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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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走了，他还活着（1）
2007年3月，对我而言，没有像往年那样能感受到春光明媚和春意盎然。这个三月，在我的世界里，只有春寒料峭……
因为这次“两会”，我再也见不到王维忠代表了。
此次“两会”，许多新闻记者像我一样，再也见不到他那高大挺拔的熟悉身影，再也听不到他那亲切而又洪亮的嗓门，
再也找不到新闻频出、新议案不断的王维忠代表……
此次“两会”，人民大会堂的代表们再也看不到王维忠忙忙碌碌的身影，再也见不到他笑容可掬地向人代会提交议案的开心样子。人代会议案组的工作人员们，再也见不到王维忠代表提交的缜密议案……
“议案大王”王维忠走了，他带着未完结的多份议案，带着没有完成百份议案的遗憾，走了。他像春风一样，拂过大地，却为人间留下了一片绿色……
“议案大王”王维忠走了，就像三月悄然钻出土地的绿芽儿，把凛冽的寒冬带走，却把春意盎然留在代表们的心尖……
“议案大王”王维忠走了，他走得悄无声息，以至记者们都无法相信这残酷的事实。他走了，但这位慈善的代表，却把温暖洒播在新闻界的每一个角落……
2007年3月3日，新华社记者杨潇前往吉林团欲采访王维忠代表时，意外地获知这位“议案大王”竟然已在三个月前去世的噩耗。当天晚上，这位心情复杂的记者，这位王维忠生前的朋友，写了一篇沉痛的报道，以“今年两会，不见王维忠”为标题，发表在2007年3月4日的新华每日电讯第5版上：
〖HT10。K〗今年“两会”，吉林团的代表名单里没有王维忠的名字。
2006年12月5日，这位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中心研究室教授、博士生导师病逝，没能连续第四年提交“新闻监督法”议案。
“其实去年两会时他的病情已非常严重，省人大反复告诉他，让他不要来北京了，他不听，省里只好给他配了专职大夫。”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黄百渠告诉记者。
王维忠的专业与新闻没有任何关系。2004年两会间，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今天几位记者朋友来采访我，我与他们谈起了新闻监督的问题。2003年‘记者被打’‘封杀新闻记者’的消息屡见不鲜。我真感到不解，有些单位怎么这么怕新闻记者？”
他的那篇“出台‘新闻监督法’很有必要！”经新华社播发，引起极大关注，有人当时就称赞他为“最为新闻记者权益鼓与呼的人大代表”。
2005年两会，王维忠身边已经有了一批“编外代表”，他说，记者长期在基层采访，我的不少议案或建议是通过与记者交流获得信息源的。他于是再提“新闻监督法”议案，因为这“标志着我们的文明程度”。
2006年，他的一句“名言”广泛传播：“殴打记者要罪加一等，因为他打的是党的喉舌，蔑视的是社会舆论监督权。”他三提“新闻监督法”，要求明确记者采访权。
“我们都非常佩服他，他一年有相当长的时间在调研，而我们忙业务，自我评价不够尽责。”吉林的一位人大代表认为，王维忠其实已经是“准专职”的人大代表。
王维忠自己则这样说，“我不能仅就医学的领域来提议案，而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我觉得浑身都有劲儿。”
作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一共提交了议案91件；建议、批评和意见115件。
黄百渠觉得，王维忠是他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人大代表的模式。
〖HT〗
《中国青年报》政法记者崔丽，是我的朋友，几年前，我因独家披露过诗人汪国真假新闻内幕新闻时，她找过我。她是位很勤奋的记者，她的报道视角独特，文风犀利；是多年连续上“两会”的记者。因为工作，她多次采访过“议案大王”王维忠，与他成了好朋友。2007年3月10日，崔丽又像往年一样，特意来到吉林代表团下榻的某宾馆打算采访王维忠，谁知却获得了这位老代表在几个月前病逝的噩耗。一连几天，她处于悲痛之中。直到3月12日；她才在《中国青年报》“两会”博客及“中青论坛”上，以“有的人走了，却还活着”为题；发表了一篇缅怀老代表王维忠的悼念文章：
连续跑了几年两会，这次上会，我心里时时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伤和空落，每每经过吉林省代表团，都忍不住停下脚步，想再打听打听王维忠代表来了没有，他今年又带来了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议案、建议。
以前，每每采访这个有点倔但对记者极为友善、热情的老头，总是会让记者满载而归。
记得2003年，我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报道时，那天是大会休息日，代表们都出门去了，王维忠代表的门虚掩着，文件摊了一桌子，他在里面忙着整理议案。
我推门进去，和王维忠代表聊了起来，翻看着他关于义务教育、“三农”调研、农民工权益、司法监督等林林总总的议案、建议，我发现本职是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王维忠，所提议案、建议没有一件是与他本职工作相关的。
初出茅庐的我大惑不解，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这位人大代表与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联系在一起。王维忠笑着说，“来参加两会，我的身份就是全国人大代表，要想百姓所想，言百姓所言，反映百姓的疾苦，当代表怎么能围着自己那点事转？”
有的人走了，他还活着（2）
这以后，每年上会，我都找这个老头儿聊聊。每次，他都会用一种近乎倔强的执著感动你……敢直言、敢碰硬、敢反映，是人们评价王维忠代表的“三敢”。王维忠爱说：代表不是荣誉也不是光环，而是一分沉甸甸的责任，说什么、做什么，要对老百姓负责。
去年两会，我又去看王维忠代表，他为不法医疗广告满天飞却屡禁不止而疾呼。“给国家工商总局写的批评意见，他们的回复我不满意，还要写。”王维忠挥着手，提高了嗓门。
我根本没想到彼时眼前的他，已是重病缠身，为了来参加两会，女儿陪同来参会，休息时给父亲打吊瓶。王维忠生前的遗愿是再去农村搞调研。
一位代表在追忆王维忠时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始终把关注民生、维护群众利益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的代表发自内心地让人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翻开两会代表名册，每年代表都因各种原因有增删。今年，也有代表止步于两会，因涉嫌违纪或经济问题，几名代表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有的人离去了，他还活在百姓心中；有的人离去了，他注定将被历史遗忘……
王维忠代表的去世，更令吉林省的几家媒体记者伤心不已。吉林电视台的几位记者几乎每年都要从他身上捕捉到多篇好的新闻，给家乡的荧屏和版面增加光彩。没想到，他们此次“两会”却再也见不到王维忠代表那和蔼的笑容、那洪亮的嗓门儿、那总有闪光点的话语……
2007年3月5日，吉林省《城市晚报》特派记者刘桂杰、常旭在北京采访时，怀着沉痛的心情，发表了一篇题为“‘议案大王’王维忠是最好的榜样”的纪念文章。
2006年12月16日，《东北之窗》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在该刊第12期策划的“2006东北温暖人物”一栏，根据王维忠代表的相关事迹做了一个“情为民所系的人大代表王维忠”的报道，并给这位尊敬的代表写了一封信。谁知，他的这封信还没有发出，就在“石野焦点网”上获知王教授已经走了。他在当天的博客上表达了沉痛的心情：“没有想到，我的文章竟然成为王教授生前最后的一篇报道。他还没看到就匆忙离开，我悲痛，心绪不平，我们失去了一位最可爱的人……”
我通过网络留意着有关王维忠的每一个文字，回忆着王维忠代表的音容笑貌，回忆着我们交往的点点滴滴。就这样，这些日子，我一边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一边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之中。自从长春送别王维忠代表返京后，我取消了一切应酬，关在出租屋里整理着他的日记、笔记、手稿、议案等资料。无法抑制悲痛的情感时，我就跑到寒意依然的大运河畔，让两岸的清风洗涤着思绪。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驱走我的伤感。
“两会”不见王维忠，但是，我每天都能见到他。这位慈祥的老人永驻我心中。
是的，有的人离去了，却还活在百姓心中……
元宵夜，又想起了王维忠代表（1）
2007年3月5日。夜晚。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通州的出租屋时，已是深夜12时了。窗外的大风仍然像咆哮的野兽，叫得更厉害。今晨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一下子让三月京城的温度降低了好几度，本是阳春三月的季节，却倏然让人又重回到了冷酷的冬天。
这的确是冬天，刚刚从寂寞凛冽的外面冲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却比出租屋外面的冬天还要寒冷。
今晚，所遇到的事更令我的心紧缩。
今天，是2007年的正月十五。这个特殊的夜晚，我没有像那些用烟火鞭炮四处欢乐的北京人一样携家带小地在外面热闹，也没有像别人一样在温暖如春的家中享受节日的亲情，我同那些利用“两会”期间来京上访的弱势人们一样，为自己的冤屈而削尖脑袋、挖空心思去找那些来首都开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的是求这些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关注我们这些遭受司法侵害（应该是司法腐败更恰当）的人，希望他们能关注我的冤情，从而能通过法律公平、公正地得到解决，并使作恶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自从2004年“两会”期间我的案情被热心的王维忠代表关注后，两年多时间我再也没有找别人，一直以为严正的法律会给自己一个说法。殊不知，案情石沉大海，就是后来我和我的律师多次到北京法院询问也是枉然。无奈之余，我被迫上访。同时，更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挂着红色代表证、被新闻媒体所关注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上。因为这些从泱泱十几亿人民大众之中选取出来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为老百姓说话的。
可我今夜去找人大代表时，却碰了两次软钉子。为了朋友，也为了我自己。
这天上午，我收到某代表团一位朋友的信息，称今晚有空可去坐坐。兴奋之余，我一早赶紧起来整理我的那些尚未整完的材料。我要把我的那宗拖了七年的自诉案带给人大代表，让他们监督北京法院的司法腐败，让我的案子早日公开开庭审理，将道貌岸然、为非作歹的邓世祥，将那个依然披着记者外衣骗财骗色的家伙早日绳之以法。
下午四点，我从通县出发。因为要赶时间，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就直奔地铁车公庄站，然后又转公交车才到了新大都饭店。到目的地时，已是7时15分了。节日的北京灯火辉煌，四处沸腾的烟花更是璀璨辉煌，那是人们过节的欢蹦乱跳呀，但我却没有这份心情。我只有一份期待，那就是能找到一两个人大代表把我们的案情反映到上面，通过这种特殊渠道达到寻求公正的目的。
在饭店大门口与特意从江苏吴江赶来京城四处上访告状的俞瑞金一起，在代表团朋友吴大哥的帮助下，先是在大门口登记，经过严格的安检，好不容易上了电梯，到了房间。
我指着俞瑞金向吴大哥介绍情况，他很认真地听了有关案情，然后很无奈地摊开双手说：“唉，我们团的这些代表现在都在忙手头的工作，如果王维忠代表在，当然情况又不同，可惜他老人家去世了……你们最好找找江苏的代表，因这是本省的事情，也许他们能帮上忙……”
吴大哥是个热心的人，他在我们告辞之际，又特意领着我们去会务组找到了江苏代表下榻的宾馆和电话。
就在这同一家宾馆，还下榻着湖北团及陕西团代表。早就在此次“两会”前，我就设法找到了几位湖北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电话，也曾与其中的两位代表电话联系过，但对方一听到我是因为案情的事找他们时，都以“开会太忙，实在没空”、“时间早安排满了”为由，婉言谢绝。期间我还特意与一位来自湖北的企业家代表联系上，表示想去“看望”他，谁知对方理也不理。尽管如此，我为了帮助俞瑞金这宗案子，还是决定“骚扰”另一位代表。于是我在大厅里拨通了他的手机，并表示我此时正在他下榻的宾馆，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他说还在外面办事……
走出宾馆，一阵寒风迎面而来，令我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凝望着万家灯火的京城，我想，如果是找王维忠代表的话，他早就拍案而起了。
突然想起，有一位陕西团的人大代表也约我晚上9时见面聊聊。她正好也住在这儿。经电话联系，她的确是住在这家宾馆，不过，此时她还在外面，叫我稍等。
不管结果如何，至少这位代表答应见面，起码没有像那几位湖北代表一样，连见都不愿见。当然，我没有告诉她还有朋友的案情要向她这位人大代表反映，还是等见了面再说吧。
一直等到九点半，才好不容易见到她。这是一位和颜悦色、衣着光彩的老太太。我们经过安检进了宾馆的大厅坐下后，我送了我的《卧底记者》一书，她很高兴地收下，并让我签了名。我竭力说些高兴的话，终于把话题转到俞瑞金的案子上。谁知，当听说我还带着案情来找她，这位人大代表连连摆手说，她是搞金融市场的，对这些司法的案情真的不懂；不懂，就不能轻易说话，因为这些都得经本人亲自去调查才能写意见和批评建议的……我还抱着幻想问道，这只是群众来信，按规定，任何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可以转交到有关部门的。
但她赶紧说：“我是陕北的，也只能转交本省，真的对不起，这种事我做不了。”我知道她的本意已定，不想再多耽搁一分钟，也再没有了来之前对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心怀的尊敬之情。她胸前那红色的代表证刚才在我的眼前还是那么夺目、耀眼，但现在，我再也不想多看一眼。一个不敢为老百姓说话的代表，代表证有何用？一个连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都不敢听不敢反映的代表，又能代表谁？
元宵夜，又想起了王维忠代表（2）
出来时已是夜里10时45分了。夜色更浓，寒流更大，北风也叫得更欢，伴随着那五彩缤纷的灯火烟花，京都成了火树银花不夜天。可我们无语。
俞瑞金看出了我的情绪，忙向我道歉。大概是她看到我两次都对自己案情只字不提只关心她的事吧。
我看着在寒风中冻得浑身发颤的俞大姐，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但更多的是无奈和感叹，就像路边不时被狂风刮起的那一片片枯叶。
46岁的俞瑞金是因为丈夫俞巧明被人雇凶打成重伤，成了类植物人，而主凶却逍遥法外而来京上访的。
俞瑞金为江苏省苏州吴江市盛泽镇前跃村人，她和夫君俞巧明平时很恩爱，儿子也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谁知，这个原本很幸福的家却被一宗飞来横祸给毁了。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