上索等表演，奇伎异服，文物成行。象停之处，观者如堵……
此后的迎神赛会均按照这种模式繁衍，它的特色都是边行进，边表演，名为娱神而成会，实际上是集娱乐观赏于一体的群众性的文化聚会。这种文化聚会在明清达到了极盛。明代王稚登的《吴社编》，曾就迎神赛会作过综述：
凡神所栖舍，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曰会。优伶伎乐，粉墨绮缟，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香风花蔼，迤逦日夕，翱翔去来，云屯鸟散，这是会的大概。主其事的叫“会首”，荒隅小市的叫“助会”，神像过门，士女罗拜，是“接会”、“看会”。会行有数十名手搏者为前驱，这叫“打会”，接着，为“妆会”、“走会”、“舍会”，等等。迎神赛会包罗万象，杂剧有“虎牢关”、“游赤壁”、“水晶宫”、“采桑娘”等；神鬼有“观世音”、“二郎神”、“钟馗嫁妹”、“西竺取经”等；人物有伍子胥、宋公明、十八学士、十八诸侯等；技术有“傀儡”、“刀门”、“戏马”、“走索”等；缠结有“蓝亭”、“五云亭”、“锦球门”、“秋千架”等；乐部有“得胜乐”、“清平调”、“双合笙”、“歇拍鼓”等；珍异有“真珠带”、“商金鞍”、“错金兵仗”、“百斤沉香”等；散妆有“打围场”、“平倭队”、“斗蟋蟀”、“采芝仙”等……迎神赛会，竭尽铺陈之能事。洞庭会中的黄白龙，是裒金银掩鬓为鳞，又用金银指环连为长垣，维之以行。一只燃放的爆竹，要四人才能抬起来。饰征西寡妇的十二姣童，所骑骏马都是珠勒银鞍；按乐的锦衣少年，金铙长笛，连老艺人也自叹不如。
迎神赛会不光铺陈豪华，其器具制作也是惊人的。祭器是用瓜仁垒起的，花石、牲牢、樽壶、俎豆，像雪圃霜林，琼筵玉席。雕檐曲楯，叠架连楣，如黄屋琉璃，光射清旭，却是用麦柴制成的。车仓之谷，则用稻黍，甃为楼观、轩楹、楣牖，动合准绳，光洁澄丽。
迎神赛会上，伎艺更是动人心魄，狮子金目熊皮，两人蒙之，一人戴木面具，装月氏奚奴，持绣球导舞，两人蹲跳按节，若出一体。弄伞的是一架五伞，大伞如屋，一人耍弄，左提右揽，人们看去，只觉他唇端、额上、腕畔都是伞……
王稚登所叙只是明代苏州一地的迎神赛会，但我们从此可以了解到明代的南方城市迎神赛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可与之相对比的是清代北方城市天津的迎神赛会，这种由康熙谒天妃宫，民间作百戏以献神娱康熙而得名的“皇会”，自乾隆初期就一直坚持不断，成为天津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
可以说，天津一入三月，便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各县大邑，远道而来；泊船之处，无隙可寻；红颜白鬓，迷漫于途；百业停工，交通断绝；辇驾出巡，填塞街巷；连宵达旦，歌舞如狂……
“皇会”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全盛时期仅“法鼓会”竟达九十多起。略而言之，主要有：法鼓会、八仙会、鲜花会、捷兽会、五虎扛箱会、门幡老会、太平花鼓会、重阁老会、灯牌、接香会、銮驾、黄轿、宝辇、华辇、护辇、请驾会、太狮会、鹤龄会、宝鼎、宝塔会、大乐老会、十不闲会等等。
这些会的成员多由天津附近各乡镇居民、行业中人组成。如清初每年四月初十前后在北京西郊妙峰山天仙娘娘庙表演的“狮子会”，均由北京的“棚匠”组成。由于棚匠善于高空作业，这样的迎神赛会也最耐人看（参看本书《绝技》一文中关于棚匠的记
述）。只要看看急急忙忙赶着去看迎神赛会的乡下人，就可以想见这城里的迎神赛会有多大的吸引力了：
俺四月赶了一个莫州庙，多半年无事家里闲着。闻听人家说京都的皇会多热闹，待去看无有盘缠，又得赶集去把粮食粜。现放着武艺内装着霸王鞭，响动就唱离京调，老头子说拿着倭瓜就扛被套，路途远又遥。过了卢沟桥，紧赶慢赶城门又关了，寻不着豆腐房，宿了一个五道庙，天明起来早。进城头一遭，两眼似离鸡，四下里观。……进了城乐坏我了，穿街越巷又出了城，到了高亮桥，唬了我一大跳。谁家的大衣架放的拦着道，睁眼往前瞧，果然热闹，两边景致没看见一遭，广些花花物……
这是清代王廷绍《霓裳续谱》中的《乡老庆寿》，但这杂曲并不意味着清代农村中的迎神赛会不热闹，相反，这样耐人看的迎神赛会，在明清广大的农村更为普遍，随便翻一下明清的地方志，便可感受到迎神赛会之风的强烈。《嘉靖武康县志》记此县各村在清明前几天，便装扮台阁，如颠如狂。又《嘉靖广平府志》记此府凡遇春祈秋报之时，乡人便醵钱谷祭神，次日正赛，乐人装戏……
第五部分 民俗世风（2）第8节 迎神赛会（2）
明代黄《蓬轩吴记》说迎神赛会时，神像都像王者一样着赭衣冲天巾，夫人都像王妃一样盛饰，其意在斗胜相夸。迎神赛会已演化成了伎艺的竞赛，服装的竞赛，敬重神灵的竞赛，历史文化修养的竞赛。清代笪重光《江上诗集》专有《赛太尉》来介绍这种现象：
村人迎太尉，绕巷复巡陂。
雉尾攒神冠，绣襦为神帏。
神来日颠倒，神喜风披靡。
儿童戴粉面，丁壮舞红衣。
恣睢魏武皇，袅娜越西施。
箫管杀铜钲，彩绳挥金椎。
二社互争雄，四村无敢窥。
这样的迎神赛会，倘无经济力量支持，是很难举行的。简言之，迎神赛会成了一村、一县、一地区的经济气温表。明代陈鸿、陈邦贤《熙朝莆靖小记》说此地在窘迫时举行迎春会，只“妆扮故事百余架，点缀春光，俱是里长答应。用桌一只，后造一屏，二人扛抬，饰小儿为男女坐桌上，无甚好衣服”。情况好转后，“春架借各班戏子妆扮，新造高大木架，用四人扛，请好儿童三四人，饰新鲜衣服，演闹热故事，更相争赛”。于此可见，明代农村的迎神赛会多在地方富庶的情况下举行。
《嘉靖仁和县志》记此县的迎神赛会就是起于成化末年承平之时。一鲁姓者倡议七月十三日为诸侯降生，立会庆祝，一方富豪，各出己资，妆饰各种抬阁，次第排列，导以鼓乐，绕街迎展。这样搞了两年，欣动他境，以至互仿相效……
迎神赛会也多在有灾害时举行。海外散人《榕城记闻》所记录的就是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间，榕城出现了瘟疫，按乡例便祈禳土神，当时的情景是：
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扮鬼脸，或充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纸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阗，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傩，纸糊五帝与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周。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踬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巡抚张公严禁始止。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举行的迎神赛会，都以其伎艺的、宗教的、服饰的、器具的等丰富多彩的样式，吸引着人们，并日益广泛地传播着，影响所及，以至明代南京妓院都举行了赛会。周晖《续金陵琐事》这样说道：
有色业俱优者，或二十三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节以春檠巧具肴核相赛，名“盒子会”。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锄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席间设灯张乐，各出其技能……
这已超出迎神赛会范围，但又不能不是赛会的一种。至清代，类似这样的赛会，愈演愈烈，尤其是那些财力雄厚的商人参与其间的赛会。金安清《水窗春呓》记嘉庆年间淮城商人举行的一次“群花会”：
二十四位艳丽各出一玩好为缠头，或珠，或玉，或披霞，或汉璧，都是人世间罕有而精巧绝伦的物品。二十四位艳丽无一雷同，价值达万金以上。临河观众数千人，都认为这是神仙高会。
奢侈风气一开，迎神赛会赛俭朴了，就会使人抬不起头来。吴震方《岭南杂记》这样说道：
粤俗最喜赛神迎会，凡遇神诞则举国若狂。余在佛山，见迎会者台阁故事，争奇斗巧，富家竞出珠玉珍宝，装饰孩童，置之彩舆，高二丈，陆离炫目。大抵爆俱以缯彩装饰，四人舁之，声彻远近，中藏小爆数百，五色纸随风飞舞如蝶。闻未乱时更盛，土人颇惭此会殊寒俭矣。正因这种心理作祟，所以各地迎神赛会，无不全力以赴，使迎神赛会的费用、规模不断攀升，豪华日甚。正像陈懋仁《泉南杂志》批评迎神赛会时说的：“不但靡费钱财，恒有斗奇角胜之祸。”有的就是因为场面浩大，不堪承负，难以为继了。还有的盲目追求表面效应，但组织失调，结果践踏死人，时有发生。
《天津皇会考纪》载：光绪十年（1884），三十二人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