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日历-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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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枪。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些骰子有一个是‘灌铅的’，而另一个没有。结论：吉姆·哈格德，你们爸爸的意思应该是说凶手给其中一把手枪装了子弹。”
“真妙，”马克·哈格德说。
“荒唐，”特雷西·哈格德说，“当然是给其中一把枪装了子弹！但是哪一把？”
马尔维娜继续微笑着哼唱小调，比划着她那尖细的白手指消磨时间。
“灌铅的骰子，”埃勒里解释道，“掷下去总是掷出六，可能表明其中一把手枪来自六号枪架。这样可以推断这把手枪就是凶手‘装子弹’的那一把……换句话说，就是他用来杀死吉姆·哈格德的那一把。”
“这对你有很多好处，”特雷西·哈格德嘲笑道，“可是光知道是哪把枪杀了爸爸怎么能判断是我们俩谁杀害他呢？”
“六号枪架是在门口哪个方向？”埃勒里问。
“就是门口左边的那个，”警官慢慢地说，“在左边……”
“凶手打开门，在他的左、右两边各放着一把三十八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我们现在知道他选择了左边的那一把。什么人，当他可以在两边随意选择时，会自动地选择左边的东西呢？当然是左撇子。这样就把谋杀的罪责推给了……”埃勒里停了下来。
“真了不起，”警官得意地说，“我这孩子他是怎么弄明白的！啊，妮奇？”
“一次都不差！”妮奇崇拜地说。
“那他犯罪责推给了哪一个呢，儿子？”老先生搓着手掌问。
“应该是归罪于马尔维娜，”埃勒里说，“她在招呼我们的时候，很显眼地用左手举着蜡烛——正如妮奇·波特小姐所评论的那样。而马克和特雷西这一晚上的大量行为表明，他们不是左撇子。但是很不幸，先生们，女士们，我的推论会令你们失望。且不说这些情节中有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情节？错误？”奎因警官有些气急败坏地说。
马克和特雷西兄弟俩面面相觑。马尔维娜的脸上也显出了吃惊的样子。
“有人告诉我说，”埃勒里低声道，“那副红宝石骰子是在哈格德先生和哈格德太太宝石婚纪念日送给吉姆·哈格德的礼物——”
“确实是，埃勒里，”警官说，“你自己在那个盒子里看见了那些题字了！”
“你还告诉我，爸爸，四十年前在你的老朋友吉姆·哈格德的婚礼上，你是伴郎。你甚至还提到那是在一九一一年。”
“对，但我没看出——”他父亲疑惑地说。
“你没有吗？吉姆·哈格德是什么时候被谋杀的？”
“十年前，埃勒里，”妮奇说，“他们是这么说的。”
“四十年前结婚，十年前去世——所以在吉姆·哈格德死时他结婚还不到三十年。但宝石婚纪念日是多少年？别太紧张——宝石婚纪念的是四十年。所以我必须问清楚。”埃勒里礼貌地说，“如果哈格德先生去世时结婚只有三十年，那哈格德先生和哈格德太太怎么能够拿到纪念结婚四十年的礼物呢？这不可能。我必须先用算术方法指出这个关于哈格德先生的‘死’的错误。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的父母应该是在今年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所以我高兴地宣布——好像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父母没有死，他们还活着。朋友们，整个事件原来是一个恶作剧！你撒了谎，马克。你也撒了谎，特雷西。马尔维娜，你扮演的奥菲丽亚完全证明马克的判断是对的，你在舞台上应该很有发展前途。”
“还有你，我的好父亲。”——奎因警官显得很吃惊。
“你不是还很动感情地告诉过我说你十年前参加了吉姆·哈格德的葬礼吗？可见你和他们也是一帮……你也是，妮奇，用你的尖叫和抱怨等戏剧化的手法，还特意给我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马尔维娜是左撇子。”
吉姆·哈格德的枪弹屋非常安静。
“这一切，”埃勒里激动地说，“这次恶劣夜晚的出行，这些人的精神失常，还有艺术性的灯光，以及枪弹屋的灰尘和其他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父亲设计的。他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共谋，他们就是哈格德一家！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让我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来做出错误的推断，即马尔维娜杀死了她父亲。然后，吉姆·哈格德就会和他亲爱的科拉从他们躲藏的壁橱或别的什么地方出来，并且向我说我大概是最易受骗的笨蛋。还有我自己的父亲！更不用提我那位忠实的秘书了。”
埃勒里张嘴笑了笑。
“昨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这样今天就是，”埃勒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尖，“愚人节！”
五月 葛底斯堡军号
这是奎因故事集中非常老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埃勒里四处卖弄才华的青年时代，当时有一位名叫妮奇·波特的红头发姑娘当了他的打字员。但这个故事还没有走味，那些品尝过这种味道的人对它一直回味无穷。
美国的一些美食家对于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风味可以说是不加选择地全部接受，甚至可以说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他们对当时的许多事总是念念不忘，战争时期的许多名称被后人用作商标，比如米尼式枪弹、尤里西斯·格兰特威士忌，更不用说足以使人热情膨胀的亚伯拉罕老人果汁了。一些伤感的人说起南北战争时，只说“战争”和蓝、灰部队而不提具体的人名。
浪漫主义的艺术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他们为历史的装饰者，来到波托马克河畔夜晚的孤寂哨所，他们仿佛能听到军火车的碾轧声、营火的噼啪声，以及丢盔弃甲的灰色部队的尖叫和呻吟。个别人从燃烧的战火中有幸逃脱一条性命，就好像从火焰里抽筋立起来的燃烧的死尸。他们打着灯笼，踏着泥泞，和野战医生们照看着那些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女人们。正是这些九死一生的人高举起了从死者手中接过的旗帜，使革命的旗帜继续飘扬，使老一代坟墓上的常春藤四季常青。
埃勒里就是这样一种人，这也正是他对宾西法尼亚州杰克斯伯格村那几个老人的案子有特殊感情的原因。
就像人们经常不吉利地碰上了最好的事一样，埃勒里和妮奇碰巧到了杰克斯伯格村。那是埃勒里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书库里查阅资料后，他们开车从华盛顿返回纽约，就在行进的途中，也许是波托马克河、阿林顿国家公墓和伟人林肯的悲伤给他们施加了影响，埃勒里决定去一趟葛底斯堡。妮奇以前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五月就将结束了，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感伤的季节。
他们在设有警戒的纪念碑群中逗留了很长时间。离开时，埃勒里和妮奇都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他们仿佛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丝毫没有意识到天已经黑了。天空中打起了雷，是大自然的闹钟响了，他们不太情愿地被雷声惊醒。闪电从头顶划过，将天幕划开一道口子，倾盆大雨顿时泼下来，他们立刻被浇了个透。向身后的地平线望去，葛底斯堡仿佛又一次成为战场，巨大的火光划破黑暗的夜空，隆隆的炮声响彻云霄。他们刚要上车赶路，却发现发动机出了故障。埃勒里下车打开前盖检查，发现是点火系统出了毛病，他的心也一下子全凉了。妮奇抱怨他们被困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埃勒里为此也很生气。
“我们不能就这样淋着雨走了，埃勒里！”
“你是建议我们停这儿待在车里吗？我得想办法发动这个破玩意儿，要是……”此时一线灯光从不远处的一所房子里飘来，灯光在雨水中摇曳着，埃勒里又变得兴奋起来。
“至少我们将闹明白现在我门在哪儿以及这里离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多远。谁知道呢？说不定还会有修车行。”
这是一座坐落在一条泥泞小路旁边的小白房子，石头砌成的院墙同外面隔开，墙上覆盖着蔓生玫瑰。他们浑身淌着水，跌跌撞撞朝房子走去。开门的是一个小个子，一副饱经风霜的脸孔，身穿背带裤，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同时好客地微笑着。当他看清楚他们这副样子时，这微笑变成了关切。
“可别对我说不，”他笑着说，“这是医生的要求，我想你们没看见我的小招牌——大部分被疯长的常春藤给盖住了。到屋里把衣服换一下吧？”
“哦，对！”妮奇无奈地说。
埃勒里，身为男人，犹豫了一下没有去。房子看上去整洁、干净，有一个迷人的火炉，而外面的雨还在哗哗地泼着。
“那好，谢谢你……要是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我想联系一下修车行——”
“你把车钥匙给我就行了。”
“但我们不能把你家当成客栈——”
“上帝派旅客来时也就是客栈。现在你看，暴风雨差不多要持续一夜，周围的路都成泥汤了。”小个子急忙穿上雨衣和水靴，“我让修车行的卢·巴格利把你们的车开过去，但现在你把钥匙给我。”
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在马丁·斯特朗医生家饱餐了一顿，还有家做的罂粟混合酒、玉米面肉饼以及咖啡。此刻外面的暴风雨仍在吼叫着，他们坐在医生家舒适的小厅里烤火。斯特朗医生独身一人，自己做饭。他笑着说自己是杰克斯伯格村的最高行政长官和警察局长。
“这个村的很多人都身兼两职。五金商店的比尔·约德是我们的殡仪员。卢·巴格利兼消防局长。爱德·麦克沙恩——”
“杰克斯伯格人可能从事各种行业，斯特朗医生，”埃勒里说，“但在我看来，你首先是一位乐施好善的人。”
“哈勒璐耶。”妮奇说，虔诚地摆动脚指头。
“叫大夫好了，”主人说，“嘿，要我说是自私，奎因先生。我们在这里就不落俗套吧，你要是想了解谁的话，我想我知道杰克斯伯格村五百三十四号人的每一个酒窝和粉瘤。”
“我想你做为警察局长一定很忙。”
斯特朗医生大笑：“一点也不。虽然去年——”
他眯了一下眼睛，起身弄了弄火：“你刚才是说，波特小姐，奎因先生会一点侦探？”
“会一点！”妮奇开始道，“啊呀，斯特朗医生，他破获了一些简直难以置信的——”
“我父亲是纽约警察局总部的一名警官，”埃勒里插话道，瞥了一眼他的这位新秘书，打断了她的热情，“我不时地也探问一些案子。去年怎么着，大夫？”
“我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杰克斯伯格村的这位最高首领若有所思地说，“你们提到你们今天去了葛底斯堡。而且你还对犯罪感兴趣……”斯特朗医生唐突地说，“我是个傻瓜，但我担心。”
“担心什么？”
“这个……明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我一生第一次最不盼望这一天的到来。杰克斯伯格村在这一天总是有很多麻烦。并不是村里所有人都夸耀那三个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
“三个？”妮奇惊叫道，“多感人呀。”
“我给你们说说杰克斯伯格医疗方面的情况，”斯特朗医生笑着说，“我们这里有开拓型的妇女，而且以长寿著称……我们有三个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凯莱布·阿特韦尔，九十七岁，出身阿特韦尔家族，本县就有几十个；扎克·比奇洛，九十五岁，和他的孙子安迪、安迪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七个孩子住在一起；还有艾布纳·蔡斯，九十四岁，西喜·蔡斯的曾祖父。今年我们剩下两个了。凯莱布·阿特韦尔在上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去世了。”
“ABC，”埃勒里自言自语道。
“你说什么？”
“我习惯这样记事，大夫。ABC指阿特韦尔、比奇洛和蔡斯。这样容易记住。A在上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死了。这便是你不希望这一天到来的原因吗？你是怕B又走A的老路吗？”
“敢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斯特朗医生以带有挑战性的口气说，“虽然事情恐怕不会——不会这么简单。也许我最好先跟你们说说凯莱布·阿特韦尔是怎么死的。”
“凯莱布、扎克和艾布纳每年都是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的明星，活动在胡克斯唐路的老墓地举行。他们三个中最年长的——”
“那会是A，凯莱布·阿特韦尔。”
“对。作为最年长的，每年总是由他吹起那个和他一样老的破军号。凯莱布、扎克和艾布纳曾经在少将旅长亚历山大·韦布指挥的汉考克第二军团宾西法尼亚七十二旅服役。他们给自己披上了永远的荣耀——第七十二旅，我是说——当他们在葛底斯堡打退皮克特冲锋时，那号角在战斗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以后它便得名为葛底斯堡军号——不过，它在杰克斯伯格村。”
这位村长轻松地回忆着过去的岁月——“这是传统，只有健在的最老的老兵才有资格吹那把号，自我记事以来就是如此。我小时候看到的第一个吹号人是马罗尼·奥福科特，当时他们在训练，有很多人，我在边上探头张望，感到很惊奇，兴奋得简直有点目瞪口呆。现在老奥福科特死了也有三十八年了。当时他后面的人都准备着这一光荣的使命有一天会轮到自己。”斯特朗医生叹口气说，“扎克·比奇洛，作为仅次于凯莱布·阿特韦尔的第二年长者，负责举旗，艾布·蔡斯，作为再次一位的长者，负责往墓地的纪念碑上放花圈。多年来一直如此。
“可是，就在上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开始后，扎克举起那件军服颜色的旗帜，艾布举着花圈，凯莱布吹响了他已经吹了二十次的号角。突然，当他吹到一个高音时，号声嘎然而止，凯莱布一头栽倒在地。大星期一就当场死掉了。”
“可能是因为过于紧张了，”妮奇同情地说，“但对于一个南北战争的老兵来说，这样的死法确实充满诗意。”
斯特朗医生奇怪地看了她一眼：“或许是吧，”他说，“如果有谁喜欢那种诗的话。”他将炉子里的木头踢了一脚，立刻冒起很多火星。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大夫，”埃勒里微笑着说，当时他还很年轻，“你肯定不会对一位九十七岁老人的死有什么怀疑吧？”
“我大概会，”大夫喃喃地说，“我确实有些怀疑，因为在他死的头一天我还给他做过全身检查。我用我的行医执照打赌他会活过一百岁还要过几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健康的老铜头蛇（对南北战争期间同情南方的北方人的贬称）哦，我这是在亵渎死者。”
“那你怀疑什么呢，大夫？”埃勒里此时强忍住笑，因为斯特朗医生显得确实很苦恼。
“不知道该怀疑什么，”这位乡村医生说，“胡乱写了一个验尸报告，死者的家人根本就没有听，还说我是一个该死的傻瓜，以为一位九十七岁的老人会死于别的事而不是年老。我后来同意了他们。结果我们将凯莱布的遗体未做解剖就埋了。”
“但是，大夫，到了那把年纪，人的身体随时都有可能垮下来，事先没有任何警示也不奇怪，就像一辆轻便马车突然散架一样。你一定是觉得他可能被人谋杀而感到不自在。你知道有什么动机吗？”
“这个……也许。”
“他富有，”妮奇明智地说。
“他可以说什么也没有，”斯特朗医生说，“但有人会因为他的死而获得好处，如果那个传说是真的。
“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传说，奎因先生。刚好是关于这三个老头的。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还是个赤脚毛头孩子。到现在人们还常说起这件事。据说凯莱布、扎克和艾布三个人在六十五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