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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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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总的倾向来看,清代北京的“鬼市子”,一向也是以买卖古董、衣服等小件货为中心。《旧都文物略》曾这样述说清代北京的“鬼市子”:    
    每值鸡鸣,买卖者率集合于斯以交易焉。售品半为骨董,半系旧货,新者绝不加入,以其交易皆集于清晨,因名“晓市”,或谓“鬼市”,亦《点石斋画报》中古董商图喻其作夜交易耳。俗呼“小市”,误。旧传此项市场,非官设,缘有世家中落,思以动产易米柴之资,复耻为人见,因于凌晨,提携旧杂物,至僻处兜售,遂相沿成市。    
    清代北京“鬼市子”,有三处,一处在崇文门外东大市,一处在德胜门外桥东北河沿上,一处为西小市,在宣武门外。《京华百二竹枝词注》记此处:    
    摆摊售卖故物,色色俱备,真赝杂陈,入其中者,极宜留心察视。黎明交易,早九点收市,世俗或呼“鬼市”。    
    在清代北京,还有一种“穷汉市”,也可归之于“鬼市子”。《燕京杂记》云:“穷困小民,日在道上所拾烂布溷纸,于五更垂尽时,往此鬻之,天乍曙即散去也。”由于有旧货因素,“鬼市子”的成份很复杂,《芝音阁杂记》曾记纪晓岚的一杆能装三四两烟的大烟枪丢失,纪吩咐手下不要急虑,到“东小市”即崇文门外“鬼市子”上就能找到。果然,第二天仆人便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从“鬼市子”上购回了这支烟枪。    
    仅一事就可知“鬼市子”上许多货物来历不明,故许多人又直呼它为“黑市”。《谈麈》可证:都门骡马市一带,黎明时地摊甚夥,物之好丑不一,谓之“黑市”。《道光都门纪略》又证:黑市在虎坊桥一带,无物不有,黎明即散。《妙香室丛话》再证:京师黑市,大抵鼠窃辈,诈伪百出,贪贱购觅,往往被绐,亦间有获厚利者。所以有人写了《都门杂咏小市》这样的诗:    
    夜方五鼓未啼鸦,小市人多乱似麻。    
    贱价买来偷盗物,牵连难免到官衙。    
    又据《清稗类钞》、《旧京琐记》所言“鬼市子”上的交易:    
    以其不燃灯烛,全凭暗中摸索,议价互用手握手于袖中示意。物既合购者意思,可随便酬值。物品真者少,赝者多;优者少,劣者多。虽说是贸易,实际是作伪,像皮衣糟朽了,便用纸或布贴裱好出卖,所以有人用数十金买到的却是一件坏衣服。可好小利者却仍纷纷趋之,因真有以数百钱而买到貂裘的。究其原因,都是因夜盗夜售,卖者买者,都没有详细地审查其物。    
    方朔《金台游学草·晓市》诗,较为传神地描绘出了“鬼市子”的这种情态:    
    买原典者先看工,此里彼面验须重。    
    面坏如染原可庸,最难皮版早蛀虫。    
    亦有新材裁已终,价值号减花难从。    
    快意小家叟与童,百钱便可风帽缝。    
    零落剩下鞵成弓,所怕衣边紧黏封。    
    用银用票看人容,有时徒表亦为蒙。    
    众中曾见无事翁,循环上下冀有逢。    
    问之不答如痴聋,传说每日皆不慵。    
    由于“鬼市子”所具备的这样的欺骗性,“鬼市子”上的蒙诈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晚清《诡秘奇闻录》就曾告诉我们:    
    一考生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清晨进入“鬼市子”,发现一件羊皮袍,面上细纹如新,卖价四两银子。于是,他便买回,向同辈们炫耀。不想大家说:“你别高兴,京师骗术变幻莫测,你怎么就知道这不是冒牌货呢?”这位考生仔细 一看,果然是用牛皮纸做的底,然后把毛粘在上面。他非常气愤,决意再以其法诈骗他人。第二天又入“鬼市子”,把那件假羊皮袍又以六两银子转卖给他人。归来后,他得意地大笑,同辈们又说:“别太高兴了,鬼市子的骗术变幻又变幻,你怎么知道你得来的银子不是假呢?”这位考生说:“不至于吧。”但取出银子一检查,却是铅锭!买皮袍受骗    
    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认为:“鬼市子”,“大抵各偷儿以所销赃,乘天将明时麇集僻处求售,黠者往往以贱价得珍物,然种种欺诈之术,亦由此出焉”。这一分析极是。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骨董鬼》又可印证:在杭州,大众都将从事古董业者称为“鬼”。这是由于他们经常将赝作真,化贱为贵。以鬼蜮之谋,行鬼狐之技。还因其说彝器必商周,言砖瓦必秦汉,提字画必晋唐,丧志耗财,莫此为甚。而且,他们所卖的,都是前代手笔及从田野挖掘出来的物品,不是人器是鬼器,因此称从事古董业者为“鬼”。以此说联系自宋代以来,买卖古董一直是“鬼市子”上的主要行当的史迹,不是名符其实吗?    
    


第三部分 货殖撷趣第2节 商标·招幌·推销(1)

    中国的商标起于何时?目前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北宋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儿”铜板,为中国最早的商标。    
    商标的出现,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由于鱼龙混杂,作伪商品频频出现,以至泛滥成灾的必然趋势。谢采伯《密斋笔记》曾云:高丽国所出席子卷舒轻柔,价钱昂贵,但因质量高不易买到,于是四明便造假高丽席子供应市场。这种假高丽席子造得水晶般莹澈,招人喜爱。后来,又有江西上饶再造假席子,其水晶颜状竟至青色,足可乱真……以假乱真的风气,迫使商贩们特别注意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商品标记和商品信誉。比如宋代东京城里靴店有这样的制靴者,在做好的靴子衬里放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由谁制造的字样。宋话本《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这样描写道——    
    从一只靴子衬里搜出一张上面写有“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铺户任一郎造”字样的纸条来。为了对这一商标负责,任一郎家里特设一本“坐簿”,无论是官员府中定制的,或是使客往来带走的靴子,都在“坐簿”上写明。同时,在皮靴里面也有一张条,字号与“坐簿”上一样。“只消割开这靴,取出纸条儿来看,便知端的”。在商品上标上制造者的名字,是为了表示自己所制物品与众不同,也是为了对消费者负责,这一做法确实为消费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像宋话本《碾玉观音》中崔宁所制玉观音,“下面碾着三字‘崔宁造’”,于是,官府按此找到碾玉匠崔宁。元杂剧《张孔目智勘魔合罗》中的张孔目,按着高山在其所制魔合罗上署有自己的名字作出了“魔合罗是你塑的,这高山是你的名讳”的判断,抓住了破李文道杀德昌一案的线索。    
    看来商标可为识别标志,然而,它不独如此,还是商品质量和信誉的化身。宋话本《志诚张主管》中有这样的场面:张胜没有了过日费用,他妈妈让他将屋上挂着的一个包袱取下来,打开看时,是个“花栲栲儿”。他妈对他说:“你如今依先做这道路,习爷的生意,卖些胭脂绒线。”张胜便在门前“挂着花栲栲为记”,开起了胭脂绒线铺。所谓“花栲栲”,又作“栲栲”,它是用竹篾或柳条编制而成的圆形盛物器具。以“花栲栲”这一圆形盛物器具作商标,这是由于张胜的父亲善于经营,已使张家的花栲不同凡响,创出了牌子。所以张胜母亲敢于在张胜生活无着时,拿出这家传的商标,让张胜重新做胭脂绒线的买卖。    
    然而,像创出“花栲栲”这样名牌商标,谈何容易。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北宋名震一时的“潘谷墨”,之所以能赢得比别家的墨要黑的声誉,是因有以下几个条件:    
    一、用料讲究,采用当时最为优良的高丽煤烧制墨。    
    二、注重信誉,从不以次充好。    
    三、技艺求精,《锦绣万花谷》便记载了其“隔锦囊知墨”的绝技。    
    四、见贤思齐,学习其他制墨者的长处。    
    正因如此,“潘谷墨”才成为名牌商品,也为内廷所收藏,以至有人得到几丸便当作宝贝秘藏起来。用现代语言来说,“潘谷墨”算是驰名商标了。宋代的驰名商标又何止一个“潘谷墨”?仅从东京饮食行业观察,名牌食品就有“北食”:樊楼前李四家、段家熬物、石逢巴子;“南食”:李桥金家、九曲子周家等。并且它们分门别类,如油饼、胡饼最好者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前院郑家;包子则有御廊西鹿家、五楼山洞梅花包子;镘头有孙好手、万家,如宋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所写:    
    只见汴河岸上,有个馒头店。门前一个妇女,玉井栏手巾勒着腰,叫道:“客长,吃馒头点心去。”门前牌儿上写着:“本行侯家,上等馒头点心。”    
    羹则有史家瓠羹店、贾家瓠羹店、徐家瓠羹店、马铛家羹店。特别是以周待诏命名的瓠羹,126钱一个,充分显示了名牌食品商标的价值。果子制作则以梁门里李和炒栗名闻四方,因为加工讲究,他人效仿终不可及,所以陆游将之作为著名商品录入《老学庵笔记》。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临安,以至时人认为:“大抵都下买物,多趋名家驰誉者。”


第三部分 货殖撷趣第2节 商标·招幌·推销(2)

    如宋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许宣遇雨,在三桥街向开生药铺的李将仕借把伞用。店中老陈遵照主人之命将伞递给许宣,特嘱咐道:    
    小乙官,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不曾有一些儿破,将去休坏了!仔细!仔细!    
    市民对名牌商标的推崇由此可窥。《梦粱录》也记录了当时市民所钟情的各式各样的名牌店铺,如陈家彩帛铺、舒家纸扎铺、童家桕烛铺、凌家刷牙铺、孔家头巾铺、徐茂之家扇子铺、徐官人幞头铺、钮家腰带铺、张家铁器铺、张古老胭脂铺、戚百乙颜铺、三不欺药铺、仲家光牌铺、香家云梯丝鞋铺、李官人双行解毒丸、朱家裱褙铺、尹家文字铺、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戚家犀皮铺、彭家温州漆器铺、归家花朵铺、周家折揲扇铺、陈家画团扇铺……    
    这种以名字命名的商标在宋代是很普遍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店铺商标就有“刘家上色沉檀楝香”、“赵太丞家”、“杨家应症”等,这确是东京著名商标的如实反映。像杜金钩家、曹家独胜丸、张戴花洗面药、金龟儿等药铺,在东京是屡见不鲜的。由于无实物验证,不好揣测这些药铺的商标是什么样子。但是从元代熊梦祥《析津志》中,我们仿佛还可见到这样药铺商标的影子:    
    市中医小儿者,门首以木刻板作小儿,儿在中若方相模样为标榜。又有稳婆收生之家,首以大红纸糊篾筐大鞋一双为记。    
    这与东京药铺中的“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荆筐儿药铺”等标牌互相验证,便可明了。有的医家则因医治好皇帝的病,以皇帝赏赐的物品为其商标,如临安严防御药铺就以御赐的金杵臼为市招。南宋饶州城内卖风药的高姓者,由于自制了一人手执叉钩,牵一黑漆木猪的标记,所以便以“高屠”为其商标。有的医生为了宣传医术竟用图画形式,如当涂外科医生徐某某,累世能治痈疖,其门首画一楼台,故得一“徐楼台”的商标名。    
    这种图画商标不由人联想到另一种图画招幌——东京界身北巷口的宋家生药铺,两壁装饰的是李成所画山水。谁人不晓李成系宋代有“前无古人”之称的山水画家,他的画气韵潇洒,笔势颖脱,墨法精绝,高妙入神,世传为宝,可是它却装饰到药铺,成为一种特殊的高品位招幌。    
    正像吴自牧《梦粱录》所总结的那样:用名画作招幌,可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还可以“装点店面”,真是一举三得。因此,元代将其特点进一步发挥,在大都“酒槽坊”,门首画着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四位公子像,用红漆栏杆环护,上盖有宫室形状的巧细升斗,两旁大壁上并画车马、驺从、伞仗,又画汉钟离、吕洞宾为门额,可谓门画与壁画交相辉映,正门前还立着金字招牌,形成了醒神夺目的招幌景象。    
    明刊本《红拂记》中酒店招幌这种招幌较为独特,较为人所熟知的是早在战国韩非子著作中提到的“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高”的“酒幌子”。它如《清明上河图》所绘:长方形,自上至下,分为三直幅,青白相间,中间一幅是青色,则左有两幅是红色,中间一幅是白色,则左右两幅是青色。在上面可以写上“新酒”等大字。有的则写上“酒海花宗”,用以表明名牌佳酿,或写上“酿成春夏秋冬酒,醉了东西南北人”招引顾客。    
    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意总有人光顾,商家绞尽了脑汁,创造出了许多鲜明而又生动的招幌,如宋无名氏所绘《眼药酸》中:一头戴皂色高冠,身穿橙色大袖长袍者,此人身前身后挂有成串的眼睛球,冠两侧亦各嵌一眼睛球,所戴冠前尚挑一个眼晴球,身挎一长方形袋囊,上面也绘一大眼睛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风趣的招幌多为伎艺人所有,宋代李嵩《货郎图》所绘玩具担上,即插有几个此类眼睛球,这表明此类眼睛球招幌颇受市民欢迎。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元代山西玉宝宁寺水陆道场画《眼药酸》中眼睛球招幌的流变。直到明清时期的北京眼药铺,悬挂的白木板上还是绘着几只人眼睛。这种招幌历久不衰,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


第三部分 货殖撷趣第2节 商标·招幌·推销(3)

    好的招幌无不是成功的艺术品,它给人带来了美的享受,它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往往超过了它的商业价值,它理所当然地传扬下来。尤其是在集招幌之大成的清代,简直是把人引入了山阴道上,山川映发,令你留连忘返……据粗略统计,清代北京约有二百三十余种招幌,分别代表着食品、服饰、日用百货、手工业和手工艺品、医药等行业。但撮其主要,清代北京招幌可归纳为形象、标志、文字三大类。    
    形象类。如肉铺出售生肉,一般是在案架上挂起成片猪肉。这种实物形象招幌起于北宋东京,瓠羹店门前,用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伎艺演出扎架的山棚,上挂成片猪、羊肉,多达二三十片。又如酒铺多悬葫芦、坛子、碗等,这种借代物幌,在南宋临安酒肆前就纷纷张挂了。    
    标志类。则如夏仁虎《旧京琐记》所说:黑猴公帽铺,即人们熟悉的“马聚源毡帽庄”,柜上踞一大黑猴;雷万春之鹿角胶,门上挂一大鹿角;扇铺,檐际悬一大扇。这些招幌,作为标志,使顾客不会走错门。又如鼓楼大街的德泰魁绒线店,经营布料、绒线,其标志是用红绿各式绒线和布条组成灯笼形状,十分别致。    
    文字类。绝大多数店铺如《金陵繁胜图》所展示的明代南京店铺所高悬的药、牛行、头发老店等,有单字、双字或四、六字或更多字的招幌。一般在旗帜或木牌上标字为记,不作任何装饰,以吴汇源茶庄为著,门前有一巨型长条木牌,上书“徽州吴汇源自办名山毛峰雨前雪蕊龙井雀舌普洱等名茶发行”,字多达26个,既表明该号籍贯,又说明了所售茶品,是“通天坐地招”的代表作。这些招幌均采用传统的吉祥纹图,加以描金绣银,饰以飞龙腾凤,或对称张悬,并套合用;或巧设寓意,戏集成联……招幌几成可供观赏的艺术品,所以即使是最高统治者也非常欣赏此类招幌。其证明是在雍正、乾隆时期,在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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