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6期-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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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再来一遍。接到检举材料后我们去调查，他又高高兴兴地表演了一遍，一点都不害怕。负责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叫我整理他的材料。我说他是落后青年，二百五，哪有反革命公开说自己是蒋介石第二的？这个青年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平时干活卖力，人缘很好。我坚决不同意整理他的材料，负责人让步了。在我当材料组组长的时候他没被定为反革命，他以后的命运我就不知道了。
以后我又与负责人发生过几次冲突。他在会上揭发肃反对象时往往歪曲我们整理的材料，添加很多材料上没有的东西。我找负责人，指出他说的很多东西材料上都没有。他说以后注意。以后他不但没“注意”，反而变本加厉，添加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耸人听闻。我问他要不要实事求是，不根据调查材料胡乱揭发不等于坑害人吗？他火了，说我一贯右倾，立场站在敌人那一边，不适合担任整理材料这项重要工作。很快我就被撤下来了。
我根据亲身的经历对揭发胡风的材料也怀疑起来。从信中摘出几个句子就下结论，很可能断章取义。比如“他说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去掉“国民党骂”，或改为删节号，就变成“他说共产党是共匪了”。这种深文周纳的手法自古有之，是统治者迫害文人司空见惯的伎俩，为什么在新中国又死灰复燃了呢？不久又开始鸣放和接踵而至的反击右派斗争。鸣放期间家里人告诉我不许胡说八道，不要贴大字报。我说很多人说的话都有道理，他们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以便改正，有什么不好？我姐夫厉声说我是温室里的花，不懂得阶级斗争。我的三个姐夫都是从延安来的，两个还参加过长征，是部队的领导干部。老干部都有过挨整的经历，所以说话非常慎重。比如，我曾问一个姐夫，彭柏山怎么会是胡风分子，他只回答了一句：“彭柏山打过仗。”答非所问。其实表达了他对彭柏山的态度。我中学的几个老师也是从延安鲁艺来的，他们给我讲了不少延安整风的内幕。内容就是韦君宜在《思痛录》里所披露的那些，但在五十年代初期没到过延安的人是不知道的，知道的人也不会说。我脑子里自然比同龄人多了几个问号。我这几位老师大概在延安时期整得还不够，没有汲取教训，说话随便，五七年通通被划为右派。
我听姐夫们的话，鸣放期间没贴过一张大字报，学生要我参加罢课，我劝他们不要罢课，并说你们不去我一个人也去上课。表现得算不错了吧。但仍然险些被划为右派。原因是不积极参加反右运动，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批判会上从不发言，会后还同右派来往。书记认为我在心里抵触反右运动，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分子。还是父亲蓝公武在冥冥中保护了我。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当全国划右派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党为了表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尊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打击，九月九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刘少奇主祭，董必武代表党中央追认父亲为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党委就不便把我划为右派分子了。
一九五六年我还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惊愕不已。五十年代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中国人，大多数是联共党员，我为了练习口语，经常到他们那儿去。闲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红杠子队”（即乌格勃，克格勃前身）厉害极了，一九三八年张鼓峰事件后，海参崴黑头发的，日本人除外，都抓起来审查。有的人被关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集中营。比我大二十岁的曾先生，在里面蹲了十七年。我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因为头发是黑的。张鼓峰事件是日本人挑起来的，但居住在海参崴的日本平民却平安无事，只被遣送回国，斯大林不敢惹日本人。曾先生跟我很要好，给我讲了劳改营中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我当时半信半疑，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才相信，赫鲁晓夫所列举的事实并非造谣。从此我不再盲目崇拜苏联。
我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在原单位呆不下去了，山东大学来要人，我欣然前往。一到山东大学便披戴大红花光荣下放到崂山脚下的农村劳动锻炼。在这里我迎来大跃进。没有经历过大跃进的人很难想象大跃进荒唐到何种程度。比如公社决定扫盲，规定每个人，包括老人和妇女，三天内，不脱离生产，认三千三百个字。到第四天，便敲锣打鼓到公社报捷去了。比这更荒唐的例子还很多。我们带薪劳动锻炼，比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强得多。起码没饿死人。但对人祸的感受却同样深刻。年轻时代的理想烟消云散，不再崇拜权威。
我揪出来后，被打人牛棚，大概由于出身好，年纪轻，被任命为牛鬼蛇神队队长，每天带着十七八个牛鬼蛇神（多半为老教师）劳动。出发前先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要是我不老实，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指挥得很快，唱完马上把他们带到校园最偏僻的角落拔草。我对他们说咱们离红卫兵远一点，大家愿意怎么拔草都行，可以坐着，躺着，但红卫兵要是来了，赶快蹲起来。
如果红卫兵在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而在教室里争吵不休，放过我们，这一天便平安无事了。但这样清闲的日子越来越少。一天，红卫兵把全校牛鬼蛇神押到礼堂批斗，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我们拔草的地方，红卫兵向我们吼道：“快滚进来！”我们赶紧从草地上爬起，加入牛鬼蛇神的行列。我们被押进礼堂。礼堂里摆了一排纸糊的帽子，叫我们自己戴上。我立即挑了一顶较矮的、糨糊干了的帽子戴在头上。动作慢的，或不肯戴的，红卫兵给他们戴上最高的，刚刚糊好的帽子，糨糊从头上流到下颚。上台接受批斗前，红卫兵端来一盆蓝墨水，叫我们画成花脸再上台。我双手蘸墨水，把额头和脸颊抹蓝，尽量不让墨水流进眼里。心理系的一位副教授，不但不抹，反而大喊起来：“你们这样做是破坏毛主席的政策。”话音未落，蓝墨水便从他头上倒下来。我想他怎么这么糊涂，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不能往牛鬼蛇神头上倒墨水？比这严重得多的事他老人家也没说过话。墨水流进眼里会伤害眼睛的。我利用牛鬼蛇神队长的权利，向他喝道：“你对红卫兵小将什么态度，还不滚出去！”他出去的时候，我用手指在眼前晃了晃，示意他赶快去洗眼睛。我这样做是很冒险的，我有什么权利叫牛鬼蛇神离开批斗的现场？红卫兵来自各系，分成各派，没有统一的指挥。谁都管事，谁又都不管事。我让他滚，这派不管，那派也没管。我钻了红卫兵领导不统一的空子。红卫兵批斗外语系教授陈先生，质问他为什么诅咒毛主席早死？他回答说：“毛主席万岁”在英语是假定式，表示希望他长寿，但人活不了一万岁。他马上遭到一顿毒打。他还要同红卫兵讲理，我已经站在台上，无法也无力制止他，只能眼看着他挨打。这次是全校批斗大会，有书记和校长们在前面顶着，我虽罪孽深重，但只有外语系的红卫兵知道，别的系的红卫兵并不知道，所以没批斗我，我只算陪斗。但红卫兵打人的场面我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同他们无理可讲。其实这一点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很多教师却不了解这一点，还要同红卫兵讲道理，大概还是毛著没学好的缘故。
我在外语系的“地位”从牛鬼蛇神升到现行反革命了（红卫兵把“现行”写成“现形”，也通。我原先是俄语教师，其实是暗藏的反革命，终于现出原形）。红卫兵批斗我，说我是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我对他们承认我就是，烧成灰都是。我弯腰做“喷气式”做得标准，无懈可击。所以我挨斗的时间少，陪斗的时间多。我有机会观察红卫兵。我教四年级两个班，四十个学生。最凶狠的不过五六个。都来自农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是两个班里学习最差的学生。其中有位女生，两个班里唯一的党员，已经蹲了三年班。因为吃够了她的苦头，我至今记得她的芳名。她口齿不清，大舌头。俄语有个颤音，她四年都发不出来。我晚上经常辅导她，什么办法都用过，比如含水发颤音，但毫无效果。她对动词也不理解。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她说睡觉不是动词，睡着了怎么还会动呢。在我之前的一位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她明白表示状态的词也是动词。她不适合学俄语。我为她的前途着想，向总支书记建议将她转到政教系去，毕业后做个政工干部。我同总支书记的谈话被揭发出来，成为我迫害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的一大罪状。另外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功课比这位女生略好，没蹲过班。他们记不住生词，弄不清语法的变格。考试多半不及格，或勉强得三分。他们知识面狭窄，或者说除宣传口号外，什么都不知道，并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他们一句话就能把你驳倒：那些都是封资修的破烂玩意，知道越多越反动。人总有表现欲望，他们没有别的可表现，除自己的家庭出身外（用动词“骄傲”造句，他们的造句都是“我以我光荣的家庭出身为骄傲”），只能表现对标语口号的狂热响应。他们根据某一句话，或党在某个时期的政策，判断一切事物。一次我因北京修建地铁谈起地铁，我说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都有地铁，莫斯科的地铁修建得较晚，但最漂亮。有个考试不及格的男同学批判我，说我放毒，没有一点阶级觉悟。伦敦和纽约的地铁是供资本家坐的，莫斯科的地铁是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我竟说他们的地铁比中国修建得早，还说莫斯科的地铁最漂亮，安的什么心？我立即承认我说这些话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中国红旗落地，国家变修。我先把纲上得最高，他们反而无法表现批判我的本事了。生长在天津市的大多数学生与他们有所不同，虽然也给我贴大字报，但内容都是从别人的大字报上抄来的，没有新的揭发。我课下同他们交谈时，介绍过俄国美术和音乐流派，介绍过俄国和苏联作家，甚至介绍过已成为批判靶子的肖洛霍夫。这些他们都没揭发。他们心里同情我，一次我扫地时，一个同学把纸团扔进簸箕里。我在没人的地方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今晚批斗可能下跪，裤子穿厚一点。我钦佩他的胆量，竟敢给现行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我也感到慰藉，并非所有青年人的革命意志都坚硬如钢。一九六九年分配工作的时候，那位发不出颤音的女生和出身好的几位学生都留在天津市，成绩优秀的学生分配到河北各县。
我挖空心思，一心琢磨如何推掉两项严重罪行：吹捧赫鲁晓夫和攻击中央文革。前一项可以推到教育黑线上去。我是根据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讲赫鲁晓夫的一篇报告的，教案中就有称赞赫鲁晓夫的话。我受到教育黑线的毒害，是受害者。第二项很难赖掉，因为是我在文章里写的，批评姚文元打棍子，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批评他自然是攻击中央文革，白纸黑字，岂能赖掉。尽管文章是一九五八年写的，那时姚文元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能说得清吗？
我的工资被红卫兵扣发了，每月只发十五元生活费。母亲和妻子都叫我增加营养，不要把身体搞垮，学校伙食不好，可以到外面加餐。妻子从北京偷偷给我送钱来。我们在天津北站的一个公园里会面，像地下工作者接头。她们的建议与我不谋而合。我在校园里挂着牛鬼蛇神牌子，我挂的牌子较小，可以侧过来夹在腋下，从远处看好像夹着一本书。一出校门我就摘下来放进书包里。我和史学家漆侠先生到附近的饭店吃饭。他的牌子大，我们把牌子从中间剪开，用细线缝上。出校门叠起来放进书包，进校门展开，红卫兵看不出来。我们点荤菜，喝啤酒，吃得痛快。但不久被红卫兵撞上了，当场把我们批斗了一顿。我问漆先生，还吃不吃，他说换个地方，照吃不误。我们到离学校远的饭馆吃饭。以后红卫兵忙于打派仗，对我们管得松多了。漆先生又开始治学，为他后来出版的《宋代经济史》做准备，并多次劝我读书，甚至叫我为写果戈理评传做准备。这当然做不到，且不说没有资料，我也从未有过写专著的打算，与他不同，他是著名的史学家，已出版过《王安石变法》等专著。读书还是可以的。晚上独居宿舍楼，我开始读书。读的是三注三评本《聊斋志异》。这是张中行先生的挚友韩文佑先生借给我的。我过去没通读过《聊斋》，只读过《画皮》、
《崂山道士》、《促织》等几篇。夜阑人静，红卫兵小将们都闹革命去了。我打开《聊斋》，渐渐进入蒲松龄所创造的鬼狐世界。我最爱读的是写花仙故事的《葛巾》、《黄英》和《香玉》。爱不释手，竟抄起来，就抄在封皮上印着林彪题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笔记本上。蒲松龄为我打开了美丽的鬼狐世界，他绝妙感人的文字同样让我着迷。读《聊斋》是我那段时期生活的中心，并受益至今。
我过着两种生活，现实的生活让我难以忍受，便逃入鬼狐世界。鬼狐给了我力量，对大喇叭广播的暴力语言似乎增强了承受力。但心病并未消除。反对中央文革的罪名仍像秤砣似的压在我心上。趁红卫兵打派仗之际我溜回北京，同妻子一起到学部看大字报。忽然看到有一张揭发何其芳如何推行文艺黑线的大字报，其中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大字报说“文革”前姚文元曾想调到文学研究所来，但何其芳拒绝接受，说姚文元写文章强词夺理，打棍子，文学所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我看过后心中暗喜。但这决非幸灾乐祸。我与何其芳无冤无仇，何况他还是我敬佩的作家，我特别佩服他的文字，他的书我都有，至今仍藏有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画梦录》。何其芳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无法证实，反正他是走资派，已被打倒。但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我的救命稻草。我马上抄下来，和妻子连夜写造反大字报。说何其芳是党内文学权威，我对他过于崇拜，中了他的毒，并在他的影响下，错误地攻击了姚文元同志。我吹捧赫鲁晓夫是中了教育黑线的毒，攻击姚文元同志是中了文艺黑线的毒，虽中毒太深，但仍然是要革命的，不是牛鬼蛇神。我把罪责一股脑推到何其芳身上。我想我这样写并不会增加何其芳的罪行，他专案组的人对天津一名无名小卒受到过他的影响不会感兴趣，但这样做有可能挽救我。大字报写好后，我把它贴在红卫兵两个司令部（井冈山和八一八）之间的墙上，我造反了，自我解放。也许真能解放，也许挨一顿批斗，再次把我赶回牛棚。前者的可能性大些，因为大多数红卫兵对我没有恶感，恨我的几位革命小将抄家的时候手脚不大干净，没当上头头。早上贴出后，中午去刺探，在大字报前走来走去，看看红卫兵的反应，没有批斗我的迹象。下午又去，一个红卫兵竟叫我“老蓝”，我受宠若惊，觉得造反成功了，从牛棚中挣脱出来。多年后听井冈山司令部的红卫兵说，他们讨论过我的造反声明，大多数红卫兵认为现在矛头应指向走资派，不管我了。八一八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