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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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但组织失调，结果践踏死人，时有发生。
《天津皇会考纪》载：光绪十年（1884），三十二人担的，底高八尺，底上共有三抬，每抬占据一层，每层有数名童子演剧的“抬阁”，其上发生了晒死“王母娘娘”一事。起因是：第二抬阁最高层为王姓六岁小儿，扮王母娘娘，童于是被绳子缚在抬阁中心一铁柱上，若飞凌空，观者无不称奇，但太伤人道。因扮演者不得饮食走动，出会时，日光暴热，王儿索水无应者，喊病也无应者，一直到晕到死，也无人理会。
又有“报事灵童会”，一个扮演头戴紫金冠的童子，冠上镶嵌一个大如鸽卵，用金钢钻匝的珍珠，价值三万金，谁知第二日冠上珍珠丢失。原来出会前一天，北京及各地就有三百多著名小偷来到天津，一偷施展手段将此珠窃走……
更为严重的是迎神赛会上的沿户按门劝募的敛钱弊病，使人怨声载道，却碍难拒绝。盖此弊病根深蒂固，早在宋代就已露其端倪：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仁宗嘉祐五年（1060）时成都所部诸州，每年都有游惰不逞之民，以祭赛鬼神为名，敛求钱物。一坊巷至聚三二百人，作将军、曹吏、牙直之号，执枪刀、旗幡、队仗，及以妇人为男子衣，或男子衣妇人衣，导以音乐百戏，三四夜往来不绝。李焘针对此情，深有感慨地说：“虽已揭榜禁约，然远方风俗相沿，恐难骤止，请具条制。”可是有了条制就能制止这种恶习吗？答案是否定的。乾隆时期的名士杨无怪在《皇会论》中还描绘了这些游手好闲敛钱者的形象：
口称善事，手拿知单。有钱无钱，强派上。图了热闹，赚了吃穿。
然而，这绝不是迎神赛会的原意……
第六部分 器物小识第1节 最早的暖水瓶（1）
中国的暖水瓶究竟始于何时？笔者通过对宋代文献史料的研究认为：暖水瓶在北宋的后期就已经开始制作并使用了。其证据是：
张虞卿者，文定公齐贤裔孙，居西京伊阳县小水镇。得古瓶于土中，色甚黑，颇爱之，置书室养花。方冬极寒，一夕忘去水，防为冻裂。明日视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冻，独此瓶不然。异之，试以汤，终日不冷。张或与客出郊，置瓶于箧，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秘。惜后为醉仆触碎。视其中，与常陶器等，但夹底厚几二寸，有鬼执火似燎，刻画甚精，无人能识其为何时物也。
这条史料使我们得知暖水瓶已经在北宋开始使用并引起人们的新奇感与神秘感。另一条史料则清楚地描述了在玻璃胆瓶上涂附水银的制作技术过程：
徽宗尝以紫流离胆瓶十，付小珰，使命匠范金托其里。珰持示范匠，皆束手曰：“置金于中，当用铁篦熨烙之，乃妥帖，而是器颈窄不能容，又脆薄不堪手触，必治之，且破碎，宁获罪，不敢为也。”珰知不可强，漫贮箧中。他日，行廛间，见锡工扣陶器精甚，试以一授之曰：“为我托里。”工不复拟议，但约明旦来取。至则已毕。珰曰：“吾观汝伎能，绝出禁苑诸人右，顾屈居此，得非以贫累乎？”因以实谂之。答曰：“易事耳。”珰即与俱入，而奏其事。上亦欲亲阅视，为之幸后苑，悉呼众金工列庭下，一一询之，皆如昨说。锡工者独前，取金锻治，薄如纸，举而裹瓶外。众咄曰：“若然，谁不能？固知汝俗工，何足办此。”其人笑不应，俄剥所裹者押于银箸上，插瓶中，稍稍实以汞，掩瓶口，左右洞之。良久，金附著满中，了无罅隙，徐以爪甲匀其上而已。众始愕眙相视。其人奏言：“琉璃为器，岂复容坚物触，独水银柔而重，徐入而不伤，虽其性必蚀金，然非目所睹处，无害也。”上大喜，厚赉赐，遣之。
这两条史料均出自《夷坚志》，是目前所能找到的中国古代暖水瓶的最早的记录。第一条史料是说张齐贤孙子辈分的张虞卿已使用了暖水瓶。张齐贤，是宋真宗时兵部尚书，卒于1014年。他的裔孙张虞卿当生活在北宋中后期，或确切地说主要生活在宋徽宗时期。而另一条史料刚好可与之互证。
众所周知，暖水瓶是一种双层玻璃容器，内外壁在顶部完全封拢，将夹层中的空气抽出来。暖水瓶的内壁需镀上一层水银，目的是为了减少由辐射传走的热量。《夷坚志》中这两条史料表明：宋代的暖水瓶已有了今日暖水瓶的雏型。
首先是第一条史料记张虞卿所拥有的暖水瓶“夹底厚几二寸”，这就证实了这种暖水瓶是中间有空隙的双层构造，“夹底”即夹层。
第二条史料则记述了锡工剥所裹金箔，押于银筷子上，插入玻璃瓶中，再输入水银，掩住瓶口，左右摇动，以使水银涂镀在瓶胆上，这大体是符合暖水瓶制作技术的。
这两条史料所反映出来的暖水瓶的情况，若放在整个宋代制作玻璃瓶、水银的历史中去观察，就会发现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了。考之宋代典籍，我们可以得知：玻璃是自然之物，彩泽光润，逾于众玉。它用石英砂、纯碱、长石及石灰为主料，有时加入少量澄清剂，将原料混合、熔融、匀化后，加工成形，再经退火处理而得玻璃制品。宋代已能够进行这种玻璃品的制作，宋徽宗一次就能给小太监10个紫色玻璃瓶，就已表示了宋代的玻璃瓶制作的数量已不小，而且品种也多样，质量也相当不错。因为在此之前，就有孔平仲的《海南琉璃瓶》诗：
手持苍翠玉，终日看无足。
秋天长在眼，春水忽盈掬。
莹然无埃尘，可以清心曲。
有酒自此倾，金樽莫相渎。
又如后来张耒的《琉璃瓶歌赠晃二》诗中：
非石非玉色绀青，昆吾宝铁雕春冰。
表里洞彻中虚明，宛然而深是为瓶。
以有易无百货倾，室中开橐光出楹。
透过这样的诗句，不难想见琉璃瓶的晶莹，质量的优良。而且，宋代政府在与外国贸易过程中，还非常注意吸收外国的玻璃瓶作技术。笔者在翻检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史料时，发现波斯语国家与宋朝贸易的“方物”中玻璃瓶为一大项。
第六部分 器物小识第1节 最早的暖水瓶（2）
如自建隆二年（961）起，占城就进有“大食瓶”，即伊朗瓶。而伊朗国贸易的“方物”中，每次都有玻璃制品，以各式玻璃瓶为多。如至道元年（995），一次“贡品”中就有：
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
宋代典籍中关于水银的记载
伊朗的玻璃瓶，为宋代制造质量较好的暖水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制造玻璃暖水瓶的必备之物——水银来看，宋代的水银提炼是很兴盛的。北宋后期，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就作过这样的记载：“作炉，置砂于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盎器，外加火煅养，则烟飞于上，水银溜于下。”提炼水银的器具和方法的出现是社会对水银的需求量很大的一种反映。到了南宋，提炼水银已发展成了规模生产。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广西桂林地区出现的上火下水的内蒸馏器提炼水银法可为代表：
邕人炼丹砂为水银，以铁为上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细眼铁板，下釜盛水埋诸地，合二釜口于地面而封固之。灼以炽火，丹砂得火化为霏，得水配合而下坠，遂成水银。
倘若没有社会性的、迫切的对水银的需求，是不会出现这种生产规模大、水银产量高的蒸馏化装置的。宋代社会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炼丹术，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北宋后期，水银就作为一种商品广泛流行了。如“瓢内出汞成金”、“草制汞铁皆成庚”、“市药即干汞”等。
南宋的曾敏行《独醒杂志》还记叙：水银烧炼点化之术，“虽因诬诞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谓无此术”。这从另一侧面告诉了我们，水银在人民的生活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以上探索，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宋代的玻璃瓶制品与水银涂镀技术、水银的提炼技术及使用，都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从而为暖水瓶的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必须看到，这些只是暖水瓶出现的基本科学技术因素，假如没有合适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暖水瓶也不会在北宋出现。
据气象学权威竺可桢先生认为，11世纪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寒冷的时期之一，仅从天禧元年（1017）至政和三年（1111）这段时间的东京来看：降雪不断，冻死甚众，有时大雪连月，至春不止，平地积雪八尺有余，连飞鸟都冻死了。进入南宋，即公元12世纪的临安，气候更为寒冷，降雪之多，胜过北宋，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至暮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东京，冬天虽有大风雪，但仍有夜市。除卖点心、水果外，“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临安，“冬日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
这两条史料揭示了这样一个史实：商贩们“提瓶卖茶”所用的瓶，是保温的暖水瓶，因为用铁或瓷制成的瓶子装茶水，即使在茶瓶的外面包裹厚实的棉被之类，在极寒冷的冬夜，一会儿也会凉的。且在宋代，是非常讲究注滚热的汤水于盏碗中，“点开”茶叶或茶饼才饮用的。像蔡襄《茶录》所说：“凡欲点茶，先须令热，冷则茶不浮。”还有在宋代笔记、小说、诗歌中屡屡出现的“斗茶”，倘无盛贮热水的暖瓶，无法想象是如何“点茶”相斗的？这就如同没有保暖的瓶胆，在冬夜里是不可以卖热茶，而冷
茶在冬夜里不可能有市场一样。正因如此，在宋代饮食行业中，“提瓶卖茶”才成为独立的行当。需要提及的是，宋徽宗是最能追求浮华的，官宦贵吏无不以有珍稀物品争相献上邀赏，民间的工匠也无不受这种“侈奢则长人精神”的感染，纷纷钻研奇巧技艺。《夷坚志》中的擅长涂镀水银技术的锡工，就是小太监在百姓居住区发现的。这就表明这种水银涂镀技术已在民间广泛传。而暖水瓶得到最喜欢奢侈品的徽宗的赏识，会很快推广开来，也是十分可能的。临安在暖水物品方面就出现了“暖水釜”。既称之“暖水釜”，其构造必是用玻璃为胆，水银为裹。皇帝将这样的暖水器皿，赐给出嫁的公主，说明此类暖水器皿在宫中已普遍使用，并颇得人们的喜爱，从而使使用暖水器皿成为社会的时尚。
那么，宋代的暖水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目前尚未有出土的宋代暖水瓶实物证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出土的宋代的瓷茶瓶、玻璃水瓶寻找旁证。从出土的宋代茶瓶看，它一般造型为宽口，鼓腹，平底，短流，与流成90°角的腹壁上安有筒形把手。在江西赣州、景德镇的宋井中，江苏无锡环城河宋代古井中出土的宋代挈瓶，一般为弇口（或敞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圈足（或小平底），为便提携，在肩部安双系或四系。
此外，从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0～11世纪初中亚伊斯兰制造的高颈玻璃水瓶，辽宁朝阳北塔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瓶，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塔基内发现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河北定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塔墓内发现的六种伊斯兰玻璃器，都能使我们对宋代暖水瓶形状有所推测。
宣化辽墓壁画中汉仆从手中茶瓶
1986年南京林学院发现的北宋墓中，有许多高约31厘米，底6．4厘米，口径6厘米的瓶子，这些瓶子虽不是玻璃瓶，但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已和现今的瓶子十分相似了。另外，宋代《花坞醉归图》中，有一挑着行囊的仆人，行囊后端携带的酒瓶，也为宋代暖水瓶的样式，提供了参照。我们可以想见，宋代的暖水瓶虽然不能和现代的暖水瓶完全一样，但其基本样式已无多大差距。综合以上的考证，笔者倾向于宋代暖水瓶的样式为：
宽口，长颈，长腹，瓶口安有开启的瓶盖，它与暖水
瓶包装外腹壁上的近似直角的弧形铁把手相连，箍在瓶颈口上，以便于开启和提携。
也许有一天会出土宋代暖水瓶的实物，那将对笔者的这一考证作出验证。
第六部分 器物小识第2节 金明池里的船坞（1）
天津艺术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金明池争标图》，这幅题为张择端所作的绢画，精细描绘出了金明池争标的热闹景象。印之于记述东京风物的《东京梦华录》、《醉翁谈录》、《枫窗小牍》等著作，它丝丝入扣，为我们了解北宋时期的金明池的面貌提供了相当正确的依据。尤其是图中所绘的“澳屋”，即船坞，尤为宝贵。笔者认为，这是经得起推敲的历史真实：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宋代造船业有着较之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繁荣的表现。官府的、民间的造船工场遍布沿海各地，并以平均每年造船三千余艘的速度进展，而且有的地方所造“舟船深阔各数十丈”，频繁出海入洋，这就使停泊、检查、修补船只的船坞应运而生了。如宋太宗时的山东青州临朐人张平监阳平都木务兼造船场工之际，“旧官造船既成，以河流湍悍，备其漂失，凡一舟调三户守之，岁役户数千。平遂穿池引水，系舟其中，不复调民”。应该说这是古代史籍中较早的一条关于“湿船坞”的材料。它未说明这种“湿船坞”能不能修补船只，但是据文中“穿池引水”看，这种船坞是一种池子形状，若将池口处堵上，将中水车干，便变成“干船坞”，是可以修船的。宋代较为明确的“干船坞”则是和黄怀信这一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黄怀信，《宋史》无传，仅在《宋史·河渠志》中有点滴记录：熙宁六年（1073）四月疏导黄河时，王安石采纳黄怀信根据李公议所献疏河的“铁龙爪扬泥车法”而提出了浚河“浚川把”，从而使黄河畅通。由此可见，黄怀信对水利、机械起重都有过精深的研究，堪称专家。对黄怀信建船坞的记述，主要在沈括《梦溪笔谈》补卷二《权智》中：开国初年，两浙献来一条龙船，长二十多丈，船工造有宫室层楼，其中设有卧床，以备皇帝乘坐游览。由于年长日久，船的腹部腐朽需要修理，但在水中无法施工。熙宁中期，依宦官黄怀信提出的方案，在金明池北挖一个很大的“澳”，其大小可以容下龙船。在“澳”底立上木柱，用大木架在立柱上当梁。于是把金明池的水引入“澳”中，将龙船牵引到梁的上面，随即车干“澳”里的水，龙船便架在空中，修补完以后，再把水引进来，使龙船浮起，再撤去梁柱。在“澳”上盖一座大屋，成为藏船的房子，从此再也不怕船暴露在外面了。
这是目前所能查找到的在船坞中修船的一条较早的史料，在宋代以前，尽管有许多造船的史料，但还未发现船坞的史料。遍查宋代其他典籍，还未发现其他有关在船坞中修船的更详或更简的记载，那么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将金明池中的船坞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首先要弄清“澳”，蔡绦《铁围山丛谈》说金明池：“池北创大屋深沟以贮龙舟，俗号“龙澳”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作过类似的记述。从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中看，“澳屋”是在图之右侧，即金明池北岸正中部位，一跨水高耸敞开无门的大屋。其支柱框架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