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影响力的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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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韩少功：写作的“追风少年”
韩少功：写作的“追风少年”
《报告政府》
作者：韩少功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5年9月
定价：23。00元
□书评人萧三郎
我喜欢主政《天涯》杂志时代的韩少功，这点可能和别人不一样。不过，现在的《天涯》杂志也不怎么样。韩少功几年前出版的《暗示》一书我很是不喜欢，到最新的小说集《报告政府》，犹是如此。
我丝毫不否认韩少功作品的可读性，《报告政府》也确实是可读的小说。“身后有关门的咣当巨响，把我一个趔趄送进了黑暗。”通过囚犯“我”的眼睛，他写就了我们人人知晓但却从未真实窥见的一个监狱世界：这个世界和外面世界规则一样，一样的弱肉强食，一样的有着冰冷的规则和温暖的人性。
他还塑造了这个边缘世界里的群像，比如9号仓的牢头霸主黎国强，以及智慧的“瘸子”，还有作为大学生的“我”自己。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牢霸就是你的童年伙伴，智慧的“瘸子”就是你的中学同学，而那个“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韩少功有着写小说的长久历练，对人物的描写以及精心刻画，对小说节奏和叙述语言的掌握，都不在话下。但好的小说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好的小说需要虚构，要虚构得跟真实一样。在读《报告政府》的同时我在读杨显惠的旧小说《夹边沟记事》，里面写1957年右派的故事，真实得让人无法相信，你会以为是大大的虚构。
真实与虚构是一个重大命题，需要在小说理论中占据重要章节来阐述。其实我想说的是，诸如《南方周末》等媒体重点报道过的监狱女犯人怀孕事件，韩少功一定有所知晓。不是说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吗？小说《报告政府》题材的选择以及细节之描述多少有对此种题材反映过晚的嫌疑。
《报告政府》刊发在2005年《当代》杂志第4期，与它同时刊登的还有中篇小说《未完成的夏天》。对照而言，前者写监狱中的人性故事，后者写禁欲时代的“偷窥故事”，都是现实主义题材，难道现在又流行起现实主义题材了吗？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又成风潮，评论家对此多有置喙。一种好的说辞是，作家们正在深入民间，潜入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当中，与他们血肉相连。不好听的说辞是，今天的作家正在制造一种写作边缘群体的新“写作景观”，此种写作很容易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同时可以消费作家的同情心，最后达到兜售人民群众廉价道德情怀的效果。
我没有说韩少功就是这种边缘写作的参与者，也没有说“边缘写作”就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但是，说句实话，联系到韩少功先生的写作经历，我以为韩少功就是文学道路上的一个老牌“追风少年”。他喜欢有什么时髦就写什么作品，而他写作的老资历可以保证其切入任何题材都保持优美的身段以及娴熟的写作技巧。对今天的海南省文坛官员来说，这么说未免刻薄，但何尝不是真话？
第一部分八月的下午麦卡勒斯的孤独
八月的下午麦卡勒斯的孤独
麦卡勒斯作品整体出版，文学青年集体拾取遗失的阅读记忆
□记者曹雪萍
“八月的下午，路上空荡荡的，尘土白得耀眼，在头上，天空亮得像玻璃。”这是《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反复跳跃的句子。1967年8月的下午，她因脑部大出血，昏迷45天，饱受病痛折磨的她再也没有醒来，20世纪的美国失去了这位孤独的猎手。那一年，卡森·麦卡勒斯年仅50岁。
1979年8月的下午，正读高中的苏童用零花钱买了生平第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从中他读到了《伤心咖啡馆之歌》。
2005年8月的下午，上海三联书店推出麦卡勒斯系列，等待了多年的内地读者终于又读到了专属麦卡勒斯的孤独，作家另一部小说《婚礼的成员》起笔风格依旧：“一切从弗兰淇十二岁的那个绿色、疯狂的夏季开始。”那些有着麦卡勒斯情结的文艺青年们开始在阅读中重温当年的记忆。
译介历程：几代人的偶像
麦卡勒斯情结最深的“麦迷”不是别人，是第一位将麦卡勒斯引入国人视野的翻译家李文俊。他向记者讲述了关于麦卡勒斯的往事：“1967年我时常在美国文学报刊上见到麦卡勒斯的名字，我去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借阅她的书，找到了《伤心咖啡馆之歌》，在借书卡上只有一个名字，是钱钟书，我想，既然钱钟书借过这本书，一定有他借的理由。事后，我也问过钱钟书，他为何关注麦卡勒斯，他淡淡地提到‘她挺好的’。后来文革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搁浅了。20世纪70年代，图书馆又开放了，我借出的第一本外文书就是《伤心咖啡馆之歌》，又仔细读了一遍。还是想把它翻译了，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事实上，有麦卡勒斯情结的读者记忆犹新的阅读版本多源自李文俊的译本。
在回溯《伤心咖啡馆之歌》在国内的出版历程时，李文俊说，译文最初发表于1978年《外国文艺》的创刊号，当时文学青年读到的只有《世界文学》，大家也期待《外国文艺》的创刊。时隔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由冯亦代等翻译名家执笔，一人翻译一篇，在这本书里面，《伤心咖啡馆之歌》是最长的、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篇。
究竟麦卡勒斯的什么特点使李文俊念念不忘呢？“因为她的视角不同寻常，特有的ballad（民谣）叙事风格表达着她对人生复杂性的理解。”1979年，李文俊第一次出国，在美国的图书馆里他找到麦卡勒斯的传记，阅读后，写出一篇《爱与理解的呼唤》，“有评论家认为麦卡勒斯对爱情是绝望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她之所以倾其力量表达爱的绝望不是真的绝望，是因为爱与理解在现实中稀缺，本质是呼唤爱和理解。比如，她笔下的爱密利亚小姐，‘骨骼和肌肉长得都像个男人’，但她在医院中工作，她会给大人吃苦的药，给小孩吃甜的药。麦卡勒斯的内心是柔软的……”
中国影响：隐蔽的麦氏情结
20多年了，麦卡勒斯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孤独，她的作品却忽然整体出版，那是因为引进者内心深处也藏有麦卡勒斯情结。是麦卡勒斯曾经的读者，在经过20多年后，又执着地把她找了回来。据策划引进麦卡勒斯系列的“一尘图书”负责人徐冬介绍，早在去年春天她已就版权一事与麦卡勒斯生前的文学代理人和出版社反复商谈，在即将达成协议时，美国各图书媒体包括亚马逊网站突然在头版头条大规模介绍麦卡勒斯的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原来是奥普拉向她的读书俱乐部会员推荐此书，于是这本书在去年春夏之交重印了60万册。
麦卡勒斯的影响很大，很多人对她着迷，不过仔细考察这个自称“麦迷”的人群，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她的孤独不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为更广大的读者所知，但却像一条小溪流一样持久不息，特别是在读书界、文学界。
阿康，一个藏书4万册的读书人，麦卡勒斯是他最钟爱的作家之一。在他看来，《伤心咖啡馆之歌》困于一种藏青色的、潮湿的空气，人人都在内心深处挣扎，在和被所爱的人唾弃的宿命做斗争，在向一种渴望交流的孤独本能妥协。麦卡勒斯和传统的美学观点格格不入，用一种诡谲、神秘、荒诞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与爱同样永恒的人类主题——孤独，并且用爱的荒谬来印证孤独的必然。
麦卡勒斯的骨灰级追随者还有苏童，在《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中他说过：“我至今说不清我对这部小说的偏爱是出于艺术评判标准，还是其他似是而非的标准，偏爱也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谋杀，但有比谋杀更加残酷的羞辱与背叛；没有血腥味，但有比死人更伤心的结局。”
文学品质：孤独是一种感觉
《心是孤独的猎手》曾被评为百部最佳同性恋小说之一，在榜单上名列17，据翻译陈笑黎介绍，这是麦卡勒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一举成名的作品，出版于1940年她23岁之时。故事的背景类似于《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炎热的南方小镇。陈笑黎说：“小说中两个聋哑男子的同性之爱令人感动，而同性之恋又是若有若无的，时而激烈，时而沉默。主旨凸显的是麦卡勒斯式的主题：孤独是绝对的，最深切的爱也无法改变人类最终极的孤独。绝望的孤独与其说是原罪，不如说是原罪的原罪。”
而名为lostpast的南京读者刚读完《心是孤独的猎手》，她认为《心是孤独的猎手》比《伤心咖啡馆之歌》更能展开对孤独的独立表达。她说，“书中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个穷人家的小女孩，她藏在富裕人家的花园里，偷听老式收音机里传出的莫扎特，黑暗中爬上屋顶，寂静中回想莫扎特。小女孩会慢慢成长，逐渐变得冷静，直至平淡，麻木，但在黑暗中聆听内心声音的读者都能从她身上找到彻骨的孤独。每个人都孤独，却并未因这相似的孤独相连，人终究是孤独的，好像人终归是要死的。这是一条阴冷的真理，一个残酷的真相，麦卡勒斯却将其描绘得生动而尖锐，描绘得可以容忍，也必须容忍。”“麦卡勒斯作品看似荒诞，但在她的笔下，那些人物仿佛有了生命，有着缜密的逻辑和属于他们自己的命运，作家、读者、批评家都无法控制。”
有译者似乎在为麦卡勒斯寻找学理依据。
“荣格曾将作家分为两类：外倾型和内倾型。外倾型是指创作受体内冲动而成，笔下的人物有着自己的命运，不完全受控于作家；内倾型是指作家的写作完全是理性状态下的创作，写作的过程多在打磨技巧。显然，麦卡勒斯属于前者。”《婚礼的成员》的译者，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师周玉军说，他曾以麦卡勒斯为主题给学生做过报告，但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她的作品是一座没有彼岸的桥”（荣格）。终其一生，麦卡勒斯的所有作品都在述说孤独，在后世读者的眼中，一种新的孤独也就随之产生。
第一部分当诺曼底“失身”唐师曾
当诺曼底“失身”唐师曾
《我的诺曼底》
作者：唐师曾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
定价：29。00元
□书评人冯俊杰
如果一个人明明不是战争中的英雄，却充满了个人英雄情结，并且把自己说成了一个硝烟里锻炼出的英雄，并且使劲朝着这个方向在自己的书里塑造，你会作何感想？尽管这书写得文笔繁华，逗乐诙谐。
把各位被采访的二战伟人（多数还不是伟人自己）之后的素材和故事，串联成他一个人的诺曼底，这种行为真叫人瞠目结舌。内容篇章一眼看上去像是“为名人作传”，但文字的缝隙里，时不时传出嘈杂的“唐氏声音”。
时刻不忘记提醒读者：这是我的诺曼底。但记者身份上哪里去了？书作者显然只是以记者身份拜会各个大小人物，并且收集资料，写成书。
他没有参与到战斗里去，也没有影响过战争，甚至在传达这些信息的时候，都没忘记注水——炫耀自我。
说着丘吉尔，忍不住就提到自己和丘吉尔是同月同日出生，跟着嗦了一把自己的光荣史：“我们家什刹海老宅”，“那天我爸也冒出一句出格大话：我为唐家生了八斤半的大儿子！”这种腔调，忍不住让我想起另外一位文化大师的做法。那位大师写作《苏东坡突围》，极力塑造历史人物苏轼作为文化大师的悲剧，突出个人悲剧英雄的情绪。尽管那读起来很是“动人”，但那不是事实。冷静点去看，现代的书写者是书写者，历史人物是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左右过人类命运，引向正面，但他们的荣耀只属于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国家与民众，而不属于记录者。
记录者所要做的是客观真实，以及隐藏好自己。
不然，我们只能够认为——你是在拉虎皮做大旗，以此来分享“他们”的光芒，但却不是你应得的。没有亲历二战，甚至也没有亲历战争的记者，通过安稳的事后写作，做出的产品，也应该是叫“我整理的二战史或诺曼底人物通俗传记”。而不是大笔一挥，划归己有。
搞清楚其中的情绪，就可以理解这种写作的澎湃激情。没有什么比把自己和一流伟人们并列在一起，更加兴奋和自我感觉良好的了。
他不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记者，而是逾越了职业的界限，用最方便的便利条件，满足个人的吹嘘欲望。这还有一个必要的区分，如果是作者自认为有资格夹杂在书写里，那叫不清醒；如果心底明白又渴望这样做，那叫沽名钓誉；那就不是诺曼底登陆，而是“诺曼底失身”。
我最想叹息的就是，肯定有读者在越读越有阅读快感的时候，把他的个人登陆，全盘当成整体二战史接受。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既然没有真正写成一本客观中立严肃的书，那么你就不要用严肃的表情宣称：“书里写的都是我采访到的、我看到的，是我老唐眼中的二战。《我的诺曼底》在行文上有一些有趣的写法，写了一些有趣的事，但我觉得不能用‘戏说’来形容。”其实写野史没什么不好，但别硬说成是正史。他不承认戏说了历史，但历史已然被他按照自己的需要给戏说了。事实摆在眼前，就是他这本《我的诺曼底》。这种书写容易叫座，但那些墓碑之后老坟之中的赫赫人物，已经不能够站出来撇清关系了。属于全人类的二战历史永远不该沦落为私人财产。
第一部分余华：“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1）
余华：“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
□记者术术
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后迁居海盐。中学毕业后，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自1987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后，接连发表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中引起震撼和关注，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短篇小说集《现实一种》、《鲜血梅花》、《黄昏里的男孩》，散文集《高潮》等。
曾经创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的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在1995年之后除了发表随笔外，一直没有长篇小说问世，尽管如此，他一再重版的旧作依然深受文学读者的喜爱。今年，余华终于打破了沉寂，即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自己的新作长篇小说《兄弟》的上半部。据悉，整部小说长达40万字，是余华迄今为止最长的作品。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对新作非常满意，并称这部小说中有一半的内容发生在今天的时代，在叙事方法上更是实现了自我的突破，“正面强攻”，学习了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法。
这部作品我自己很满意
记者：《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