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影响力的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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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文革成为潜藏在人心中的恶的猝然发作，成为对善，对高贵，对爱、信义，对亲情人伦，对一切使人性美好的事物的疯狂虐杀，它使黑暗更黑暗，使微弱的光明在黑暗中备受考验而显得无限珍贵动人。
我相信，很多读者因此流泪，我也曾流泪，但我从来不仅仅以眼泪判断作品，我甚至认为眼泪是廉价的、可疑的，它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自欺。世界在一泡泪水中变得模糊，我们看到的正好是我们情愿看到的，就像我们听一首流行歌曲也会流泪，只不过是因为那首歌让我们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天下最可怜的那个人，而实际上我们当然不是。
《兄弟》在更大的尺度上模糊了世界的真相。据说余华立志要“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但结果却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余华头一次采用和复述并非由他发明的模式，它听起来像顺口溜一样熟悉和智慧，但也像顺口溜一样空洞无物。
我当然不认为善与恶是无效的范畴，恰恰相反，我认为过度的、习惯性的怀疑主义态度正在支配着我们的文学，它使作家不能公正地理解和表现人性，不能公正地理解和表现我们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兄弟》的叙事信念想必会使读者感到振奋，但至少在上半部中，余华的信念难称雄辩。对小说家来说，善与恶不应是先验地给定的，而应是在对人的生活、人的灵魂的追问中雄辩地榨取和展现的，而余华显然没有这样的耐心，他更急于操纵他的人物去演绎现成的模式。
于是，他让宋凡平悲壮地死去，但是如果宋凡平不死呢？如果他不得不在漫漫黑夜中熬下去，那又会怎样？他是否能够依然保持那么好的风度，保持他的高贵和洁净？就这个问题而言，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如果悲壮是那么频繁发生的事，黑暗就根本不足以成为黑暗，如果我们对人性之光明的信念是以回避“活着”为代价，那么这也不足以成为信念。
余华终究还是暴露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软肋，他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的作家，他的力量在于纯粹。当他在《活着》中让人物随波逐流时，他成功了，但当他在《兄弟》中让人物行动起来、东奔西跑，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时，他表明，他对人在复杂境遇下的复杂动机并不敏感，他无法细致有力地论证人物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只好像一个通俗影视编剧那样粗暴地驱使人物：没有道理，也无须讲道理，宋凡平就要死要活地爱上了李兰；李光头这个几岁的孩子一定要去摩擦电线杆，因为他被余华界定为欲望的化身；而孙伟的父亲也必须那么悲惨地自杀，因为余华认为他必得报应，所以他的儿子将纯属偶然地横死……
这一切都表明，余华在写《兄弟》时不在人物的里面，他站在外面，他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由于选择不恰当的位置和路径，我认为余华降低了他的志向，误用了他的才能，但余华依然是我们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在四十五岁时写的一部长篇的成败具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恰恰相反，这对读者是有效的祛魅，它使我们意识到余华并非无所不能，他一样会失败，而余华本人也可能由此从封闭着他的文学神话中走出来，重新出门远行，获得新的自由。
在《兄弟》的封底，余华庄严地引用了耶稣的训诲，然后总结道：“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的路没有多长。”——耶稣和余华都说得很对，但余华在《兄弟》中似乎恰恰忘了他的这段格言，他的叙事态度、他的模式和行文都表明，他已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而那里的路顶多也就是两行泪水那么长。
第二部分一个牙科医生的秘密生活
一个牙科医生的秘密生活
□编译李劳
他的小说被评价为：由世俗男女的艰难生活中汲取出来的精致故事。
最近，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余华小说《活着》（ToLive）和《许三观卖血记》（ChronicleofaBloodMerchant）的英文版本，引起巨大反响。余华本人正在美国推销自己作品的英文版，并在美国各地巡讲。
在开始写作的1983年之前，余华是浙江的一个牙医。他的散文笔调扎根在外省的中国传统之中，一个文学评论家在读过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后说道：“我想象不出一个病人需要多少隐忍力才能忍受他的铁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将余华视做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作家之一。最近，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首次被译为英文；这两本小说被认为是中国过去10年里最有影响力的10部小说中的两部。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个小镇上的工厂工人，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由少年到中年的大段时光，牵着读者们的视线，在中国20世纪的后半叶，次第走过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历史中，每当灾难降临的时候，许三观都会以卖血的手段度过危机。这个残酷的过程是以许三观在路上听到的两个卖血的农民的对话开始的。他们说，每次卖血之前都要喝大量的水将血稀释。为了有更多的血卖，他们必须一直喝水，直到胃囊肿胀，牙根开始疼痛为止。
为什么余华如此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写作，已经由早年极具实验性的短篇小说写作中蜕变出来，进入此后在评论上和商业上均获得好评的写作中来。他后来的小说被评价为：由世俗男女的艰难生活中汲取出来的精致故事。在中国和美国，这样一个争论一直在继续：余华的这些畅销小说是对今日中国泛起的消费主义风潮的让步，还是对20年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盛行一时的学院派的充满焦虑和绝望的后现代主义论调的一个必要回应？
论及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在后现代风潮之中的差异时，人们往往将它们思想上的差异作为论断的理由。在《许三观卖血记》以及《活着》中，种种脆弱的伤感则显得如此喧嚣。在许三观承受着来自国家生活的种种灾难之际，他同样面临着一个个人危机——他发现长子一乐是自己的对头何晓勇的儿子。处理这一危机的时候，许三观体现出了他奇异的思维。大饥荒蔓延时，他带全家人去餐馆吃面条却将一乐留在家里。他对一乐说：“如果我也带你去吃面条的话，那就太便宜何晓勇那个混蛋了。”一乐跌跌撞撞地在镇子里游走着寻找家人，在他们离开后才找到了那个餐馆，他疲倦地坐在了餐馆外，在黑暗中瑟缩着。
置身于此类戏剧化的情节中，我们几乎听到了小提琴声鸣奏。但是余华小说中类似情节剧的情景，却往往意味着荒谬。许三观不带长子去吃饭的原因，更像荒诞戏剧鼻祖皮兰德娄戏剧中的一幕，而往往出离了人之常情。许三观的荒诞病态的逻辑很明显得自荒诞的社会生活。大跃进期间，公共食堂开始实行的时候，许三观告诉妻子他们将在戏院里吃饭，他说：“你知道厨房在哪吗？就在舞台上。演越剧的小丑们都在上面洗菜。”当政治演变为一场闹剧的时候，日常生活也将如此。
余华的作品与中国传统戏剧有着密切关系，此外，若要论及他风格中的自省与实验性，则只能指出他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扁平的这一点。《许三观卖血记》的译者安德鲁·琼斯也指出，余华利用反心理的方式，完成了对“红宝书”与童年时期观看过的那些电影里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的颠覆。所有客观依据被颠覆的时候，个人的主观性将彻底消失。许三观一家人在邻居们面前哭喊、争吵、献媚。当他们在众人面前结束自己的精神表演后，余华完成了以许氏一家人的生活对整个国家的荒谬寓言。如许三观从工厂带回来的那些手套经过他妻子的拆编终于变成了一件线衣一般，小说中的各个角色也在被拆开和重新编织，最终他们的内心都成为了衬里。这些缺乏个人体验的角色只能以他们令人乏味的内心、琐屑、残忍和反常的性别来应对生活。
人们对那些极力将故事与大政治和大历史相挂钩的故事已经太过厌倦了。在小说中读到一众角色去参加抗议游行或者主人公打开电视观看航天飞机升天并非令人愉快的体验。作者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想令自己的作品显得更非凡一点，对此我们都已经厌倦了。而在余华的小说中，历史往往退缩到舞台的边缘。比如，许三观对他的妻子许玉兰说：“今年是1958年，已经有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接下来会是什么？”在去医院的无数次中的某一次，许三观遇到了他第一次去卖血时遇到的“血头李”，他问“血头李”是否还记得自己，“血头李”大声地回答他：“你怎么能让我记住一个十年前来过一次的人，就是神也记不了这么久。”在一个政治稳定的社会，十年不应有“血头李”所感受到的那么漫长；然而一个发生了那么多巨大事件的十年会令人们感到记忆不再可靠和难以忍受。
尽管《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是两本小说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但我们仍会如以往一样碰到意外。它们并非向政治和商业妥协的产物，而更像政治压力消减之后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们对持不同意见权利的一次愉快初尝。与最初对国家宣传的简单反抗不同，现在中国的作家们可以更自由地在人文向度上进行形式与内容相融合的实践了。临近《许三观卖血记》的结尾时，许三观决定卖最后一次血，他的妻子告诉他：“许三观，你不用再卖血了。我们现在有钱了，还会有更多的钱的。”许三观这最后的姿态向我们展示出强权残留在人们敏感思维中的痕迹。
延续风格的对话、情感和残酷中的极端，其实正是对一个来自恐怖年代的人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对未来生活的展望还是对以往生活的反思，他们都仍然无法去冒险。这一家人所经历过的一切都以扁平的形态凝固在了这电光火石一般的一瞬间。
第二部分倾听安·兰德理性的声音
倾听安·兰德理性的声音
《理性的声音》
《致新知识分子》
作者：［美］安·兰德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
定价：50。00元
□书评人小艾
安·兰德（1905—1982），美国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写作者之一。根据调查，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是销量仅次于《圣经》的美国第二大畅销书，而在读者票选的20世纪100本最重要的图书之中，她的4部作品进入前10名——与此同时，来自学院里面的专家们则对兰德的作品不太感冒。2005年是兰德诞辰100周年纪念，世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思想家。
兰德坚定而彻底地信仰自由理念，她把自己的哲学理念称为“客观主义”，也就是不承认一切神秘主义的价值、不承认一切建立在“理念”和“理想”基础上的权力要求。兰德以绝对的客观现实为出发点，推崇个人的权利，“自私的美德”是她影响最为深远的理念之一。在兰德看来，每个人都能充分追求自我权利的社会才是美好的，实现这样的状态则只有一个办法。或许是因为她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她的思想在学院流传不广，但兰德思想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力却是无与伦比的。
安·兰德的作品可能是对人类理性精神的最完美歌颂。1926年，在她21岁的时候，她离开列宁格勒来到纽约，立刻拜倒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之下。在她的眼里，摩天大楼可能可以看做是人类物质文明的象征，她在深深迷醉于这种文明的同时，开始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和任何会对这种物质文明产生威胁的力量和思想进行斗争。
兰德是学历史的，同时对哲学也颇有研究，她知道人类历史曾经创造过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知道这些文明一个个又是如何衰亡的，她肯定还知道名闻西方的七大奇迹，更知道这些奇迹一个个又被人类自己毁灭。反顾历史，再看看当代世界的现实——从世界大战到冷战，从美国内部自身的纷争到整个世界的互相猜忌，她有理由对当代物质文明的命运表示担忧，更有理由把自己投入到为这种物质文明而战的生活中去。
回顾兰德的一生，说她的生命是战斗的一生大概不会太离谱。她虽然没有亲身参与战争，但一生却是在论争中度过；她激烈批评当代的知识分子没有承担起文明交托给他们的重担，自然遭到众多知识分子的反击；她完全以客观现实和个人私利为出发点的哲学观和伦理观，也难免被某些人讥为庸俗与势利，但即使是她的论敌，大概也不能否认她在普通美国大众之中的影响力。如果说潘恩和富兰克林塑造了美国精神的话，那么兰德无疑保证了这种精神在20世纪没有偏离方向。在美国，她关于自私的美德的论述深入人心，她相信通过每个普通人的努力，“人类能够获得一种正当、人道的生存方式，而且正义是至关紧要的”，而她自己的个人生活，则成为兰德哲学的一个典范。
现在我们阅读《致新知识分子》和《理性的声音》，在对兰德的勇气表示钦佩的时候，恐怕未必有一种太强烈的震撼感觉——和同样在今年过百年诞辰的萨特不同，兰德哲学不指向人的精神生活，更没有想要在人的精神中引爆什么思想炸弹，她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在意精神、灵魂、理想这些概念的存在——兰德的文字简简单单，和潘恩有点儿一脉相承，她叙说的似乎只是最明了的常识：人们要依靠理性在现实中为自己牟取利益，社会要以理性为依托自由运转，面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或者强权的可能性，要不遗余力地斗争。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全力论证理性的自利主义是道德的，《致新知识分子》选录了这本小说里面的一个章节，以雄浑的笔触论证了金钱的伟大，所有因为金钱而产生的罪恶只不过是因为人们没有按照理性的自利主义行事。
阅读兰德的著作有时候会让人想到那些早年的机械唯物论者，他们曾经最早为人类的科学进步唱起颂歌，和他们相比，兰德对文明的歌颂要来得更彻底，也更激烈。
在操作层面上，兰德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批评政府，在她看来，美国政府影响了公众的自由生活和自主选择，而在思想层面上，兰德更是从来没有停止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攻击，认为是这些人带来了精神的空虚和灵魂的幻灭。在《致新知识分子》中，兰德分析强权的结构就是阿提拉（古匈奴国王，代表保证）和巫师的结合，而在商人击败阿提拉之后，知识分子却未能承担起取代巫师的责任，对此，她只能寄希望于她的读者——新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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