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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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用一群动物作喻的口诀，画出了清代官场腐败群像，这犹如郑逸梅《艺林散叶》所记李鸿章谈的那句话：
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李鸿章是清末官僚总管，他的话当然是切中要害的。然而，完全说清代官场口诀无一可取处，有欠公允。清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对官员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在清初期和中期，清统治者励精图治，很有一番作为。在这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吏部成语》之类的官场工具书，此书共420条，就官员的升选调补、考核奖叙、参劾处罚、省亲守制、公文名称、处分事例等官场的方方面面，都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和阐释。还有乾隆年间汪龙庄的《学治臆说》、《学治说赘》、《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万枫江的《幕学举要》，等等。这些著作，绝大多数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或成语，使人一目了然，易记于心。如果官员们熟透这些口诀式的行止规则，成为一名被统治者赏识的良吏，是不成问题的。如《幕学举要》中说到官员“灾赈”须实行的方法：
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驰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
还有“三便”：“极贫民便赈米，次贫民便赈钱，稍贫民便赈贷。”
“六急”：“垂死贫民急馈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水，已死贫民急埋葬，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
如果能将这些归纳出来的“灾赈”口诀随时酌行，“灾赈”会收到显著成效的。又如李日景的《居官三十六善》提出的：
无偏执，耐烦，不暴怒。事上谨饬，不竭民力为逢迎。不为不近人情事。不以游玩荒职业。不妄兴工役，劳民伤财。念丝粒皆百姓脂膏，不忍奢侈暴殄。有暇即读书。善处同寅，不生猜疑。关防家人，不得通关作弊。人有过，惩治后，即当释然。勿听信邪术，损民间资斧。培植学校。宴会不流连沉湎，不亵狎优俳。词讼随到即审，勿令穷民担延多费。虚心访利弊。审理公平，不任性作聪明。用刑详慎，不致皂隶受赂，有所重轻。不受富豪贿嘱，刻薄贫民。不因人走热。不交无益之人，坏乃公事。闻人称颂，惭愧无矜喜色。……
为了使官员有所遵循，嘉庆帝竟动手撰写了官箴26章，对六部、宗人府、理藩院、都察院、布政司、通政司等26处官员，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官箴是韵文写成，言简意赅，条理分明，虽皇权色彩较重，但仍不失为官场上应熟悉的口诀。如《吏部箴》：
职司邦治，夙夜心殚。
首冠六部，统理百官。
铨衡黜陟，其慎其难。
藻镜朗烛，表正形端。
科条恪守，典籍勤观。
考课贤否，真伪详看。
选举平允，计要不刊。
佐朕用舍，社稷为安。
笔者认为，以上的口诀，或可称为清代官场上的实学口诀、善学口诀，是有益的，值得牢牢记取的。
第七部分 宦海风云第1节 官场口诀（3）
鲜明对照的是清代官场上形成的另一类所谓的“十样口诀”，这种口诀也是不能缺少的。如笔记小说《途说》中的《把势十全诀》，要求官场中人要：
一笔好字，两首歪诗，三等围棋，四季衣服，五斤酒量，六张叶子，七笔呆画，八套清曲，九归算法，便是十全秘诀。
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又将其加以变化：
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
梁章钜还进一步总结道：
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当，五子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钓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
如果除去酒量，单从其他九项标准去看，清代官员还要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这样的口诀是围绕着清代官场特定的需要而制定的，所以，许多人结合时尚，不断加以揣摩，作出新的增添，以求更加完善，以适应官场的风云变幻。秀芝轩主人《酒阑灯灺谈》将此“十样要诀”进一步总结道：
一团和气要不变，二等才情要不露，三斛酒量要不醉，四季衣服要不当，五声音律要不错，六品官衔要不做，七言诗句要不荒，八面张罗要不断，九流通透要不短，十分应酬要不俗。
秀芝轩主人认为这一有所变异的口诀与以前“大同”，诗曲可以删去，衣服也不必求全责备，“小异”之处在加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则神妙不测，用此不仅可以当京官，就是做了州县，成为能员大吏，也是断断不能将其束之高阁的。这也是撷取了当时清代官场上的“精华”而作出的经验总结，是行之有效，非常宝贵的，因此，有必要将其广泛传播。清代戏剧中都出现了这种口诀，如《桂枝香》第三出《浪酒》，有一扮丑角的人物上场，又将此口诀加以变化：
一表人物不粗陋，二分才情休浅露，三斤酒量莫呕吐，四季衣服怕破旧，五声音律要谙度，六品顶戴谁查究，七言诗句闻屁臭，八股文章难句读，九流杂技尽通透，十成张罗戒疏漏。
尽管其中夹杂着嘲讽，但这是对官员的十个方面“才能”加以了精饰，对官员的“标准”的分寸掌握得还是很适度的。此类口诀还常向辛辣讽刺官僚的昏庸的方向转化。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就载有讽刺县官的“十样口诀”：
红，圆融，路路通，认识古董，不怕大亏空，围棋马吊中中，梨园子弟殷勤奉，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主恩宪眷满口称颂，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还有所谓的“十得口诀”：
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这与前面的那些口诀，是有所不同的，一派苟且、势利、奸诈的气味。不过要领悟得这样口诀的精髓，也能在清代后期没落的官场上纵横自如，至少能混上一阵子。
第七部分 宦海风云第2节 抄家侧影（1）
看《红楼梦》第一○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真是应了李渔《巧团圆·掠妪》中的那句：“奉令严搜，抄家若头。”其抄出之物有：赤金首饰一百二十三件，珍珠十三挂，淡金盘两件，金碗两对，金抢碗两个，金匙四十把，银大碗八十个，银盘二十个，三镶金象牙箸二把，镀金执壶四把，镀金折盂三对，茶托二件，银碟七十六件，银酒杯三十六个。皮货、绸缎、衣饰则稍多：黑狐皮、貂皮、猢狸皮等，洋呢、毕叽等，纱绫、羽绒绉、氆氇、妆蟒缎等，棉夹单纱绢衣等。多者不过三百余件，少则二副。而玉玩、钟表、铜锡等物，最多者不过五百余件，脂玉圈带不过一条。金银则为成色不好或重新回炉熔炼过的潮银五千二百两、赤金五十两、钱七千吊而已。
从抄家不难看出宁国府的破落，如果将查抄宁国府与明代查抄宦官比较，其豪富衰败则更加明显。如明太监冯保的三万两金，十万两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则纯属提不起来的小角色。大者则如太监钱宁，金论扛，金首饰论箱，玉带达两千五百束，胡椒为三千五百担，缎匹三千五百八十扛……又如对正德年太监刘瑾的抄家，一次仅抄出银就达二亿五千九百余万两，零银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尚不计在内。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统计，明亡时，全国银货估计也不过二亿五千万两，且包括银首饰及银器皿。
一个太监就可攫取比国库还富有的白银，这的确是匪夷所思的，但又是符合明代政治实际的。因为明代的政治，已到了腐烂不堪的地步，宦官搜刮财物只不过是黑暗冰山的一角，如刘瑾者、步刘瑾后尘者比比皆是。而记严嵩、严世蕃父子被抄家产的《天水冰山录》，最能反映明代的这类贵宦的抄家，并由抄家侧射出一个王朝腐败的影子来。现撮《天水冰山录》严氏父子被抄家产主要而说之：净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金镶珠宝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分，坏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重四百零三两九钱二分；金镶珠玉首饰共二十三副，计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两五钱一分；金镶珠宝首饰，共一百五十九副，计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两二钱六分。净银二百零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八两九钱；银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两三钱五分；银嵌珠宝首饰计六百二十八件，共重二百五十三两八钱。就金、银的数量看，严氏父子确实比刘瑾之流少得多，但就其质量并不等于严氏父子家产比刘瑾之流差多少。明人曾就严氏父子与钱宁、江彬被抄的黄金白银、古玉瑰宝相比较，结论是严氏父子“不如”钱宁、江彬，但是就“其书画之类”，严氏父子“出其一可以当百”，钱宁、江彬等“不敢望也”。事实的确如此，严氏父子拥有的书画件件为上乘，以各类典籍言，经史子集，样样俱全，版本不仅有官刻本，还有罕见手抄本，各朝史书除极少元版本，其余全是宋版，如从《史记》至《宋书》，皆为宋版，累代实录并经史子集等书合计共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十三本。
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其中包括两晋至明代大部名画，像晋顾恺之《卫索像》、晋人画《女史箴图》，唐吴道子《南岳图》、阎立本《职贡图》、李思训《仙山楼阁》、宋徽宗《秋鹰》、李公麟《孝经图》、李迪《百犬图》、黄筌《金盆浴鸽图》、李成《盘车图》、李嵩《斗茶图》、元赵子昂《观音》并《美人图》、《宋太祖蹴鞠图》、王振鹏《龙舟竞渡图》……其余还有古今名琴五十四张：金徽水晶轸足琴、咸通之宝琴、玉壶冰琴、春雪琴等，仅金徽玉轸断纹琴就九张之多。古砚十六方，有汉未央宫瓦砚，稀世珍品铜雀台瓦砚等。古铜鎏金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共重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两），墨刻法帖三百五十八轴册……以上这些，使明人认为严氏父子占有的艺术品是“贪残中，又带雅趣”，由此而联结的是姚士麟《见只编》所记：严嵩江西分宜老家被抄时，严嵩还手持数帙小书而出，并向监视他的人解释说：“欲借以送老耳。”此事表明了严嵩喜好读书的习性。明人就曾这样评论过严嵩：“读书钤山，颇负清誉”，“读分宜诗，冲和萧远，无殿阁习气”。王士禛则认为：“分宜早年诗有王维之风。”与严氏父子为死对头的王世贞也较高评价严嵩：“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顾起纶甚至欲将严嵩的《灵谷》、《登岳》选入《国雅品》。这些都说明了严嵩的诗文有可取之处，至少在文人群中还可获得好感，这也许是清初修《明史》时对严嵩翻案的一个理由？是否就反映出了严嵩是位清雅之士？
众所周知，在抄严氏父子画卷中，有久负盛名的《清明上河图》，据田艺蘅《留青日札》记严氏父子是以千二百金从苏州陆氏处购得，“馋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这一记录验之其他典籍颇为可信，梁章炬《浪迹丛谈》曾记：严世蕃强索《清明上河图》于王，以赝本献。徐树丕《识小录》曾记：吴中一御史以《清明上河图》临本馈严世蕃而未贿善鉴古的汤裱褙，汤直言其伪，严世蕃大怒，竟使献画者身陷大辟。如此等等，严氏父子为掠珍贵古董的阴毒恶劣嘴脸昭然若揭。
第七部分 宦海风云第2节 抄家侧影（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及了这一现象：严氏父子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琐事。这真是一语中的，严氏父子爱好古董乃是因珍宝太多，古董稀少而且要比金银还值钱。所以他们才不择手段，据为己有而后快。较之他人，严氏父子又有一优势，那就是他们权倾朝野，他人对古董大多只能是“货取”，而严氏父子却往往以“势劫”，实际上这比“货取”不知坏有多少倍。
也正是由于严氏父子这一特殊的对古尊彝奇器书画的嗜好，各地大吏，争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而不遗余力，以文房清玩，致起牢狱……如同《醉醒石》第八回所述成化年间太监王臣到江南搜刮古玩一样，既祸国又殃民！以至我们看到《天水冰山录》所记录下来的古董珍玩书画，心灵已被淹没在一浪高过一浪近似疯狂的占有欲望的洪流之中，已得不到任何赏心惬意的美感了。
这就如同看严氏父子收罗的围棋，仅碧玉、白玉围棋就达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有数百副。其实下这种棋，“最为滞重不堪”，看来严氏父子喜欢金、银、玉的心理要胜过喜欢下围棋、象棋本身。这就如同查抄出严氏父子收藏古董中的亵器，虽为白金美人，但功能却是以“其阴承溺”一样，其贪多无厌、无耻之极已达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又如在查抄的严氏家产中，竟有“各样破烂小旧衣七百六十八件，每件估银五分”。一应变价帐幔被褥“杂碎”中，竟包括“八十五双裹脚布”。一应“发儒学书籍寺观经典，经史子籍等书”，计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道佛各经诀”，计九百一十四部套。原本此类书籍应发各儒学、各寺观贮收、供诵，可是却被严氏父子收取。
另还有许多琐旧不堪物件，可是严氏父子亦据为己有。如戒尺三十条，刀斧废铁九百六十九件，黄白蜡十九斤，零碎缎绢一千零三十五片，棕套五百九十一双，鱼胶二斤，藤一捆，硃砂八十两，长短枪竿、大小标纛、各色旗帜、多样皮袋等兵器竟有三百四十一件，而漆、斑竹、乌木各类筷子，就抄出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七双……正像明人概括严氏父子被抄家物品所说：“凡人世所应用之物，无论用与不用，靡所不备。”而严世蕃自诩“朝廷无如我富”、“朝廷无如我乐”，并非口出狂言，而是有充足的物质为支撑的，《天水冰山录》就给予这样的证明。又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说严氏父子的“家赀亦称亿万”、“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留青日札》所说严氏江西、北京二处家产所抄，不及十四五，“盖行赂于权要者十二三，寄顿于亲戚者十三四”。以此观《天水冰山录》又是一大大缩水了的抄家记录。不过，太阳一出冰山颓，《天水冰山录》可为后人警戒，足矣。于此而引起的严氏父子何以能聚敛富可敌国的财物，则确是《天水冰山录》给人们留下的极其宝贵的思索。
尽管《天水冰山录》掩不住严氏父子巧取豪夺古董字画的罪恶，但专从收藏鉴赏角度着眼，人们从《天水冰山录》分明看到了一部丝绸艺术史、珍宝首饰史、文房四宝史、腰带史、绵缎史、蟒绫史、补绒史、房卧史、屏风史、女袍史、缎衣史、绢衣史、川扇史、玉琴史、铜花瓶史、大香炉史……可以说《天水冰山录》记录的任何一种被抄物品，都可以梳理出一个极其专门的研究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