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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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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儿吐火,鹤儿衔火。药线上,轮儿走火。十胜一斗七星球,一架上,有许多包裹。梨花数朵,杏花数朵。又开放,牡丹数朵。便当场好手路歧人,也须教,点头咽唾。    
    这种出神入化的“烟火”伎艺,在元代继续发展,近年来,被学者们反复征引的赵孟的《赠放烟火者》诗,亦相当生动地展示了元代“烟火”的水平,可使人不解的是,在国内元代典籍中却极少找到“烟火”的轨迹。记录元代文娱生活最为繁盛的大都的《析津志》中,只有一处提及“烟火”。假如大都不是首都的话,恐怕这一处也不会有。    
    笔者为此作过努力,但所获几近空白,只在陈元靓的笔下找到一条线索,其文云:    
    玄参三两,用蜜一两,水二升,慢火煮干,入瓮合理,露地五日,取出。入焰硝一钱,重同研,干,以栀黄纸包,捻作线焚之,绝肖梅花。这是宋代“药线”的余韵,类似今天的“滴滴星”,应算是“烟火”的一种。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讲,元代“烟火”似应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可是为什么有关“烟火”的记载却少于宋代?较为可行的解释是元代战争连绵,尤其是元代的西征,攻坚克锐,这样就使元统治者将火药主要投入征战上,而不可能像崇尚文化的北宋偏安一隅的南宋那样,将火药的大部分投放到娱乐性的“烟火”之中。因为,制作“烟火”必像制火药一样,获得了“烟火”的秘密也就等于获得了制火药的秘密,所以,元统治者对制“烟火”控制很严,使之较少被频繁公开地燃放。但不能因此说元代就没有“烟火”了,更不能因此说元代“烟火”水平要低于宋代。反之,根据已有的“烟火”相同于火药制造的原理去推断,元代“烟火”丝毫不弱于宋代的“烟火”。元代中国周边国家,不都是从中国获取火药的吗?如高丽王朝的军事科学家崔茂宣,就是向粗知焰硝采取方法的元代商人李元“谘问”,才掌握火药技术的。自此,高丽国“始设火都监,煎取焰硝”,当时能制造的火器达17种之多。其中当然不乏“烟火”品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说,这17种火器均具“烟火”性质。    
    在西方的史料中,也许还可以寻觅到更多的元代“烟火”的影子。欧洲获得火药的途径不就是由西征的元军传入的吗?在这方面,冯家升先生有过精辟的述论,潘吉星先生的探索更是富有启发性的。他认为1258年元统治者在阿拉伯地区建立的伊儿汗国中的叙利亚人哈桑,在1280年左右所著的《马术的战争策略大全》记录了种类繁多的“烟火”,如“茉莉花”、“月光”、“日光”、“黄舌”、“起轮”、“流星”、“白睡莲”,黄、绿、白、红、蓝等五色烟,“中国花”、“中国起轮”。这实际证明了元代中国的“烟火”种类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大量传入庞大的元帝国所辖的阿拉伯地区及欧亚地区的。特别是在《元史》上,还有着这样的踪迹:至正十年(1273),阿拉伯人亦思马因,随元军攻打襄阳城。由他督造了能射150斤重的火药包的投掷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襄阳炮”,或“西域炮”、“回回炮”。这种大炮抛射火药包力量是很大的,“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使宋军极为恐慌而降。当时制造类似“襄阳炮”的工匠还有伊拉克人阿老瓦丁,他与亦思马因同时应元世祖之召,从各自所住国家来到北京“试炮”。    
    这就告诉了我们,当时元代中国的火药技术知识是流传很广泛的。不难想见,这种用抛石机发射的火药包,当然也包含有自宋以来的烟球、火球之类的燃烧性火药器,它当然也可以移于“烟火”的施放。而后来的“烟火戏”之所以把“襄阳炮”当成长久保留节目,无非是从“烟火”的视角去看待它,是着眼于这种巨炮所包容的“烟火”性质的。


第六部分 器物小识第3节 烟火略谈(4)

    二“烟火”在明清,堪称全面成熟的盛期。    
    在明代,制火药的主要材料硝石,“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甚至一旦年节临近,人们就要“撮弄开个火药铺子”。正像一阿拉伯人所见的明代中国那样:    
    烟火十分普遍,老少都会制火药,人人皆知造烟火。    
    因而“烟火”品种繁茂,较有代表性的“烟火”达21种之多。制造这些“烟火”所需的硝石、硫黄、炭的数量,在典籍中交代得一清二楚,制作步骤明确。在此基础上,清代又推出一些新品种:“倒垂莲”、“大梨花”、“一枝梅”、“一丈菊”、“千丈梅”、“映雪梅”、“金丝菊”、“垂带柳”、“洒蜜蜂”、“宝珠茶”、“小叶梨”、“千叶梨”、“石榴姣”、“葵花”、“孩儿奉花”、“珍珠伞”、“木樨花”、“菊插枯梅”、“大牡丹”、“大木香”、“落地桃”、“落地梅”、“大兰花”“金线钩银蛾”、“金海棠”、“洞口梨花”、“撒珍珠”、“三春柳”、“一丈兰”。这些“烟火”药量都不大,基本属于百姓家用小“烟火”。    
    供大众观赏的由火药为动力,配之以傀儡表演的“药发傀儡”,在明清有了长足的进展。所谓“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迸出,闸闸眼,火焰齐生”,只不过是“小把戏”一桩。清代已将这一“烟火”样式的制作,发挥到了极致,简直活灵活现:    
    先是两串百子响鞭,随后一阵乱落如雨的金星,忽有大光明从“烟火盒子”放出,照得针芥毕现。这时,手牵耕牛的牛郎木偶,斜倚织机的织女木偶,才缓缓下垂。接着,“乃有无数转贯球雌雄的闪烁盘旋,护著一条青龙,翔舞而下,适当牛郎、织女之间。隆隆者蓦易羯鼓作爆豆声,铜钲喤然应之,那龙口中吐出数十月炮,如大珠小珠,错落满地,浑身鳞甲间冒出黄烟,氤氲郁,良久不散”。而且,那龙还可以颠首掀尾,翻百十个筋头,“不知从何处放出花子,满身环绕,跋扈飞扬,俨然有搅海翻江之势”。待牛郎、织女木偶表演,更是惊人,只见:就于掌心飞起一个流星,缘著引线,冲入箱内,钟鱼铙钹之属,咇剥叮当,八音并作。登时飞落四十九只鸟鹊,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布成阵势,弯作桥形,张开两翅,兀自栩栩欲活。待乐人吹起唢呐,牛郎舍牛而升,织女离机而上,恰好相遇鹊桥,于是两个人,四十九只鸟鹊,以及牛郎所牵的牛,织女所织的机,一齐放起花子来。这花子更是不同,朵朵皆作兰花竹叶,望四面飞溅开去……    
    从宋代“火爆”脱胎而来的“水上烟火”,在明清也有了划时代的突破。在明代北京中元之夜,各寺庙均缚“烟火作凫、雁、龟、鱼”等,放入莲花中点燃,水火同时激射。大学问家李开先曾在白天看过这种“水上烟火”,他认为“制造繁华,不减夜间”,特为之赋诗道:    
    纸船藏火药,摇曳绿阴傍。    
    炽焰燔危岸,飞烟掩太阳。    
    炮惊鱼出没,花炫鸟回翔。    
    再赤周郎壁,欲从李相庄。    
    巧技传京国,载舟戏水傍。    
    纵焚鏖赤壁,飞炮破襄阳。    
    照浪鱼龙骇,飘烟燕雀翔。    
    升平多乐事,偏集太常庄。    
    明代“水上烟火”式样    
    从诗可见,“水上烟火”是很精彩的。它的制作也不同于那种陆地上燃放的“烟火”。除所需硝、磺、炭、班猫、白砒、潮脑、水马外,还要捻若干麻线,将薄棉纸裁成一寸宽许的直条,将麻线顺铺纸上,放入信药,照平常加粗二倍,捻成圆条,接续相连,不让其断。还要用矾水、面糊,周围抹过,晒干,使之成硬条,以免散开,外用熟油纸为衣,再用长短不拘、截断的毛竹,上下接连套合,凑长可达数十丈,以接就药线,入竹筒内,随套穿,务必与统眼火药相连,随机点放,便可以过水入雨,不能被破坏了。    
    由于这种“水上烟火”具有很强的抗浸泡潮湿的性能,明代皇家就将它用于“籍田”祭祀中。因为这一大典要表演出雨水倾盆、云烟密布的效果来,于是由教坊优人装扮为雷、电、风、雨、云、龙、土、谷诸神,藏在棚内虚处,下面放置异香、诸烟药、巨鼓、火线,以准备临时施放,待主持官员报一声“雨生,于是虚处烟雾四塞,鼓声彭彭震,起火线勃发,先掣数丈,霹雳之声交加,上藏水匮,倒倾如沫,凡棚内逾里无不沾润”。好久,雨止了,烟也渐渐熄灭了。


第六部分 器物小识第3节 烟火略谈(5)

    明崇祯本《金瓶梅》第四十二回插图:逞豪华门前放烟火“水上烟火”原理也同样适用于水上燃烧性火器。名将戚继光就制成了这样的火上燃烧性火器:满天烟喷筒、火砖、火妖、飞天喷筒、大蜂窠等。这些火器火药成份与一般的“烟火”无甚差异,只是将药线装入一个细竹管内,直插于火器的腹内至底方透火器,毫无闪灭之事。从戚继光在东南海战取得多次胜利的记录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水上燃烧火器在打击倭寇时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像“神火飞鸦”、“火龙出水”、“水底龙王炮”等水上    
    燃烧性火器,使我们看到了“水上烟火”另一面的作用。    
    从明清“烟火”整体状况来看,它的突出成就是“烟火戏”。它冲破了宋元那种只有个别人物形象的“烟火”的藩篱,向着制作更加复杂、敷演成组场景的“戏”的方向迈进。明代的“烟火戏”就开始有:刘关张三顾诸葛亮、张翼德葭萌战马超、八仙捧寿、七圣降妖、楼台殿阁、村坊社鼓、货郎担儿、鲍老车儿、五鬼闹判、十面埋伏等。    
    清代的“烟火戏”则更名目繁多: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双凤朝阳、二龙戏珠、海市蜃楼、回回献宝、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八仙过海、二仙传道、东方朔偷桃、张生戏莺莺、吕布戏貂蝉、敬德洗马、单雄信夺槊、华容道挡曹、张飞喝断当阳桥、张果老倒骑驴、吕纯阳醉扶柳树精、韩湘子化妻成仙、费长房入壶、月明和尚度柳翠、孙悟空跳出五行山、陈抟老祖大睡觉、老子骑牛过函关、哪吒闹海、周处斩蛟、杨香打虎、罗汉降龙、王羲之爱鹅、苏属国牧羊、庄子蝴蝶梦、八戒蜘蛛精、张仙打狗、和尚    
    变驴……这么多名目,让人记也记不清,说也说不完。    
    这类“烟火戏”的制作基本是用竹为骨,也可以根据大小贵贱用铜丝、铁丝为骨,用刷过层层矾水的特殊桃花纸等为衣,麻线为筋。若做楼台拱柱,只须在药以外套以纸筒,便粗壮相似。做人物禽兽,横骨用竹圈,直骨用线,再装入用途各异的哄药、紧药等,制成各种不同的场景,再染以彩色,或大或小,或方或圆,折扁成“软器”,外再加纸筒,便可点燃发射到天空中展开施放了。这类“烟火戏”的图象较为固定、单一。有变化的“烟火戏”则是运用几种“烟火器架”同时放射。清代有一豪富之家燃放的“烟火戏”,就已到了这种水平:    
    随有千百爆炸声齐响,已挂出无数的烟火:一边是九连灯,一边是万年欢;一边是炮打襄阳城,一边是火烧红莲寺;一边是阿房一炬,一边是赤壁烧兵。    
    这就需要根据药方的厚薄,器口的向背,火力的久暂,相的远近,对列的高低,药线的迟速,加以排列组合。为了烘托气氛,这种“烟火戏”中还杂夹着从四面八方而来的百兽,只见它们:    
    尽是五色绸纱糊的,彩画得毛片逼真:一边驰出一队象灯,一边驰出一队虎灯;一边驰出一队犀牛,一边驰出一队狮子;还有黑熊、白兕、赤豹、黄罴,奇奇怪怪,约有数百。足下都有四个小轮,用人拉着飞跑,鼻里生烟,口中吐火,如雷轰电掣,地塌山崩,看得子玉等神惊肤栗。这边百兽,那边群龙,合将拢来,黑雾冲天,火光遍地,大有赤壁鏖兵之势。    
    还有如百道电光,穿绕满园的火鸟、火鼠。这正是“烟火戏”中的“杂耍”,“或单放或入剧中,上窜下跃,旁飞侧舞,令人赏目醉”。它们的制作可以用“壶卢”、“核桃”、“白果”、“松榧”的“果壳”,也可用“小鹅”、“印斗”的“纸壳”;可用“瓶盎”、“土鼠”、“金蟾”之类的“泥壳”,也可用“木鸡”、“狗马”之类的“木壳”,甚至花盆、花篮,都可以“藏药为戏”。而清代这豪富之家所燃放的“烟火戏”,就充分体现出了这种“烟火杂耍”较为完整的面貌。    
    “烟火戏”的最高层次,则是将几种不同的“烟火戏”,装入同一“烟火筒”中发射至空,先后燃放。它们有的“初为八仙飘海,继为跑马扒城;最后见宝塔一座,凡七层,玲珑透辟,门户分明,旋又见长幡约丈余,四周有飘带”。有的先喷高三丈,堕地如金钱的“花爆”,后悬一徐徐而上,燃火线的盒子,由盒子“忽烟焰喷薄,盘矫而下,现五彩花篮。顷之,又现一楼船,玲珑荡漾。又久之,现葡桃一架,光青碧可爱”。


第六部分 器物小识第3节 烟火略谈(6)

    这样几种形态各异但又同时燃放的“烟火戏”,其制作是相当复杂的。它不是仅有单一图象的“烟火戏”的凑合,而是集用途不一的火药、控制燃烧速度的药线、优良的纸衣、多样的器具、间隔的“底托”等等于一身。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完美地组成各式“烟火戏”的汇演。而所有“烟火戏”中,规模最巨、耗费最多、时间最久、场面最精的,非皇家莫属。因为它可以召集最好的烟火匠,动用大量材料、纸张,精心特制“烟火戏”。在这方面,清代皇家燃放的“烟火戏”可为代表作:康熙二十四年(1685)元夕,在南海子呈现出了“若珠帘焰塔,葡萄蜂蝶,雷车电鞭,川奔轴袭,不一而足。又既则九石之灯,藏小灯万,一声迸散,万灯齐明,流苏葩,纷纶四重”的“烟火戏”盛景。“烟火箱子”中竟鼓吹并起,鼗(táo;拨浪鼓)觱篥,次第作响,火械所及,节奏随之。霹雳数声,烟飞云散。最后一个“烟火箱子”,“有四小儿从火中相搏堕地,炮声连发,别有四儿花裆,杖鼓拍板,作秧歌小队,穿星戴焰,破箱而出。翕倏变幻,难以举似。然后徐辟广场,有所谓万国乐春台者,象四征九伐,万国咸宾之状。纷纷挥霍,极尽震炫而后已”。    
    康熙年间的揆叙所写的诗歌,也再现了几出“烟火戏”如何同时燃放的景象:    
    秘方传得细修治,百巧千奇国工擅。    
    或悬高架或深埋,或贮锦函藏不见。    
    歌停酒半月欲舞,忽吐微光细如线。    
    一声霹雳火城开,万象空中争涌现。    
    忽成华树忽楼台,忽作城垣忽宫殿。    
    忽如士女共游嬉,忽若鱼龙争曼衍。    
    忽然砰訇殷山谷,伏兵四起相攻战。    
    忽然一骑冒火入,乱掣长虹走飞电。    
    炮车下震地轴摇,星球上射天顶穿。    
    这种一出接一出的“烟火戏”,就是用所谓的“底托法”,又名“隔火法”制成。因为多出“烟火戏”容入筒中、箱中或盒中,每戏必须隔火间之,使一戏之后再现一戏。既有先后,又不至于一起燃烧,就要根据每戏的大小,或方或圆,中为井宇,或外糊矾纸做成底板即“底托”。药线与过渡的药线须总打一药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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