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教授的发明-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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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点，不是‘阿别西尼亚’，而是‘阿比西尼亚①’，”科利亚纠正我道。

　　【①　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第二点，它既可以写作‘阿别西尼亚’，也可以写作‘阿比西尼亚’。但我认为更正确的写法和念法是‘阿别西尼亚’因为这个词起源于当地人对这个国家古称‘哈别西’，”我像一个学识渊博的真正学者那样反驳道。“我读过一本有关这个遥远国度的小书，对它着了迷。”

　　“不过你干吗恰好挑上了阿比西尼亚呢？”科利亚还不死心。

　　“因为阿比西尼亚，”我回答道，“第一，它是阿姆巴。你知道什么是阿姆巴吗？”

　　他点了点头。

　　“我爸爸说过，阿姆巴的意思就是在玩罗托或买彩票时一下子中两个奖。”

　　我鄙视地笑了起来，对他解释道：

　　“阿姆巴——这是阿比西尼亚的山地高原，它的边缘地带十分陡峭，当地人只能爬着梯子到阿姆巴上去，牲口是用绳子吊上去的。你想想看，这多有趣呀。挑一片谁也上不去的阿姆巴，想法爬上去住，就像住在空中岛屿上一样。咱们俩一人占住一块阿姆巴，隔着深深的峡谷用绳梯把它们连接起来，互相串门玩儿。风在峡谷里刮，绳梯从一边摇到另一边，你看，就这样：过去——过来，过来——过去。”

　　“那印第安人怎么办？”科利亚问道，看来他显然动心了，只是还舍不得印第安人。

　　“在那儿，在阿比西尼亚也有野蛮人和强盗，厉害着哪。你跟他们打呀。”

　　“是啊，这得考虑考虑……”

　　“用不着，你简直想象不到那儿有多棒，”我继续给他打气。“阿比西尼亚——这就是瑞士，甚至比瑞士还棒。阿比西尼亚比瑞士足足大上50倍，美丽好多倍。”

　　“阿比西尼亚是沙海和沼泽上的一个美丽岛屿。阿比西尼亚——这是非洲的屋脊。这是个奇妙的花园。到处是绿树成荫的牧场。甚至不是一个花园，而是几百个，有各式各样的植物。

　　“往低处走，你能看见甘蔗、竹子、棉花、热带水果；往高处去呢，一层是咖啡，再上去就是我们这儿也有的小麦了。你喜欢喝咖啡吧？知道咖啡为什么叫‘咖啡’吗？克法——这是阿比西尼亚的一个省，

　　“那里长着最棒的咖啡树。我们喝的最好的咖啡都是打那儿运来的。那里还生活着河马、鬣狗、豹子和狮子。那儿的鸟多得你都来不及用枪打。

　　“你知不知道，那儿有最棒的钱币。用薄岩盐做的，有半米长呢。这就是他们的一块钱。要是它裂了口，掉了一层，或是敲起来不好听，它就不值一块啦。

　　“他们在路上碰面时就掰下一小块儿盐来请人，就像我们这里请人抽烟一样。把盐吃完，说声谢谢就分手啦。”

　　“可最主要的我还没有跟你说呢。　我们到那里能当兵。我敢向你保证，那里9岁的男孩就可以服兵役，给大兵当助手。男孩在前面扛枪，还管擦枪，喂马，喂骡子，要跑好多好多公里的路呢。”

　　科利亚被说服了。他想了一会儿，晃晃脑袋说道：“对，得考虑一下……”

　　科利亚·比比金很快就和父母一起从我们的城市搬走了，而我的愿望则实现了，当然，整整晚了20年。说句老实话，当时连我自己都很快把阿比西尼亚给忘掉了，我迷上了滑雪运动。　当我再想起它的时候，　我已经是科学院的研究员，是一个有“远大前程”的青年气象学家了。想到它的缘起，是我被邀参加一支到地球上的各点进行气象观测的考察队。

　　就在不久之前，天气预报员的名声还不如蛤蟆呢。“听他们的预报得反着听，”居民们讥刺道。他们说的倒也不全错：气象学经常出错。尽管有全部天气图，有电报互通情况，可到了最后时刻，往往不知打哪儿就冒出几个没有预见到的气旋，把预报全毁了。

　　也就在相对说来还是不久之前，气象学家们决定在天气“产生”的发源地安营扎寨。

　　“您想去哪儿？”人家问我道，“去气旋的老家冰岛，还是去阿比西尼亚？这两个地点的研究员还没定。”

　　“阿比西尼亚，科利亚·比比金。阿姆巴……”我的脑子里一闪念，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道：“当然去阿比西尼亚。”

　　……当我走上红海平坦多沙的珊瑚海岸时，我看到了地平线上宛如一堵墙壁一样的蓝色群山和犬牙交错的银色峰巅，这时，我觉得自己仿佛一下子年轻了20岁，不由大吼一声，把我的同伴们吓了一大跳：“阿姆巴！”

　　我们深入到这个被无数崇山峻岭和海岸挤成一个长条的国家的腹地，全国到处都是丘陵，无数小溪灌溉着它们。丘陵上布满了四季长青的酸梅树。

　　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跟我童年时的想象不一样。但它却的的确确超过了我儿时的梦想。

　　这个国家有比阿姆巴更有趣的东西。然而我现在所注意的已经是我几时很少一顾的东西了：气温、风和气候。而在这方面阿比西尼亚正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国家。

　　在它的赤脚的涅古斯…涅古什蒂（王中之王）　居住的“首都村”所在的那个角落里，永远四季如春，那里最冷的月份是7月，但比莫斯科的5月还暖和：而最热的月份也比莫斯科的7月要凉爽一点儿。

　　在提格雷高原上夜里能把人冻僵，而往下，也就是往东方，绵延着阿法尔沙漠，那里是地球上最炎热的地方之一。

　　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里周期性的降雨，没有这雨就没有埃及全部文明。古代埃及有学问的祭司们并没有想到要揭开尼罗河定期泛滥——洪水把尼罗河流域的土地变得肥沃异常——的真正原因，但他们会巧妙地利用这些洪水，开掘了叫人叹为观止的灌溉网、水坝、水闸，调节贮水。

　　祭司们不知道为什么尼罗河的水一开始是肮脏的绿色，后来又增加了红色色调。他们把这算在了神的帐上。现在我们是知道这些神到底是谁了。印度洋上刮来湿润的风，阿比西尼亚的寒冷高原把这些风冷却，变成了可怕的热带暴雨。就是这些倾盆大雨冲出了深深的峡谷，把山地高原变成七零八碎的块块阿姆巴。洪水在峡谷奔流，带走了腐烂的垃圾、蛆虫、兽粪和腐殖质，就是这些东西使蓝色的尼罗河和尼罗河的支流阿特巴拉河变成了肮脏的绿色。在大雨冲净了这些垃圾，冲垮了密密麻麻的芦苇，把芦苇荡里的泥水一股脑冲走之后，雨水就开始冲刷红色的岩层，于是尼罗河水逐渐变得血一样红。被大雨困在峡谷和谷底的旅人就大难临头了。

　　就这样，我到了阿比西尼亚，坐在山地高原上，在野营帐篷附近抽着烟斗，尽情观赏阿姆巴了。落日余晖下，像仙人掌一样的大戟在燃烧，宛如金碧辉煌的吊灯。帐篷旁边有一片长得像柳树的雪松。

　　从临近的村庄里传来欧洲人听起来不大悦耳的歌声。那里大概在过什么节。我的向导兼挑夫，阿比西尼亚人费多尔是不是在那里耽搁住了？他是到村里给我搞点儿晚饭时吃的东西去了。

　　“他别是加拉酒喝多了吧，”我自语道，觉得肚子里一阵阵饿得发慌。

　　然而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越来越近的歌声。

　　这就是费多尔，他显然心情颇佳。他是空着双手回来的。我不满地摇摇头，开始用意大利语搀杂着英语责备他什么也没带回来反而灌了一肚子加拉酒。费多尔划着十字向我保证，他只不过稍微尝了尝加拉酒的味儿。至于他为什么什么也没带回来，是因为村长（族里的长者）请我们到他那里吃晚饭。

　　“盛大宴会！”费多尔说着还咂了下嘴唇。他敞着怀，露出坚实的肌肉。费多尔没穿衬衫，他的全身装束就是一条紧紧的裤子和一件披风。只有到了冷天，他才像大多数山地居民一样披上一件皮斗篷。

　　他长着一副巧克力色的长鸭蛋脸，窄窄的鼻梁，一头鬈发，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这些都似乎射出光来。而光源就是这个念头：“盛大宴会”。但我领教过这些隆重的午宴、晚宴，所以要回绝这一邀请。

　　“你去跟村长说，我和我的同事都病了，去不了啦，你给我们带几个烧饼回来就行了。”

　　费多尔开始说服我们接受邀请。他坚持认为我们拒绝邀请会使族长感到不快，而这对我们大大不利，但我还是不答应。这时费多尔意味深长地眨眨眼，说道：“好吧，我现在说一个你不能拒绝的理由。去吃晚饭的还有两个客人。是白人。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

　　我不相信费多尔说的。他这是憋出来想让我们赴宴的点子：费多尔当时作为我们的仆人也长了见识。在阿比西尼亚遇见意大利人或是英国人毫不足奇。他们的殖民地和阿比西尼亚接壤，　把王中之王的领土和大海隔开了，　也能遇上德国人。但“俄国人”吗？打哪儿能有俄国人到阿比西尼亚来？而费多尔还在赌咒发誓，保证有“俄国人”要来，他是从亚的斯亚贝巴来的，现在住在邻村。

　　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如果费多尔说的是实话，不利用这个机会见见自己的同胞可大蠢了。同时饥饿也坚决不让我安宁。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而且大概足足走过30公里的山路。

　　“好吧，我们去，不过你要是骗我，费多尔，你可小心点儿……”

　　在尖顶的茅草小屋中间的草地上聚了一大群人，因为太阳已经落山，年轻人点起了几大堆篝火，照亮了这幅海拔两千米之上的饮宴图。

　　在一大圈人中间坐着一位脸皮皱皱巴巴，而头发乌黑的老者——阿比西尼亚人几乎没有白头发的。他左首的地方是空着的，在他的右首坐着两位欧洲人：其中一个是个美男子，蓄着一部栗色的大胡子和两撇往下垂的小胡子，而另一个是个头发火红、面色苍白的年轻人。

　　老者——村长兼族长——指指自己身边的空座，让我坐下。我鞠了一躬，在指定位置坐下。我非常想跟那个脸色红润得令人嫉妒、留着栗色大胡须的欧洲人坐在一起，跟他聊聊。但我和他之间坐着我们的好客的主人，而他和所有的阿比西尼亚人一样，出奇地爱说。他叫伊万，或者像他自己说的“伊安”。

　　菜肴还没有“上桌”，主人就先用闲聊招待我们，他主要跟右首的客人说。伊安显然想在我们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学问。他说他非常清楚现在世界上有什么。有阿比西尼亚，还有欧洲和土耳其。欧洲不赖，但不是很好：那里没有王中之王。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得知有个希腊——“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这时，第一道菜“上”来了。两个相当英俊的阿比西尼亚青年抓着犄角拖上来一头牛。牛的腿是捆着的。一个老阿比西尼亚人抄起一把刀子捅到牛脖子上，往地下放了几滴血。然后牛被放倒。一个年轻的阿比西尼亚人拿着一把飞快的弯刀，在活牛的皮上划开一道口子，把一块皮翻起来，从里脊处割下窄窄的一条颤动着的肉来。

　　牛像即将沉没的轮船拉汽笛一样吼叫起来。这种吼叫看来叫伊安听得十分入耳，他的胃口大开，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几个女人抓住那条颤动的肉，把它切成小块，撤上辣椒和盐，卷到饼里，送到赴宴人的嘴边。长着栗色胡须的欧洲人道了声谢，但回绝了给他献上的那一份。他解释说，法律禁止我们欧洲人吃生肉，所以我们得等着吃烤羊羔肉。突然，他用俄语对我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我的同胞。您也别吃这生肉。这些黑人因为吃生肉而饱受大钻虫和绦虫之苦。若不是他们每个月都用当地的一种驱虫植物——苦苏花的花和果——把自己的肠胃清理一遍，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大概早就死于这些寄生虫了。”

　　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忠告，也讨了一块烤小羊肉。我的这位同胞嚼着烤羊羔肉，像一个颇有教养的阿比西尼亚人那样大声地吧唧着嘴巴。

　　说老实话，我可不认为会吧唧嘴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象征。

　　当所有的人都吃得尽兴时，又端上来当地一种劲头很大的费杰酒。伊安让人从酒杯里给他手掌心倒点儿费杰酒，把它喝了下去，证明这种饮料无毒，在此之后，才请客人喝。

　　那道可怜的“菜肴”还在继续哀嗥。吼声打破了田野和山谷的宁静。从邻村开始有客人赶来了。牛的临终哀鸣成了请客人赴宴的号角。客人受到热烈欢迎，他们也加入了活剥生吞牛肉的行列。很快，牛的一半全被剥光。牛的四条腿痉挛地乱蹬着，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对此都熟视无睹。只有孩子们对牛的吼叫和垂死挣扎狂喜不已。

　　伊安很快就醉了。他一会儿唱起一首活像饿狼嚎叫的颂神赞美歌，一会儿又不出声地咧开嘴已，不知对着什么偷笑。

　　终于，这令人恶心的宴会结束了。那个“俄国人”起身来，冲我点了下头。我也赶忙学着他的样子站起来。他谢过主人，还跟主人讨那颗牛头要带回去。，

　　伊安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吩咐一个年轻人把牛头割下来，但“俄国人”从小伙子手中拿过刀子，自己下开了手，他的动作出奇地干净利落，大家不由全都啧啧连声。倒霉的牛停止了吼叫，很快腿也挺了。

　　我认为我的同胞这样做是出于怜悯，不忍再让那头动物继续遭罪。

　　“来认识一下吧，”他伸手和我告别时说道。“瓦格纳教授。请赏光光临寒舍。就在那儿，看见了吧？”说着，他指了指村边的两个大帐篷，即将燃尽的篝火的微光照亮了它们。

　　我对邀请表示感谢后，我们就分手了。

　　二、林之死

　　第二天工作一结束，我就去拜访瓦格纳教授。

　　“可以进去吗？”我站在帐篷前问道。

　　“哪一位？有什么事？”有人用德语应道。

　　帐篷的门打开了一点儿，从门缝里露出那个火红头发年轻人的脸。

　　“啊，原来是您哪。快请进，”他说道，“瓦格纳教授此刻正忙着呢，不过他马上就有空了。”

　　于是，这个饶舌的德国人先跟我聊开了。

　　他姓雷舍尔。亨利希·雷舍尔。他是图尔纳教授——一位著名植物学家——的助手。而图尔纳是瓦格纳教授的一位老朋友。他俩——图尔纳和瓦格纳——一起来到非洲。瓦格纳教授是到刚果河流域研究猴子的语言，而图尔纳和阿尔贝特·林还有向导到提格雷省考察。

　　“图尔纳和瓦格纳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分的手，也在那儿约好了见面的地点，”雷舍尔继续讲道。“图尔纳教授在亚的斯亚贝巴有个基地。我就等在那个城里。图尔纳把搜集到的植物给我送去，我把它们制成标本，用显微镜对它们进行研究。瓦格纳教授和图尔纳答应在夏天雨季来临之前回来，您是知道的，雨季一般在七八月间。　瓦格纳教授及时回去了——是在6月底。他带回去一大堆行李和几乎整整一座动物园。您是没听见那些猴子叫哇！瓦格纳教授说他在刚果的一座树林里遇见一个探险的英国爵士，爵士不久就死了。瓦格纳教授只好把死者的东西照管起来：他决定把死者的行李和几只猴子交到死者亲戚手中。

　　雨从6月底就断断续续下起来了。　要是图尔纳不打算冒被可怕的热带暴雨困在山里的危险，他就该抓紧时间回来了。我们等了他一天又一天，可他始终没有回来。林也没有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