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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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受到伤害。”是的，王维忠永远也无法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在60岁生日那天，他面对茫茫夜色，仰望天空，含着热泪写下了一首律诗，以表达对亲人深深的怀念：慈母见儿笑开颜，询问归期肠欲断。惜会梦中不长久，何时重逢告免念。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块坚冰，王维忠也成为受益者。在老红军、老校长徐选和的关怀下，1980年春，张仙洲书记、王杰院长顶着压力。终于恢复了他做医生的权利，将他从阴影中解救出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至今，心怀感激的王维忠还经常向子女提及那几位老领导对他的无私帮助。恢复做医生的权利后，意气风发的王维忠进入刚组建的院中心研究室，很快写出两篇高质量的论文，但却被当时一位兼职副主任窃取，此君也因此晋升为副教授。但毫不灰心的王维忠在宋怡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临床免疫及免疫增强剂的研制工作。经过一年多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的努力奋斗，1981年他发明的“注射用人脾转移因子”试用于临床；同年开始“抗肿瘤免疫核糖核酸研制及临床应用”研究。一年后成功完成了动物免疫、制备工艺、实验室检测等研究工作，制成冻干制剂用于临床，并与刘继文教授开设免疫诊室。到1985年，他们为院创收近50万元。同年，他带队发明的“注射用抗肿瘤免疫核糖核酸”药品，通过了吉林省药品审评委员会的评审和吉林省卫生厅主持的科研成果鉴定，移植给长春生化制药厂生产。1987年该成果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白求恩医科大学在省科委获得的第一个二等奖。1989年，王维忠又推出了“注射用抗乙肝免疫核糖核酸”，移植给长春生化制药厂、吉林省东方制药公司、浙江仙居生化药厂等进行开发，为三个厂家创造了非常显著的经济效益。“注射用人脾转移因子”、“注射用抗肿瘤免疫核糖核酸”及“注射用抗乙肝免疫核糖核酸”三个发明品种使四家药厂扭亏为盈，并成为当地利税大户。据吉林省医药局统计，截至1995年底为吉林省创产值四亿多元、利税一亿四千多万元。1990年，他发明的“CK…MB同功酶免疫抑制方法建立和应用”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10月，王维忠发明的“抗乙肝免疫核糖核酸作用机理及临床应用”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也是白求恩医大获吉林省科委的第一个一等奖，到目前为止该校唯一一个一等奖。1993年3月，为医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王维忠被任命为室主任。在之后的两届工作中，他领导有方，很快使中心实验室具有相当的规模。1998年初，他因从政议政，决定退居二线，主动辞去主任职务。1982年，成绩突出的王维忠被任命为主治医师、讲师；1989年，被任命为副主任医师，被评为副教授；1991年始任硕士生导师；1994年被评为教授、研究员，任博士生导师；1993年底，王维忠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走上参政议政路
尽管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步履维艰，但王维忠毕竟是一位受党教育多年、一直对党有着朴素的情感并热爱其终生的人，因此，无论他的人生路多么坎坷曲折，无论他的青春荆棘丛生，但他始终没有动摇永远跟党走的决心。这也为他后半生加入民主党派、加入政协，为他参政议政，尽职尽责、全心全意地以一位人大代表的身份为党和人民贡献所有的力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直到累倒在病床上……2006年10月，当时正在北京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王维忠与我聊天时，曾这样深情地说过：“在十年浩劫的年代里，是人际关系最复杂的时期，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我也曾有过失误，对于所犯的错误也下定决心改正，我深信毛主席的话：‘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深信共产党的开明政策。不瞒你说，当我们医院的几位败类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审查’为名限制我人身自由17个月之久，当他们拒不让我回家为病逝的双亲送行时，我真的快绝望了，从而促使我曾一度对党的政策产生过怀疑。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几个小丑为了达到整人的目的，歪曲和践踏了党的政策。后来，主持正义的老领导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恢复了我做医生的权利。在这场浩劫中，我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我虽然未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我一辈子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历经沧桑之后，王维忠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新春。1993年冬，在医院的郭晓峰教授介绍下，王维忠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他很快在履职过程中明白，尽管一直遗憾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只要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照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从此，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参政议政的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曾在有关报刊上看到过有关王维忠教授的一份从政履历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位老知识分子在晚年时参政议政的一条清晰的道路，那上面有努力和拼搏，有汗水和热泪；那上面亦有鲜花和掌声，有成功和笑貌——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任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支委；1996年10月，在农工党长春市委全委会上当选为委员、常委和第一副主委；1996年12月，在农工党长春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任委员；1997年1月，在政协长春市八届五次全委会上，当选为委员和常委；1997年7月，在农工党吉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主任委员；1997年10月，在农工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1月，在政协长春市第九届一次全委会上当选为副主席；1998年1月，在第九届一次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代表资格；2001年12月，在农工党长春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农工民主党长春市委员会于1996年末组成第四届委员会。王维忠任主委，赵含章、苗延哲、李晓明任副主委，秦序任秘书长。本届班子最重视团结共事，规范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积极主动接受中共长春市委领导，在市委统战部的协调下，履行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一开始他心中就定下一个目标：一定把农工党市委班子建成讲团结、干实事的班子。从此，大家团结一致，积极参政议政，很快扭转“农工党老大难”的局面。
与此同时，王维忠还力排众议，大胆选拔人才，让市委会调入新秘书长张慧虹。五年来，他们在参政议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曾荣获全国、省、市政协的多项表彰和奖励。关于这段非凡的日子，长春市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张绪明在2005年5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他这样评价老同事王维忠：“维忠是一个有思想、有魄力的人。维忠的本职工作是医生，和我共事时，他既是长春市九届政协副主席、市农工民主党主委，还担任着全国人大代表。一身兼数职，责任之重大、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但他凭着认真负责的奉献精神和参政为民的政治热情，活跃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出色地履行了各种职责。他在任职期间，市农工民主党的工作扎扎实实，有声有色，成果丰硕，年年都有提案被市政协评为优秀提案。作为市政协副主席，不论是工作还是私交，他都给了我许多中肯的意见、建议和有益的启示。1998年九届政协伊始，他与同为市政协副主席的赵企东、樊玉国、李惟同志提出要转变政协的会风和文风，大力倡导讲短话、讲真话、讲自己的话，引发了市政协对会议形式的改革，并由此‘一子活全局’，为日后市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各方面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启了市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体力行地担当着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角色，在参加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畅所欲言，言必求实，备受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尊敬和信任。”
第三章 呼吁“新闻监督法”的出台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自诉案（1）
也许有人要问，你在北京生活，怎么会认识远在长春的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教授呢？说起来谁也不相信，我这位在京城漂泊的记者与远在吉林长春的王维忠教授的相识、相交、相知，并成为忘年交，是因为新闻，是因为舆论监督问题。直截了当地讲，我是因为自己的那宗国内首宗新闻记者自诉案而认识王维忠教授的。看过我的《卧底历险》和《卧底记者》这两本书的读者，也许对此会有印象，但对于许许多多没有接触过相关文章的朋友，也许会被弄得云里雾里：何谓中国首宗新闻记者自诉案？这到底是一宗什么样的案件？为何会令我这个一直为人打抱不平的政法记者一筹莫展呢？此案是由一宗实施正常舆论监督引起的。有关报道，早在2001年2月22日《工人日报》“新闻周末”的头版、2001年3月14日《深圳法制报》等公开披露过，同时也可以参阅《卧底记者》一书（2005年1月，中国方正出版社）第十章“中国首宗记者自诉案”的相关文字，书中以长达六万多字的篇幅记录了有关全过程。
有关我这几年的艰难诉讼过程，湖北知音传媒集团属下杂志《打工》2002年12月下半期，作者运海、小云以“SOS：援助打工妹的记者惨遭诬陷”为题，作了长达六千多字的报道，现将其中内容摘录如下：因为援救打工妹，曾在《打工》杂志上揭露“爱情骗子”邓世祥（现为广东《新快报》记者）真面目的侠义记者石野，却差点被那个无良知的男人逼疯，一度陷入困境。在一群正义人士的帮助下，石野终于拿起了法律武器，举债南下取证，从而引发了一起国内首宗记者自诉案件……近日，本刊特派记者赶赴京城，采访了这位正义的打工记者，独家披露这起国内首例记者自诉案的全过程。＇BT3＇痛心：生死兄弟竟是个感情骗子1972年6月，石野出生在湖北大冶市大箕铺石应高村。高中毕业后他便参军入伍，1995年底退伍后，石野来到了广州，凭借在部队时发表的一大叠作品，他应聘到广州一家省级政法报社当记者。1997年初，他又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入了南方一家省报主办的某都市报社，成了该报的一名政法记者。也就是在这家报社里，石野认识了同事邓世祥。
而此时，石野就对邓世祥同时与两个女人同居生子的事早有耳闻，对他的所作所为无法接受。因此，虽然他与邓世祥的办公室相邻，但平时极少与之来往。石野与他的真正交往始于一次卧底历险。1998年初，有读者向石野寄来了一封万余字的举报信，称广州“华南影都”至“王圣堂”一带活跃着一个用色情抢劫的犯罪团伙，希望他前往采访予以披露，盼以此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加快打击力度。凭借职业的敏感，石野断定这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于是，他立即向领导汇报，得到了报社的支持。1998年4月1日，石野、邓世祥、报社司机轩慧和摄影记者一行四人前往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华南影都”、“王圣堂”出租屋进行暗访。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石野和邓世祥乔装成刚从外地来的“嫖客”，他们与皮条女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跟着那女人进入“王圣堂”出租屋。谁知他们刚一进屋，就遭到几个手持枪械和砍刀的男女的围攻。由于石野刚从部队出来不久，又留着平头，其中两个家伙错将他当作便衣警察，两支乌黑的枪口和几把白晃晃的长刀紧逼着石野，令他毛骨悚然。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邓世祥当即吓得小便失禁。在危急关头，石野以军人的胆略和气魄，毅然让歹徒先放了邓世祥，自己留下做人质。两人死里逃生后，邓世祥感激涕零地紧紧抱着石野说：“好兄弟，今天如果没有你，我早就成为刀下鬼了！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了……”此次历险也使石野打破了平时对邓世祥的偏见，从此他便经常与邓世祥一起合作采访，两人常常联名发表文章。1998年4月3日，即历险后的第3天，石野应邓世祥之邀来到了他的家中。在这之前，邓世祥一直对同事说他是租房住。但石野一到邓世祥家，便发现他在说谎。见石野一脸疑惑，邓世祥没有再隐瞒，说这套近百平方米的新房子，是他刚买不久的。接着他又向石野介绍了他的同居女友李梅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邓世祥抱着儿子，笑嘻嘻地对石野说：“儿子是我和李梅在河南农村生下的，现在又在广州生了一个女儿。虽说是偷偷生的，但我还是特别疼爱她！”邓世祥还对石野说他太爱小生命了，以后还想多生几个，并说这是他的隐私，再三要求石野不要告诉别人。石野虽然觉得不解，但还是出于好心当即指出这种做法不好，将会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但邓世祥不以为然。4月8日，石野和邓世祥一起购买了中文传呼机。两人相约将传呼密码都设为8888，以示前途无量。4月10日下午，石野正在外采访，突然连续几次收到一个名叫陈良琴的女子的传呼，所留电话都是北京的陌生号码，因此他没有在意。到了晚上，对方又连续几次呼石野，留言说：再不回话，就要带儿子来广州找他。这下弄得石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便赶紧回电话。没想到对方开口便骂：“世祥，你太过分了，儿子生病在医院里，你怎么还不寄钱来？”石野这才弄清楚原来对方把他当成邓世祥了！石野连忙向她解释。得知自己弄错后，那女子连忙道歉并对石野说，她叫陈良琴。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自诉案（2）
也许是陈良琴走投无路了，她在电话里向石野讲述了她与邓世祥相识相恋同居生子的过程，说到伤心处，陈良琴禁不住在电话那头失声痛哭起来。原来，陈良琴是在北京打工时认识邓世祥的。在邓世祥猛烈的爱情攻势下，陈良琴与他同居了，并怀了孕。但当时他们在北京的日子很艰难，于是邓世祥向陈良琴许诺去南方挣钱回来娶她。无奈之中，陈良琴只好同意了。邓世祥走后没多久，陈良琴在邓世祥的大姐家生下了一个男孩。没想到邓世祥到广州不久便结识了一个叫李梅的女人，并与之同居生子了……
陈良琴的诉说让石野感到震惊。此后他还从陈良琴口中了解到，邓世祥以前只不过是北京一家城建公司的安装工人，是陈良琴哥哥的同事，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可是在报社里，邓世祥却一次次对人说他是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的……
当天晚上，石野气呼呼地来到邓世祥家中，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谁知，邓世祥竟不以为然，一边咒骂陈良琴，一边还责怪石野管他的私事。石野气得狠狠地训了他一通。此后，陈良琴经常打电话向石野诉苦，并再三要求他好好劝劝邓世祥。但石野每次找邓世祥解决此事时都闹得不欢而散。
与此同时，邓世祥骗人的本性慢慢暴露出来，他不但以帮人进报社做记者为名骗钱，同时还以各种手段欺骗一些涉世不深的女子。每次石野很严厉地劝告邓世祥，他都不理睬，两人的关系渐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