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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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通事所记“捶丸”的计分规则是：球被击入窝则算得分，当击球者击球入窝时，“则他球不得再击”。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击球规则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若用今天的眼光衡量，盛行于世界的高尔夫球的主要面貌在元代“捶丸”中已经具备了。虽然今天高尔夫球的制作方法、高尔夫球杆的制作材料已有了变化，但是高尔夫球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元代的“捶丸”就规范了的。因而，我们有充分理由说：中国是高尔夫球的发源地。
我们从《朴通事谚解》中可以推测，朴通事不仅将“捶丸”的打法而且也将“捶丸”的器材带回高丽国。进而，在元帝国横跨欧亚广阔疆域的时代，通过欧亚的安全顺畅的水路、驿道，大批来自西域的商人、罗马教士、俄罗斯使者云集于元大都，他们学会“捶丸”这种当时世界上称得上是高雅而有情趣的活动，并将它连同器材带回国，向欧洲传播，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部分 中外相会第2节 “叶子戏”的演变（1）
关于牌的起源，以往在世界上有过不同的意见。法国学者认为是法国却尔斯六世在位的1392年发明的，比利时学者则提出他们要比法国玩纸牌早，而瑞士一位僧侣的文件，却记载着1377年时纸牌在瑞士已非常风行了……
近年来，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桥牌最初起源于中国唐代的“叶子戏”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其主要依据是从“叶子戏”和牌的形制和打法一致上来断定的：中国的“叶子戏”是以天文历法为基准，牌分四类，“以象四时”，西方的桥牌也有类似说法，四种花色象征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西方桥牌共52张，而“叶子戏”在明代就已经明确分为40张了，清代则产生了60张一副，四人共打的纸牌样式。
它们的方法是依次抓牌，40张为四人各抓8张，余8张为“中营”；60张为每人抓10张，余20张另人掌握着，以次递分给在局者。1～8或1～10，这基数和西方桥牌是一样的。玩“叶子”，是“大可以提小”，标明万万贯、千万贯等依次类推的叶子遵循“万胜千，千胜百，百胜钱”的规则，这也是西方桥牌最一般的玩法。特别是斗叶儿时，唤作“发张”，以大小较胜负，牌未出时都反扣着，不让他人看见，出叶儿后，一律仰放，斗者以所仰之叶测未出之叶，以施斡运，这简直是和桥牌中打法相差无几了。至于“叶子”与桥牌的图像，都是以人物形象为主。形状，“叶子”与桥牌均为长方形……总之，从门类、张数、花色及对牌义的解释来看，“叶子戏”和桥牌都是非常相像的。
倘若追溯这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源头的话，则要从中国的唐代说起。因为目前国内外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纸牌的前身“叶子戏”的记载，即人们都非常熟悉的那条史料，出自唐人苏鹗《同昌公主传》：
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
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
为了玩“叶子戏”，公主竟让人掌上珍贵的“夜明珠”来照明，以通宵酣作，这反映出“叶子戏”是相当吸引人的。在唐代以后的郑樵所编的《通志略》中，还有四种”叶子戏”著录，其中《击蒙小叶子格一卷》，注明为唐五代李煜妃子周氏所撰。这确凿地表明“叶子戏”在唐代中后期有很大魅力，也是很时髦的。
“叶子戏”的演变
唐代“叶子”的真面目究竟怎样？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认为：唐代书籍用卷轴展示不易，人们便用纸制为叶子状，上书以备检用的称谓、提要等。可以说最初的“叶子戏”即以此为源头。既然可以在纸叶上写上文字，怎么不可以绘以图形？从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卷首扉画、唐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所印《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来看，它们都印刷得十分精美，或侧面配以文字，或下面配以文字。这样的一页雕版印纸，可以看作是“叶子”的面目，也就是说在麻纸上印上图像，印上文字，分为一叶一叶，可充作纸牌玩赏娱乐。
“叶子”在唐代是否传向外国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唐咸通九年（868），日本高僧宗睿返回故乡时，带回去中国经卷、历书、字书、韵书134部，这就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有图文的“叶子”，作为中国雕版印刷品的一种，极有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就开始传向海外了。到了南宋，在临安都城的市场上，有专门出售“扇牌儿”即纸牌的店铺，如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的“行市”中就有这一行当，可见纸牌在南宋众多的娱乐玩具中已是有相当可观的独立地位。在伎艺节目中，有艺人竟将猴子训练成为“斗叶猢狲”，为观众表演。在饮食中，也有了“斗叶”食品，而且多在年终向市民推荐的“消夜果儿”中现。若不是“叶子戏”十分普及，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社会行为。但是，宋代“叶子戏”的具体物象，不甚明了，我们只从《说郛》得知，有一种与饮酒联系密切的“叶子戏”，那是曹继善的“安雅堂觥律”，其中有叶子119张，即觥赞1张，觥例5张，觥纲5张，觥律108张。叶子均采录古代善饮或嗜酒者，每张叶子用一首五言绝句概括这个掌故，以一句话作结，终写罚酒、饮酒法。用作者的话来说：“以叶子行觞，欢场雅事也。”
《宋史·艺文志》中还有几部“叶子戏”的著作，它们是：《叶子格》三卷，《偏金叶子格》一卷，《小叶子例》一卷。这标示着宋代的“叶子戏”的打法已有多种。《辽史·穆宗本纪》就记录穆宗与群臣玩“叶格戏”，可见宋代“叶子戏”影响之大，可惜的是遗存的史料十分寥寥。
元代，由于蒙古的西征，疆域扩大到了欧洲，这大约是纸牌传入欧洲的时刻。笨重的火枪都是由元人在这时传入欧洲的，更何况随身便可携带约数十张纸牌呢？拉施特《史集》就记述了远征欧洲的蒙古人是非常奢侈于娱乐的，他们每到一地，都要玩上几个时辰，消磨时光，玩纸牌自娱是最合适不过了。
但是，意大利学者却认为是威尼斯商人在漫漫旅途中，为了排遣寂寞而发明了纸牌。这一主张恰恰可以成为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或去欧洲的中国人将纸牌带往意大利的一个证明，而不是相反。法国著名东方学者莱麦撒就曾说过：欧洲人最初玩的纸牌，其形状、图式大小及数目，皆与中国人所用者相同，或亦为蒙古输入欧洲者。
第二部分 中外相会第2节 “叶子戏”的演变（2）
史实表明，当时的欧洲印刷条件还不具备大量印制纸牌来娱乐的程度。直到14世纪末，欧洲才有印刷所。在此之前，欧洲所出现的纸牌只能是从中国传去的。是纸牌的传入，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产生。现在发现最早的欧洲雕版印刷品是一幅刊明为1423年的圣克利斯多夫像，图像下面也附有文字，这和中国上有图像下有文字的印刷品完全相同，以此也可推断，欧洲最初的纸牌也是这个样子的。
宋元时期的“叶子戏”，至今未有史料来证明它的打法是什么样的。李清照的“打马”或可算是“叶子戏”的一种变异？据传后来的“宣和牌”打法倒是和“叶子”打法相像，但那是后人整理的。只是在明代，“叶子戏”的面貌才逐渐在人们的眼前清晰起来。首先是在形制上：新疆吐鲁番发现的这张纸牌，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纸牌的源远流长新疆的吐鲁番，曾发现过一张明代初期的纸牌，呈狭长形，绘有穿着盔甲的武将形象，上印有“管换”，下印有“贺造”字样。“管换”、“贺造”是当时印制纸牌者的生意经，是为了扩大纸牌的销售所精心设计的词句。当然，这一纸牌并不一定是明代的纸牌，很可能是明代以前“叶子戏”中的一件，它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纸牌的源远流长。况且，吐鲁番早在秦汉时期，就是中国通往西域的一条必经之路，从这里，中国纸牌被传向西方是不必多加释说就可明了的。
最为主要的是，这张纸牌上所印着盔甲的武将形象，则与纸牌游戏定型后的武将形象十分接近，这是目前能见到的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纸牌的具体物像。验之明代的“叶子戏”，一个显著特征是纸牌上绘有了宋代水泊梁山起义的宋江、武松、李逵、史进等人形象，他们都是威风凛凛的武将。
有人解释说：叶子上之所以画上水浒豪杰，是寄寓了好赌而负，必去为匪；胜也侥幸，必同盗贼的深意。这或许可备纸牌释义之一说？依笔者之见，绘画与雕印，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叶子戏”可以选择的最佳样式。据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说：在明末清初，叶子不仅有作古将相图的，还有作美人图，作甲第图的，还有分鸟、兽、虫、鱼门类图形的，这就使“叶子戏”更具观赏性，更吸引人。
更吸引人处，还在于自明代以来的“叶子戏”打法已具“角智争新”性质。如这时“叶子戏”中的一种“马吊”牌的打法：
四十叶为一具，一叶为一种，分四门，自相统辖。打时，四人入座，人各八叶，以大击小而现出色样，及余八叶冲出色样，出奇制胜，变化无穷。四门最尊者是“赏”，次为“肩”，最小者为“极”。“赏”、“肩”、“极”上桌，皆可配成色样。色样大小，名称有很多，但惟有“马吊”最为韵事，入局者气静声和，无容争竞，所以又叫“无声落叶”，特别引得士大夫的喜爱。打“马吊”充满了智慧机巧，龙犹云（即冯梦龙）《牌经十三篇》认为：凡牌在人手，虽不闻不见，可以意示之。小者流多长，用大者道每短，灭疾者牌必丑，捉急者门必狭。可擒而故纵者饵也，可纵而故擒者狠也，饵则速图，狠当徐守。藏盈而出虚者，桩家之巧也，弃少而用多者，散家之常也。先大后小者求也，先小后大者探也，得本惹生多应通路，独行无继识关门……
正因如此，“马吊”在明代，使许多人如痴若狂，穷日累夜地玩，金钱乘机也渗透其中。冯梦龙就曾专作《纸牌》民歌说：“纸牌儿，你有万贯的钱和钞。我舍着十士门，百子辈，与你一路相交。”“马吊”之盛原因于此可见。
明代戏曲叶子
为了应付日益迫切的需要，明代问世了大批的“叶子戏”著述，比较著名的专门著作有潘之恒的《叶子谱》、《续叶子谱》《六博谱》，汪道昆的《数钱叶谱》，黎遂球的《运掌经》，王良枢的《诗牌谱》等。至清代，“叶子戏”更为鼎盛，各种分歧纷纷出现，如“斗虎”、“红楼叶戏”、“诗牌”，但最为普遍和最有代表性的仍推“马吊”，这可从设立于城乡之间的“马吊馆”见其端详，清代酌元亭主人《照世杯》中就记有这种非常专业化的“马吊馆”情形：
见厅中间一个高台上面，坐着带方巾穿大红鞋的先生，供桌上将那四十张牌铺满一桌，台下无数听讲的弟子，两行摆班坐着，就像讲经的法师一般。那先生将手指着桌上的牌说道：“这牌在古时原叫叶子对，有两人斗的，有三人斗的。其中闹江、打海、上楼、斗蛤、打老虎、看豹，名色不同。惟有马吊必用四人，所以按四方之象，四人手执八张，所以配八卦之数。以三家而攻家，意主合从；以一家而赢三家，意主并吞。此制马吊之来历也。若来不打过桩，不打连张，则谓之仁；逢桩必提，有千必挂，则谓之义；发牌有序，殿牌不乱，则谓之礼；留张方贺，现趣图冲，则谓之智；不可急提，必发还张，则谓之信。此运动马吊之学问也。
清吴友如绘《海上百艳图·作叶子戏》
这篇小说还交待了打“马吊”的一些要领，如“分牌之敏捷不错，出牌之变化奇幻，打牌之斟酌有方，留牌之审时度势”等。作者还描写了一位听众：只道马吊是个戏局，听了吊师的议论，才晓得马吊内有如此大道理，比做文章精微，不觉动了一个执贽从游之意……
这些都表明了“马吊”的魅力。可是清代的“马吊”在更多的意义上却陷入了赌博的漩涡，正像钱泳《履园丛话》指出的：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百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许多人为打“马吊”而倾家荡产，这是“叶子戏”最初发展所始料不及的。
第二部分 中外相会第3节 “汉文化圈”的交流（1）
中国周边的国家，主要如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它们与中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形成了一个地理单元。由于古代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她以璀璨的文化照耀于世，这自然对近在肘腋的诸国以极大的影响，如汉字、儒学、陶器、历法，甚至连吃喝玩乐的方式，都引起了这些周边国家如醉如痴的效仿和吸收。
如清代浙江湖州有一巨富，为遣兴而听从一人的献计，选三十二俊童，布于堂室四角。即日邀某公子对弈，公子见而大喜。其行棋之法，欲行何子，只一开口，其人即至何处，不须举手之劳，而布局之妙动合自然，局终为之拍手称快……
谁知这种“下活棋”的样式，却被越南人原封不动“引进”。据清代李文泰《海山诗屋诗话》云：越南人所下棋即象棋，下棋时，必于树林阴翳之地，广可数丈，乃展一局，选男女各16人，皆韶年艳服，各执一牌，牌上大书“车”、“马”、“炮”等字，使对立其位，以男女分黑白子。下棋者各高坐，令侍者传呼某子行某度，某子即应声而进。若被弹之子，则执牌出局。当时的郑活源，就是以此情景写下了《观安南人下象棋》的诗句：“男儿将士女儿兵，车马驰驱却有声。”
《点石斋画报·棋局翻新》
这就是学者们称之为“汉文化圈”的交流现象。在这个“汉文化圈”里，有许多事物都是以汉文化为主体交流的，清代越南人“下活象棋”，便是这种交流的一个成果。但是必须看到，这种交流并非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可以说是同源异流，相承相异的。
如南亚各国向中国“进象”这一事例就很典型：它的源头可追溯到汉武帝时代，自此之后，史不绝书，至清代余韵仍在回响。专家仅对乾隆时期进行统计，南亚各国向中国“进象”次数就多达17次，驯象总共达50多头。这些大象的情况，在清代《燕京杂记》中记述较详：
它们是由泰国、越南等国贡赠而来的，安置在宣武门内的“驯象所”，大象的主要活动是在南北郊及祈谷雩祭大典时，驮祭器，驾辂车出行，充卤簿之职。平时大象主要充当朝贺的仪仗，朝贺钟声一响，大象即按部就班，分相对两列，懔然肃立。待文武百官入毕，它们互相交鼻为障，便无有敢逾进者了。正因为大象担负着朝廷仪仗的庄严职位，所以它们也似朝廷命官一样食国家俸禄，有大象历经几代帝王，可至大将军一品爵禄。清统治者将这些外国贡献的大象视为“国宝”，格外珍爱，老百姓们则将它
们视为“有太平之征”的吉祥物。
尤其是在清代北京的六月，时值人畜洗浴的“天贶节”，朝廷为了显示四海清平的气象，往往在此时举行“洗象”仪式。每逢初伏，即六月初六，整个北京城都沸腾起来了——在通往宣武门西的“洗象”城壕处，食货络绎，游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