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影响力的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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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也罢。可朋友偏偏说，里面牵扯到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一些事情，还牵扯到甘阳。　　　　
　　　　“文化：中国与世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三个主要学术团体之一，其中大多数当事人至今仍活跃在学术思想界，在精神血统上算是我们的父辈。只可惜我们无法躬逢新启蒙之盛，只能从当事人的追忆里看个一鳞半爪。所以，去书店闲逛的时候就顺便翻了翻。　　　　
　　　　作者自己开篇就提到，卢梭写《忏悔录》时是58岁，尼采写自传时60岁。虽然他自己澄清，提到他们并不是自以为自己的自传就跟《忏悔录》是一个档次了，而是想表明，他也快60岁了，写自传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算不上过分。　　　　
　　　　不过，我还是有些疑心，他的题目《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到“心灵自传”，我就难免要想到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识：思想自传》。既然是心灵自传，想来跟如今流行的畅销书——名人传记——多少要有些区别的。　　　　
　　　　即使整个90年代都在写散文，现在既然都到了写自传的时候了，多少总该讲些思想的事情吧？当然，这也是我的错觉。　　　　
　　　　毕竟，“思想自传”与“心灵自传”该有不同之处。既然是思想，就免不了要反思，照老黑格尔的讲法，所谓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反思。也因此，思想自传总会写得像是哲学作品，而不像文学作品。　　　　
　　　　看这本书可以知道，周国平成长在建国后，1978年后考研究生，后来又读博士。中间参加了80年代的文化热，还是当时的台前演员之一，写过轰动一时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其实这种事情我们知道得已经足够多了，1990年以来，这类忆苦思甜式的回忆录遍地都是，故事也都大致相同，根本用不着哲学家去写。　　　　
　　　　到了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一时之间，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许多曾经的精神战士都只好改行写“学者散文”去了。但是，说实话，我印象里像周国平这样转变得彻底的人倒还不多，干脆就写散文，不写论文了，而且大多是“论友谊”、“论责任”一类。　　　　
　　　　上中学时一位老师教导说，“某某论”这样的标题只有大师才用得，比如马克思写了，就可以叫做《资本论》，我们写了只好叫《论资本》。后来读书知道，就是我们写了《资本论》，不光是《资本论》的题目用不得，就是《论资本》的题目也用不得，只有西塞罗这样的人才配用“论友谊”、“论责任”一类题目。　　　　
　　　　大概是散文写惯了，《我的心灵自传》竟然没有思想的事情。到处都是个人的爱情、经历一类，跟《日子》这样的书显得区别不大。除了个人回忆录，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追述。　　　　
　　　　就我所知，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除了王晓明与许纪霖分别有研究论文之外，大概是因为大多数当事人只把这当成经历，而没有看做历史，也就没有特别多的回忆。周国平说，当时的一位副主编对甘阳的跋扈、霸道很是不满，又说甘阳自己曾说他很讨厌民主制那一套。因此早就中下了祸根，要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恐怕也难免会走向分裂。照这样说来，当年的新启蒙同人后来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就带有必然性。　　　　
　　　　可是，“文化：中国与世界”除了甘阳是主编外，只有两个副主编，一个是刘小枫，一个是苏国勋。90年代三联书店还以此为名出过一套丛书，只是少了原来那一大串编委，只剩了主编与副主编。我不知道，周国平所说的对甘阳久怀不满的是哪个副主编？苏国勋还是刘小枫？传说，歌德与贝多芬散步时，王后走过来，歌德脱帽致敬；贝多芬把帽子往下拉了一拉，抄起手照样走自己的路，王后反倒来向他致敬。　　　　
　　　　后来，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考证说，这根本就是歌德与许多文化名人的密友贝蒂娜的创造，而她创造这个故事，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不朽，而且1924年就已被新发现的资料推翻。不过，看起来这个故事流传得太久，到今天人们记得的还是那个向王后脱帽致敬的歌德。这样看来，所谓历史，往往与书写者有关。人们总是愿意相信一个最先出现的说法，而不肯相信后来的翻案。　　　　
　　　　“文化：中国与世界”对当事人来说，不过还是记忆，而对我们这些后来者而言，已成历史，许多事情只有靠当事人的追述来建构。昆德拉考证说，歌德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几乎全都用来与贝蒂娜做斗争，因为他已经预感到了贝蒂娜可能会篡改他的历史。昆德拉一语中的，贝蒂娜就是渴望自己做历史的祭司，即使马克思不愿意跟她散步，她也一定要想方设法实现这个愿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她获得不朽。　　　　
　　　　周国平难道是想做贝蒂娜？　　　　
　　　　


第三部分永远在路上的林达

　　　　永远在路上的林达　　　　
　　　　□书评人张弘　　　　
　　　　林达的写作有着不可模仿的独特性，这不仅因为他习惯于用引人入胜的故事娓娓道出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而且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之对于两种制度下的文化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　　　　
　　　　其深思熟虑之后选择的关注焦点，更体现着他的良苦用心和人文关怀。这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悠久情怀，即便身在异国他乡，也难以割舍对于故土的眷恋。　　　　
　　　　人文之旅和思想之旅从一种文化环境到另一种文化环境，林达在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了解支配这个社会得以运行的那些机制和规则，他还追溯了这些机制和规则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和背景，以及形成过程中的曲折和坎坷。他不仅从正面阐述那些重要的制度和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时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从反面暴露它的消极影响。这样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外而内，丝丝入扣的言说方式使得美国社会中那些看似复杂、矛盾的现象得到了明确的解释，从而使得一种消除隔阂的理解成为可能。那么，林达的言说有着怎样一条明晰的线索？其中一以贯之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从他的六本著作所涉及的主题可以看出，林达所要竭力展示的，是一张美国的全息图景，它的立国基础、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他实际上想表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设定，在看到其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也必须想到应当付出相应的代价并采取防范措施。其中的关键在于，人民是否有选择的权力，在所制定的法律、制度方面，那些构成美好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价值是否得到了尊重和保护。因而，林达的每一次旅行都是真正的人文之旅，思想之旅。在路途中，他阅读和思考；在游览时，他体验和记录。在此过程中，东方人的习惯思维与西方人的逻辑观念实现了理性的融合。因而，他的文字对于国内的读者具有了天然的亲近，又独有一份睿智和从容。　　　　
　　　　每个人都是旅行者，游走乃是对于现状的不满，一种情绪上的躁动不安所引起。它同时意味着寻找。　　　　
　　　　这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通过游走的过程，游走者不仅能从不同的视角看清自己先前所在的位置，也更有可能从困境中解脱。认识自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一种疏离和比较，很难得到相对客观、准确的答案。在形而上的意义之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旅行者，他要在时间的维度里行走，同时也在空间里移动，直到生命终止，旅行才宣告停息。　　　　
　　　　因而，人的唯一目的或许是证明自己曾经来过一趟人世，他赤条条而来，走时也不能带走任何东西。这要求他必须用眼睛来观察，用大脑来思考，用心灵来感受，而不能对身边的事物视若无睹——否则，他的旅行就将了无意义。而在现实生活之中，人们通常会安心于一个熟悉的环境，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生活环境，一个能让自身身份得到认同的社会环境。但是，一旦安定过久，潜藏在人自身的本性就会不断出现，他无法控制自己对于远方的向往，对于彼岸的期待和寄托。这时，旅行变成了生活的调剂，它使人们暂时忘却平常所要面对的一切生活程序，回复自然的本性，让身心得到放松。　　　　
　　　　苏珊·桑塔格在《对旅行的反思》一文中写道：“旅行本身曾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浪漫主义者认为从根本上说自我就是一个旅行者——一个不断追寻，无家可归的自我，他归属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或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显然，林达并非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也并非为了感受一些让人称奇的异国情调，更不是在乐土上的恣意逍遥。他更多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读”和“行”中为自己曾经遭遇的一些问题寻找答案。这是一个幸福却又充满激情的寂寞旅程，林达不仅行走在时空里，也行走在历史和文化中。　　　　
　　　　幸运的是，现实中的林达不必像阮籍那样“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他所描述的异域风情，无异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参照，从而使我们把自己看得更清楚，知道以后的方向。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如何挣脱笼罩在头顶的宿命？　　　　
　　　　林达在《一路走来一路读》的后记中所写的几句话不仅是其全部写作的动机，也足以让我们警醒：“这些先行变革的国家，也只是在暗中摸索着向前走的，非常可能在磕磕碰碰中，因迈不过众多沟坎中的一个，在那里翻车了。今天的变革者们，虽有诸多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但是，毕竟也有一些教训可以借鉴。也许，就因此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第三部分张小娴的智慧被魔鬼偷走了

　　　　张小娴的智慧被魔鬼偷走了　　　　
　　　　□书评人张燕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玩魔幻现实主义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此同时我也是香港女作家张小娴的“粉丝”（追星族fans的音译）。好多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马尔克斯，于是他们就更想象不出我也喜欢只写男男女女的张小娴。我说：“因为张小娴有智慧啊，我仰慕一切出色的智慧。”　　　　
　　　　张小娴笔下的男女故事、爱情感受都表达了她对生活深刻的领悟，常常令我暗自叫绝。比如，她说“爱情不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事，而是一个人的事”，“爱情，是自身的圆满。当你了解了爱情，你也了解了人生”。如果你稍谙世事就能知道，发现这些爱情的本质和魔幻现实主义一样需要智慧。　　　　
　　　　所以，有很长时间张小娴的《幸福的鱼面颊》、《不如你送我一场春雨》这些小册子，成了我的枕边书。我几乎每天睡觉前都会翻几篇她的小文章，然后，回顾自己的感情经历，每每都能产生共鸣，总结出一二经验，才昏昏睡去。　　　　
　　　　张小娴不但打动了我，也打动了很多有感情体验的人。一个从不读书的男性朋友，在从日本回国的飞机上读完了我借给他的张小娴的书。下了飞机就给我打电话说，张小娴真是了解男人。这是我第一次听他感叹一本书的好处。　　　　
　　　　我觉得这个现象同时展现了张小娴的另一处高明：让她的智慧雅俗共赏。　　　　
　　　　而且，张小娴又不像刘墉那样，稍稍明白人世间道理的人就会嘲笑他的故作聪明，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对情感而言张小娴是深刻的，她所发现的本质是充满个人智慧的。　　　　
　　　　遗憾的是我一直不喜欢张小娴的小说，她的小说失去了随笔的犀利和深刻，总是在浮泛地讲一些故事，企图表达一些对感情生活的理解，结果总是表达不到位。我最近刚刚读了她的新长篇《我们都是丑小鸭》，小说写了一群年轻人的故事，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感情关系。张小娴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人生和感情的无常，天才的悲剧命运，甚至想说每个人潜在的性别定位的模糊。这时你发现小说的主题虽然深刻，但都是毫无创意的陈词滥调式的真理。　　　　
　　　　还需要解释的是，我之所以能够清晰地概括出小说的主题，是因为它的展现方式完全是对常识的讲述。　　　　
　　　　所有的情节都能让人看到这些“因”，就知道后面的“果”，不用思考你就能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张小娴让钢琴天才杜飞扬最后变成了杂耍演员，让叶念菁从童年的小胖子变成了美女，让徐可穗和孟颂恩两个家庭环境差距极大的孩子成了朋友和情敌，让林希仪的妹妹林于然是天才，她在姐姐的妒忌和父母的宠爱中死去。这些情节构成了小说主题和小说情节之间直白的关系。　　　　
　　　　我觉得张小娴还不知道小说里的生活和她的现实生活一样复杂，小说家张小娴的智慧被魔鬼偷走了，她的小说是粗糙的、直白的、物质的。我的意见还是读读张小娴的散文，因为，在她的笔下世俗的生活也能开出智慧的花朵。


第三部分人的命运河的命运

　　　　人的命运河的命运　　　　
　　　　赵诚怀着最诚挚的敬意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位良心立传　　　　
　　　　□书评人涂志刚　　　　
　　　　最早听说黄万里先生的名字，是在黄先生去世之后，清华的曾昭奋先生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江河万里》。那时候，除了传说中的大禹和课本上的李冰，还有那个为《水经》作注的郦道元，我不知道任何一个和水利相关的名词。　　　　
　　　　以这样的知识背景，我当然无力去理解黄万里先生的学术成果，但黄万里先生对于长江黄河的付出与执著，却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读懂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黄万里的一生都和万里江河连在了一起，1971年，面临绝境的黄万里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他留下的“绝笔”是“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这位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江河的人，江河有知，当把他引为知音吧。　　　　
　　　　与6300公里的长江、5500公里的黄河相比，黄万里90年的人生显得太短。而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并没有得到多少大展身手的机会，这是黄万里的遗憾，也是长江与黄河的遗憾，当然，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遗憾。　　　　
　　　　黄万里，1913年生，著名的爱国志士、教育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先生的第三子。黄家是个大家族，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像我国早期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奠基人、著名音乐家黄自就是黄万里的族兄。　　　　
　　　　黄万里兄弟姐妹众多，大部分都学了理工科，因为黄炎培相信，危难中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才。1931年长江大水，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死亡超过7万人；1933年黄河十几处决口，人命财产损失无数，在整个民族的阵痛中，已经担任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决定出国学习水利，学成后治理黄河长江。　　　　
　　　　严格说来，黄万里或许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师大都长于施工，对于作为水利基础的水文学却不甚了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在少数，而大江大河却始终没有找到知音。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他从水文学入门，兼修地理、地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