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的玫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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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 �
她走后，我回味她的话，那一惊非同小可。“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什么呢？我浑身战栗，想立即逃出去，住旅馆。电视荧屏正在呈现一幢阴森森的公寓，一个蒙面人正走近公寓。导演处理得很冷，蒙面人的行为背景没有观众习惯的那种热烈而惊慌的恐怖音乐，有点像早期希区柯克，整个过程没有一丝声音。
就在这时，子玲从家里打电话来：
“在干什么呢？”
“看电视……”
“怎么听不到电视的声音？”
“有一个蒙面人正在走进一户人家……”
子玲惊叫起来：“你在看电视还是在看窗外？”
“看电视呀……”
“唉……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看窗外……”
轮到我惊叫起来：“你为什么以为我在看窗外？窗外有什么……”
“你别急！别急！我误会了……以为你看见窗外的蒙面人了……”
我口里发出了“哧哧”声，尖叫从喉咙深处蹿出，立即压低至无声。双唇颤抖。
子玲在话筒里哀鸣起来：“啊——”
“你怎么啦？”
“快说话呀！”
“快报警！窗外有蒙面人……快！”
“你不要这样……不要！没有！什么也没有！我说错了……求求你！别这样……”我嘶喊起来：“可是你怎么会想到窗外有蒙面人呢！”
子玲快哭了：“你听我说……完全是误会呀！”
在这歇斯底里的间歇中，我们不约而同发了一会呆。
紧接着，我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我问子玲：“你们这里发生过蒙面人事件没有？”
“没听说过。”
我就说：“那怎么你会叫我锁上卧室门呢？”
子玲笑起来，随后又叹气：“我就是怕你一个人睡不踏实……锁上门可能就放心了……”
“可是，外边会发生什么呢？”
子玲不再多说：“我马上回来。”
我还是坚持问她，她说的“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是什么意思。
子玲说：“你等我，我马上回来。”她立即挂断了电话。
半小时后，她回来了，疲惫已极。临睡前，她笑着说：“你给我讲，你妈的习惯……我就怕你在这里不习惯……”
那一夜，我竟睡得特好。子玲好像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脸色特难看。
她说：“你吓得我不敢睡了……一晚上都在看你，怕你做恶梦。”
“你夜里不睡，在看着我？”我很吃惊。
“是呀……只要你好……”子玲以为我的吃惊是感动。
“你……看着我时，在想什么呢？”我问。
“也没想什么，就看着你……还切了一块西瓜吃。”
“啊！你切西瓜了？”我大叫起来。
“怎么啦？”子玲也很紧张。
“你切西瓜的时候清不清醒？”
子玲突然明白了什么，她连忙抱着我，摇晃我：“你怎么啦？我当然清醒啦！好啦好啦，我以后绝不半夜起来切西瓜了。我保证！”
我又准备大叫，我发现我的脉搏不跳了！
第二部分第13节 暗暗发誓
17
我暗暗发誓，我不能老这样受到惊吓。
我漂泊了十年，惊吓已经不少。现在冒险，就是为了要一劳永逸地结束充满惊吓的日子。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也就无所谓独在异乡。但是，我还是经常梦想有一个没有惊吓，不需要撒谎的栖居之所。
我是在一次谎言制造的动乱中提前出生。那是成都一个冬天的黄昏，风传发现霍乱。我妈挺着大肚子，坐在红十字车上呼啸着，奔向市中心区戒严地段进行检查，她是细菌化验技师。红十字车到达市中心，我妈剧烈腹痛。救护车将她火速送往医院，结果是助产士的手套还没有带好，我就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这个黄昏的混乱。
几乎就是在我出生的同时，那场引起全城惊恐的“霍乱”被证实纯属谣传。很久很久以后，我阅读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时，再次感到我出生的背景不可思议：那个年代，谣言竟可以那样地激动人心。
多年以后，我从我父母在“文革”中遭流放的小城乘上火车，第一次回到了出生地成都。在成都一间很底层的招待所里，一个混混带我们去见识了正在拉客的妓女。这以后不久我就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面一开头就是主人公回忆他祖父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与书中的主人公的震撼是同样的强烈：在信奉爱情的年代却亲眼目睹钱色交易，正如小说主人公在热带的拉美小镇却看到了冰块。
再后来，我结婚生子，定居成都。定居成都的第一年，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可恐怖的一次外遇和逃亡。我老婆所在的那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突然被法院拘留，听说还有警员在满城寻找我老婆，她涉嫌参与诈骗。被骗者扬言逮老板是要钱，逮我老婆是要她“吃点苦”得个教训。
我老婆平时上班到底做什么工作，我从来不过问，突然间发生这样的事，我一下子懵了。不过我很快恢复了镇静，迅速了解清楚整个事由。我判断老婆是遭遇了类似杜丘的案件，应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敢肯定，被骗的那帮傻Ｂ逮着老板只会对他百般讨好，要回钱了事，而会将一肚子怒火烧向我老婆，结果是老板没事而我老婆说不定就会遭到“刑讯”。他们要我老婆“吃点苦”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在我带着老婆逃亡到遥远的湖北小镇，安顿好她再回到成都时，案子已经真相大白，老婆没事了。
紧接着我遇到了性感十足霸气也十足的美妇人汪亚莉，我叫她“鸭梨”。她的身子丰满壮美，皮肤白嫩细腻，确实是鸭梨。我们迅速有了关系，我又想迅速结束这种关系，因为我听说她老公竟是成都法律界一个名人。我吓坏了。鸭梨却不允许我结束关系，她说：“这是对我的侮辱。即便要结束也轮不到你来结束，应该是我！”但是，她老公让我产生的恐怖到底还是使我战胜了她的威胁。我说，必须结束，大不了我再从成都消失。鸭梨就痛哭痛骂起来：“你敢戏耍我的感情！你一个小小的打工仔！你想消失？好吧，我就要你永远消失！去死吧！”当然，我没有死，还与鸭梨成了朋友。这两起事件是我生平与法律最接近的两次机会，使我对法律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成都注定是我的宿命之城。
１９６２年，我父母在“干部下放锻炼”的历史阴谋中被赶到川南一个偏僻小城。听我妈说，在飞往小城的飞机上我一直在哭。三十多年后，我在成都的报社吃饭时给我们的主任讲起这段事，她说那是因为我舍不得成都。我一直担心我在成都呆不长久。
之后两个月，我对她说我要到长沙，她的反应几乎是震惊。后来我以逃跑的方式回避了分手的尴尬，我听说她就在办公室哭了。还呆在我父母遭流放的小城时，我就经常混火车到成都逛大街，买书。回到小城例行每日黄昏的散步时，我总会被擦上城边缘呼啸北上的列车刺中心情。
一想到这列车是要去成都，去遥远的地方，我心就会隐隐作痛。有一次我散步到火车站，一列运输农药的火车停留在寂寞的黄昏中，空气中散布着有毒的气息。
我看见一节车厢上用粉笔写着一句话：“让毒药车带着我的爱情去吧！”还有一次散步到火车站，又看见一节装载圆木的车厢上，粉笔画了一个仰望天空的女人，旁边写着齐秦的歌词：“火车快开，请你赶快，我要到远方家乡爱人的身旁，尽管她已经不再爱我。”那是我看到过的关于火车的最美丽、凄凉而绝望的风景。与成都的宿命就这样跟火车连在一起，而火车带着我开始流浪。
１９９４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以青年作家的身份来到成都，参加一个狗屁笔会。在这次笔会的每天晚上，东道主都安排了有一群小姐陪舞的酒吧消遣。一些保持了很久的价值框架顷刻间在我的书本生活中坍塌。这时候，我在小城里已小有名气，还是一家文学杂志的权威编辑，每天有人请吃请玩。
后来有好几次，正上班时，想起我的某一个情人，就打电话给她，要她立即到我的房间，然后我骑着单车箭一般穿过小城赶到我的房间，与她做爱。完事后又箭一般回到办公室，已经有不少人等在那里，我就解释我是去摆平一件麻烦事，大家就说当然当然，什么事你都可以摆平的。这时，我就想吐。不久，我终于决定到北京去，终止我的颓废。在成都换乘时，我心有不甘地对成都说：“我现在不要你了！”北京是我的镀金之地。在那里，我享受到了郁达夫的秋天。我住在紫竹院，这是慈禧太后的行宫，一律的青砖瓦房和石径交叉的四合院，银杏洋槐箭竹苹果树梨树橘树，花香和飘絮终日氤氲在我的身边。还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是经理的办公室，四壁林立的都是最权威的港台外版翻译书，我如饥似渴地阅读。
除了读书和编辑工作，我的闲暇就是在紫竹院和北京这样那样的名胜古迹中散步徘徊。这应是生命中最寂寥的一年，也是最美的一年。黄昏的紫竹院因为计划经济式管理的闭院，而成为我一人独享的后院，感觉中京城变成了一个人的城市。两年后我以记者身份前往无锡采访水浒城，偷闲到了苏州信步虎丘园林。在精致与纤细的布局中竟感到局促不安，内心诸多感慨在一种压抑的宁静中悄悄地次第爆破。它没有紫竹院那样的粗放、清明、悠远！至此，我对景慕已久的江南情调突然有了异样的认识，它原来是北方文人偏安一隅的消遣作品。在王子的小城里回忆往事，与王子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更促使我去实现逃亡的阴谋。周作人说，“我居住过的地方都是我的故乡”。我没有故乡的概念，漂泊就是我的故乡。子玲或许会给我带来一个“故乡”。
第二部分第14节 难以为继
18
子玲每天都渴望做爱，ｓｙ博士每天发来至少三封火辣辣的信件，我的精力和谎言都有点难以为继。王子说，擅长游泳的人最容易淹死，擅长骑马的人最容易摔死。“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喜欢撒谎，最终就会受困于谎言。多年来我就是这样。自从上网聊天，我就编了这样一段文字：这一生中，我喜欢过很多女孩，对她们说过“我喜欢你”；但是，我始终没有遇到这样一个女孩，让我脱口而出“我爱你”；最近，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在与我热恋两年后离开了我，就因为我始终对她说不出口那三个字；她临走时哭着骂我，“你没有机会再说那句美好的话了，你会把它带到地狱里去的！”
这段文字煽动了不少女孩和女人，子玲和ｓｙ博士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她们所有的用心和用力，都是要压榨我说出这三个字。我这时才有点大梦方醒，才省悟被我视为贪婪无比的女性，原来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之所以后来又变得贪婪无比，那是因为她们连那最容易得到满足的东西也没有得到。但是我又转念一想，为什么男人倾其所有金银财宝来讨女人欢心，却往往吝啬这区区三个字？我不是也千方百计不说这三个字吗？那些不愿轻易说出这三个字的男人跟我一样，原来活得还是比较认真。大家都清清醒醒明明白白，女人要你的这三个字，其实就是要索走你的一切。
这就使我想起昆明，这是一个回忆不愿触及的城市。从１９８７年开始到１９９３年，我几乎每年都要经过这里去南方闯荡，然后又经过这里落魄而归。我大伯和姨妈都在昆明，１９７５年夏天我曾在这里住过半年，和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姑娘难舍难分，被我母亲严词训斥。每次去南方经过昆明时，我都尽量不去大伯或姨妈家，不想被他们用狐疑的眼光看我。我一般都在火车站呆着，等待最近的一趟南下的车，有时就在车站的长椅上过夜，从不去城里走走。由这里开始南下，我一路风餐露宿。睡过大街、球场、公园、地下室，还借宿过风尘女郎和小偷的“营地”，得到他们的帮助。在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大山中，赖住在鸡毛小店里的经历更是常令我每每忆及就不禁热泪盈眶。
１９９４年元月，我的云南系列小说开始发表，使我以作家的身份走到了成都。
２０００年“五一”前夕，报社派我去昆明采访“昆明世博会”，我有种“荣归故里”的感觉，我决定去寻找二十五年前的那位姑娘。我记得姑娘的单位是在昆明黑林铺，就打电话到当地邮电所查询，结果是根本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个单位。我就要求有一位在当地常年做邮递员的人接听我的电话，那家邮电所的小姐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我立即再打过去，我说我将赴昆明采访“世博会”，到时候我会对挂断电话这事进行采访。那位小姐妥协了，答应帮我联系我要找的邮递员。
第二天，一位中年邮递员接听了我的电话，我向他陈述我记忆中二十五年前的那家单位，请求他帮我寻找，因为他应该熟悉那里的单位变迁的情况。邮递员沉默片刻后说：“如果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我有责任帮你寻找。如果不属于我工作范围内，但你是我的朋友的话，我也会帮你。现在你说你是记者，还要来采访我们邮电所，我们欢迎你来！别的我就帮不上忙了。”我一下子垮了，这位义正词严的邮递员很简单地打垮了我。
我开始向他求情，越说越激动，竟全盘托出了我和那位昆明姑娘当年的纯情初恋。在我倾情讲述时，电话那边一直没有声音，我绝望地大喊起来：“我现在不是记者！我只是想来昆明时看到我的女朋友，我已经二十五年没有看到她了！”电话那边终于沉沉地说：“我找找试试看。”那位善良的邮递员迅速找到了早已破产而不复存在的那家单位。我失望已极。没想到那位邮递员又因为善良而帮我找到了兼并其单位的新单位电话号码。我欣喜若狂，立即找到了该单位档案科，坚持不懈地对一个管理档案的年轻女子讲述二十五年前的“爱情故事”（很多是虚构的，主要是为了煽情）。她终于感动了，答应为我查询档案。两天后，有了结果：从这个单位出去的我要寻找的同名同姓者有五个！年龄显然不符的排除一个，余下的四个我得一个一个地去核实。
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与我通过话的同名同姓者都听我讲一遍二十五年前的爱情故事，然后主动热情地为我提供线索，线索上的许多人又一一听我讲爱情故事，然后又不辞辛苦地和我打电话、跑路去挨个核实。一个情节大多为虚构的“爱情故事”，打乱了这么多人在那个春天的生活秩序。我开始珍惜自己的这种虚构，想把它写下来。
“五一”前两天，我终于惴惴不安地与我要找的“姑娘”通上了话，是她！她的声音已完全沧桑。李敖写过一个故事：一个台湾老兵几十年盼望回大陆与旧日情人相见，李敖劝他别去相见，那会很伤心的。后来老兵终于回到大陆，实现了与旧日情人相会的愿望。但他回到台湾后不再提这件事，李敖忍不住问了。老兵说，在约会地点远远地见到旧日情人时，自己差点想逃跑。情人已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李敖说，古人的“近乡情怯”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