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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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别的群众中，有一位年约60岁的老人引人注目。这位衣着极为普通的老人满脸悲伤，不停地抹着泪水。由于人太多，所有来宾都从大厅右侧进去，依次绕到前面，在瞻仰王维忠教授遗容后，即从后侧的大门出去，就不再进来。然而，这位老人却连续四次从大门进来，绕着王代表的遗体，哭着看了一次又一次。
老人姓孙，是中日联谊医院旁一澡堂的剃头师傅。王维忠十几年来一直在他那儿理发刮脸，他们因此成了至交。收入不高，生活困难的老孙多年来一直得到王教授各方面的帮助。他哭着说，好人哪！他真是一位好人。他在我面前从没有架子，像兄弟一样待我，长期热心帮助我们一家。现在他去了，我就想多看他一眼……
在啜泣声中，耳畔响起了王维忠先生生前最爱说的那句话：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人民代表为人民，人民永远怀念您！
哀乐声、脚步声、哭泣声、悲号声，告别大厅化成了悲痛欲绝的海洋。在一双又一双泪眼之中，在人们的依依惜别之中，这场极为简单的追悼大会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
寒风呼啸，大地含悲。
冰雪凝眸，人间沉痛。
这个阴沉的日子，寒气逼人的长春城尚未消融的白雪折射出冰冷的光辉。长春殡仪馆四周低垂的松树，在阵阵寒风中，发出低声诉说，仿佛汇成万名送行群众的共同心声：
一路走好，王代表……
安息吧，王代表……
第一章 重症病房里的接访
重病中关注沉冤20年命案（1）
2006年深秋，正是北京香山红叶最鲜艳的时节。
这天上午11时许，我又一次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武警总医院。像往常一样，走到七楼某肝移植病房，看望一位特殊的病人。与我同往的，还有一位时年27岁，中等身材、外表清秀、学生模样的青年，他就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的电子学博士生张灵飞。门外，一位愁眉不展的青年男子正在唉声叹气；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正不时透过门缝朝里窥视；一位年轻护士端着一个放满针管、吊瓶、酒精等的医用托盘。看样子他们已在门外等候很长时间了。和值勤护士一起站在门外的是王维忠的长女王绍霞和次子王绍申。他们一见我便急匆匆地走来，紧皱的眉头马上舒展开了。我不仅是病房里的常客，而且与老人交情很深，不管何时到来，王维忠教授总是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接见我。绍申一见到我便说：“父亲正在病房里接待一对北京夫妇的来访，都一个多小时了，根本不让我们进去。你进去提醒他现在得服药打针了。”我轻轻地敲了敲门，推门进去，只见王维忠代表正神情严峻地倾听那对中年夫妇的诉说。老人严肃地坐在病床上，左手拖着长长的输液管，贴满白色胶布的右手握笔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认真地记录着。
对面是一个神情悲怆而又坚决的女子，旁边是同来的丈夫。看到我推门进来，老人抬起头，笑容可掬地跟我打了声招呼，又继续向那位女子询问情况。直到十多分钟后，经我再三提醒，输液瓶已没有一滴药水，血都倒流进输液管了，他才意犹未尽地中止手头的工作。作者和病房中的王维忠讨论案情中年夫妇哽咽地说：“王代表，我的事就全托付给您了！您在病房里还能听我们的申诉，叫我们这辈子也难以忘记！您好好保重身体，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再来看望您。”还有几天就要做肝移植手术的王代表不顾身体虚弱，不顾日夜陪护的儿子和女儿的劝说，硬是一边输液一边听完了中年夫妇的血泪控诉，了解清楚他们的冤屈。其实，在这之前，我多次听到王绍霞姐弟诉苦：父亲现在是非常时期，病情十分严重，但他还是要接电话，要过问有关工作上的事。只要有群众找到病房中来，无论是在打针还是在服药，只要有可能，他肯定会接待人家。惹得那些主治医生和护士早就有意见了。一直在病房里护理父亲的绍霞很不理解父亲的行为：为名吗？老人早已是桃李满天下、享誉华夏大地的著名教授了，特别是当上人大代表后，他已接受过国内外数百家媒体的专访，仅中央电视台（简称央视）的专访就有十多次！为利吗？他不但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而且那不计其数的药品发明专利，就足以让他吃一辈子了。我看到老人换好药后，只呆了十多分钟，就决定告辞。他刚接访一宗冤情，我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会儿。但老人坚持不让我离开，要我请等在病房外的张灵飞进去。他还责怪我说，人家张博士这么大老远从哈尔滨赶来找我，我怎么能不理他？再说，我现在还没有做手术，根本不觉得累。就这样，他在病房里接待了张灵飞。有关张灵飞的血泪冤情还得追溯到19年前。1988年3月8日上午，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彦张村村民张未有和张三有兄弟正偷挖同村人宅基地里的树木时，被张虽章逮了个正着。两个盗窃者遭阻止后恼羞成怒，不但动手殴打张虽章，还扬言要找弟兄打死他全家。到了中午，张未有和张三有在其父张福禄的带领下，和他的另两个兄弟张现有和张群有冲到张虽章的大哥张进章门前大声叫骂，引来近两百村民围观。张虽章闻知对方正在大哥家门前叫骂，当即赶过去说理。谁知，正在寻衅的张群有见他出现，不由分说用石头迎头就砸，张现有扬言要打死他。赶到现场的妻子死死抱住张虽章，不让向前。张虽章的父亲张廷义见状也好言劝告张福禄说：“咱们都是一个村里的，就别再这样了；上午都打过一回了，算了吧……”但自恃人多势众的张福禄不但不理会，反而手持砍刀高声喝令四个儿子：“给我打，打死人我抵命！”说罢，这凶悍的老头就带领四个儿子像猛虎一样冲过来，将对方打倒在地。就在此时，张三章恰好路过，一看这阵势赶紧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人打一个？”张三有闻听此话，竟恶狠狠地冲过来，冷不防朝他胯部猛刺一刀。同时，张现有、张未有及张现有之妻猛扑向张虽章，张未有按住张虽章的头，张现有之妻按住张虽章的腿，张现有趁势用膝盖压住张虽章，一只手按着他的脑袋，另一只手用匕首猛刺其后腰部……张虽章连连发出凄惨的叫喊，惊得众村人上前拼命拉开，那群凶残的家伙才扬长而去。面色发黄、嘴唇发青、满身冒汗的张虽章被家人送到医院后，终因伤重不治身亡。后经法医鉴定，系锐器刺破右肺引起失血性休克死亡。汝州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将张三有的行凶匕首、张现有被张虽章扯掉的纽扣及其毛发等证物取走，并将张福禄、张现有抓获。但是，仅隔5天，张福禄就被释放；15天后张现有也被释放。在抓捕张三有时，临汝镇派出所的王红卫拿着枪紧追，最后还是看着张三有“逃跑”了。随后，他们又把持刀杀人的罪名转移到张三有一个人身上。
重病中关注沉冤20年命案（2）
5年后，张三有大摇大摆地回到彦张村。此后十几年间，从来没见汝州市公安局去抓人。另一重要凶手张未有从来就没有被警方传讯过。
张现有被抓又被放后，张虽章的妻子马八鸽多次去公安局追问负责人陈双林：“公安局为什么把凶手放了？”陈双林回答称：“谁说把人放了？杀人犯谁敢放呢？”当马八鸽气呼呼地指责道：“我们都亲眼看到凶手已被放回了，他还在村里出现过。”陈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地骂道：“人是我放的，你又能怎么着？我姓陈，叫双林。你们想告就大胆告去！就是告到中央、省里，也不过只是来封信，最后还得我来管！你有种也可以找媒体报道去，我谁也不怕。”说罢，就将马八鸽轰了出去。
自己的丈夫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活活杀死，而执法的公安局不但放走凶手，而且还这样张狂。马八鸽，这位失去丈夫、无依无靠的农村妇女，带领当时年仅8岁的大儿子张灵飞、6岁的小儿子和5岁的小女儿，不停地上访，并不停地去公安局找陈双林讨说法。
更令张虽章家人无法接受的是，公安局竟然作出偷梁换柱的结论：将捅伤张三章后畏罪潜逃的张三有定为杀死张虽章的凶手，将没来得及逃跑且已被抓的张现有释放，并借口主凶（指张三有）现在已经外逃，警方抓不到人，没有办法。
此时，马八鸽一再声明，杀死张虽章的真凶是张现有，并非张三有，有他们这么多家属亲眼目睹，更有全村两百多围观者作证。但办案人陈双林却称：“我们把真凶张现有和主谋张福禄放回去，是为了让他们去找逃跑的张三有。”但是，张福禄找到张三有后，并没有向公安局汇报，而是出资让其逃跑，并将张三有之妻马海霞送去照顾他。
1988年6月，三位自称平顶山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找到马八鸽，将带来的信访表念给她听。当念到“张未有搂住头、张现有搂住腰、张三有用刀子捅”时，马八鸽立即纠正说：“用刀子捅死我丈夫的是张现有，不是张三有！这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而且现场有几百人！”对方急忙解释说：“这不要紧，谁是谁非，还没有作决定。到时抓住张三有审问，如果不是他杀的人，我们严惩张现有。你如果不签字，不按指印，上级就无法解决你的问题。”马八鸽大字不识，哪知道这其中的圈套呢？听说按上手印就可以解决问题，她流着泪用颤抖的手按了指印。没想到，承办此案的陈双林却以此作为依据，对这起凶杀案草率定案。从此，张虽章家人得到陈双林的回答总是：“我们不管你们谁看到，都得以县局认定的凶手为准。”为了拖延时间，县公安局的陈双林等人，还以各种借口将讨说法的马八鸽推到汝州市检察院和法院等单位。在他们的冷漠推诿下，耗费了马八鸽及其子女们5年时间。
1992年初，杀人凶手之一的张三有想回村里住，但害怕马八鸽控告，就托中间人来说情，给马八鸽一些钱和解。马八鸽不答应，对方便称：“人家花了六千多块钱，从县局到上面早已说通，同意让你们和解。你要是还不听话，他们家再花几万块钱就可以让你们把诉书撤回来。”第二天，当马八鸽将这个重要情况当面告知陈双林时，陈却回答说：“等他回来再说。你可以顺手牵羊，收下他们的钱。只要张三有回来案件就能解决。”当马八鸽提出警方应马上去抓人时，陈气呼呼叫道：“我们公安局说的话你老不听，你有本事，就自己去把凶手抓回来。”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5年8月10日。此时，张虽章的长子张灵飞考上了哈工大的博士生，他又一次向公安局反映父亲于1988年3月被杀的案件，时任汝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冻小东接到了他的控告状。冻局长批示“请张局长、刘亚哲安排，查清案底，依法查办”。张灵飞马上找到了刘亚哲，刘刚开始热心积极地安排肖治国队长办案，但后来态度却又消极暧昧。
2006年2月，当张灵飞再次找到刘亚哲时，他告诉张灵飞案件已转到了张建国副局长手中。张建国在召集肖治国等6人后，当着大家的面指示肖治国马上抓人。但肖回答说：“卷宗都找不到了，叫我怎么抓人？”在此前，公安局副局长告诉张灵飞：那宗杀人案的所有卷宗都丢失了。这时，张灵飞问张副局长：“您能确定公安局已经没有此案子的卷宗了吗？能确定是被销毁或丢失了吗？”张模棱两可地回答：“只能说是目前找不到，不能确定公安局还有没有此案的卷宗，更不能确定是否被销毁或丢失。也可能是遗失了，因为公安局好多年前搬过一次家，以前的卷宗都是人工管理。”
在此次交谈中，张建国竟对张灵飞说：“虽说是命案，但时间太长，凶手判也判不了多长时间，我看就让对方赔些钱，你也不要再追究陈双林的责任了，他是我们局里的老领导，事情比较复杂。”
2006年4月，肖治国又打电话告诉张灵飞说：“案卷还是没有找到，没有证据没法立案。”张灵飞问：“那你们警方为何不去找证据呢？”肖治国答：“怎么找呀？这么多年前的事了，证据很难找。”
2006年8月，当张灵飞再次找到公安局时，此时领导已换成了温局长。温局长说：“以前公安局办的案，你不能怨我们呀。你到控申科写一个信访材料，到时我们处理。”三个月后，当他致电负责此事的肖治国时，对方还是称：“卷宗都找不到，咋写书面答复？”
重病中关注沉冤20年命案（3）
2006年8月，张灵飞特意回家乡设法取证时，张三有对张灵飞当面承认，他当时只捅伤了张三章，根本就没到过张虽章身边；是他二哥张现有捅死了张虽章，并表示很后悔。关于这些，张灵飞都作了很好的录音。但是，尽管张灵飞将这些证据都提供给了警方有关人员，还是无人理会。
父亲的被杀，给张灵飞一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生于1980年的张灵飞8岁时，亲眼目睹父亲被人杀死。那凶残的一幕深深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不但给他带来了终生的阴影，更摧毁了他原来幸福美好的生活。从此，他的生活不仅穷困潦倒，而且充满悲伤和恐惧。父亲离世后，因母亲无力抚养，张灵飞兄妹三人只好和年近七旬的爷爷相依为命。很多时候他连饭都吃不饱，冬日破旧的衣服总让他感冒生病；家中连照明灯都舍不得用，房屋年久失修，掉下的土经常砸到人。上小学的时候，张灵飞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新的，穿的都是亲戚们送的旧衣服。一到冬天，他最渴望得到的就是一件毛衣。在极度贫困中，张灵飞发奋读书，小学五年级他获得了全镇第一名，并参加了全市数学竞赛。在他的印象中，小学时最香的一顿饭，就是那次在参加数学竞赛获奖后吃的一碗肉。那碗肉让他从没沾过油水的肚子消受不了，竟接连拉了好几天肚子。小学毕业后，张灵飞以优异成绩考到镇中学；1994年秋，他又被保送到汝州市重点高中。由于家里太穷，高中三年他几乎每顿都吃不饱，终日与饥饿作斗争；晚上实在饿得睡不着觉，就起来喝点自来水充饥。高一那年冬天，母亲把表姐送的毛衣和毛裤给儿子，那件女式毛衣伴随着他度过了三年高中生活，那件毛裤他整整穿了11年，直到他读博士二年级，才把那破烂不堪的毛裤拿回老家。
2006年1月，张灵飞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有一件穿了十多年的衬衣，一直从初中穿到研究生毕业。我很喜欢那件衬衣，它是我多年来最体面的一件衣服。虽然上大学以后，衬衣早已破烂不堪了，但是我还是舍不得扔；我有一条穿了七年多的裤子，一直从高中穿到大学。我有一条穿了多年的内裤，后面都磨出两个洞了，但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