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 下-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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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牛家最不孝的儿子”
在家乡通辽，牛玉儒是犯了“众怒”的，亲属们对他的一致评价是“不近人情”。按他亲戚的说法，“谁不想升大官呀，总觉得有他这棵大树，想有个靠山乘乘凉。可我们亲戚的事儿，他一律不办。”
牛玉儒三叔的儿子牛勇智在医疗器械管理站做了八年站长，希望得到提拔。2001年3月，牛玉儒作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到通辽市考察工作，牛勇智特意到宾馆看望堂兄，托他在市领导、市委书记面前说句话，“你一句话就行，关照一下，他们都明白”。
牛玉儒的回答让他一时说不出话来———“这话不能说。你要想干出事业，要靠实力去竞争。我相信你”。
一次去呼市出差时，牛勇智到牛玉儒的办公室，听到他在接电话，是牛玉儒一位亲戚要结婚，托他找几辆政府的轿车。牛玉儒问：“这样吧，你需要几台车？”对方大概说5辆，牛玉儒说：“那行，我明天给你派5辆出租车迎亲去，我出钱。”然后撂下电话。
包头市副市长程刚当年是牛玉儒的政府秘书长，他记得牛玉儒的一个叔叔带着刚从军队转业的儿子从通辽来，在牛玉儒家住了一周，显然有求于他，而牛玉儒忙于出差招商引资，他们只见了一面。托玉儒给儿子找工作的事，叔叔始终没能说出口，程刚至今记得老人家欲言又止的神情。
在牛玉儒的家乡通辽，让亲戚们“寒心”的例子比比皆是。他的近亲属中很多人下岗，有蹬三轮车的姑父、扫厕所的姑姑，还有下岗近十年没有工作的妹夫。
对牛玉儒有过养育之恩的二叔，家里6个孩子至今全在农村。2004年春节，牛玉儒回通辽时特意到农村看望二叔，发现二叔仍然住着几十年前的土坯房，他心酸之余，留下三千元钱帮助二叔修新房。回到自己家，牛玉儒陷入童年的回忆，流泪了，他对妻子说：“我是牛家最不孝的儿子。”
记者试图了解牛玉儒不滥用权力的原因，有人归于他追求完美的个性，更多人则提到他的童年。
牛玉儒6岁丧母，当时最小的妹妹只有6个月，他在家里6个孩子中排行第三。牛玉儒的父亲是国营五金公司副站长，经常出差，就把他和另外两个孩子送到乡下和二叔一起生活，而二叔家本来就有7个孩子。牛玉儒对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没有棉鞋穿，脚上满是冻疮。
对他影响很大的是他的父亲牛树仁。1984年牛玉儒当上自治区纪委秘书长时，父亲给他写了封信——“咱家从来没有出过当官的，我不担心你会犯什么错误，就担心你能不能永远去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官……”
一个硬汉的最后90天
2004年4月22日，一次例行的健康检查中，牛玉儒被发现肠子上长了一个东西，需赴京复检。4天后，结果出来了———结肠癌肝转移！
可怕的消息首先击倒了他妻子谢莉。她和牛玉儒结婚24年来，共同度过的日子合起来没到10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僻静的角落，谢莉失声痛哭，怨他、气他，一点也不珍惜自己的身体。知夫莫如妻。谢莉知道丈夫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他们1980年结婚，仅有3天婚假，他一天也没用。
到呼和浩特工作后，牛玉儒忙碌更甚。一次，他出差回来很晚，谢莉等他到12点，就睡着了。早上醒来，发现他的东西在，人已不知去向。打电话才知他已在去往鄂尔多斯的路上了，妻子哭了：“你这么干，到底还要不要命了……”他说：“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干，等将来我退休了，一定好好在家陪陪你……”
可是，谢莉没等到这一天。
4月26日住院那天，牛玉儒恳求大夫尽量在“五一”长假期间把手术做完，争取3天下地，7天拆线，15天就能回去工作……
待体力稍有恢复，躺在病床上的他就开始办公了。白天，努力显得精神饱满，让人们感觉到他在恢复。可当一天忙碌后，他绷紧了一天的神经松弛下来，与妻子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伴着低低的呻吟渐渐睡去。每当这时，妻子的心就像被撕裂了一样。
有一次，女儿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故意给他讲笑话，解除他的疲劳。他眼睛盯着女儿，看似在认真听孩子讲，可听着听着，忽然从他嘴里冒出一串工作电话号码，要女儿马上给他拨通。女儿再也笑不出来，抱着父亲大哭。
化疗最摧残人，但牛玉儒每次在化疗结束后的五六天，身体刚刚开始恢复，就急着要回呼和浩特。住院三个月，他就回了三次。
牛玉儒最后一次回呼市，是参加7月份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议，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
会前头一天，牛玉儒让妻子准备参加会议的衣服。可谢莉伤心地发现，他的衣服大都不能穿了。原来2尺9寸的腰围，现在都不到2尺3寸了。
牛玉儒沉默了一会，又开心起来，说：“就多穿几件内衣吧，显得胖些，别让同志们为我担心。”
看着他兴致很高地在衣镜前一件件往上套着衣服，眼泪模糊了妻子的视线，她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违心地安慰他说：“已经很合体了。”可在她心里，已经知道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会议了……
第二天一早，牛玉儒穿着整齐、精神饱满地出门开会，直到中午12点，他脸色惨白，被同事搀扶着回到家，无力地倒在床上，连调整自己合适姿势的力气都没有，长时间地一动不动，妻子和女儿都被吓坏了。后来才得知，他在大会上作了2个多小时的即兴讲话……
8月10日，牛玉儒进入昏迷状态，已不能说话了。在又一次昏睡醒来后，他看着妻子，仿佛要向她表白什么，可他舌头僵硬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但谢莉还是从他那温和的眼神中感觉到，他是那样的恋恋不舍，很快，他的眼眶溢满了泪花……
8月14日，牛玉儒与世长辞。
8月20日8时不到，通往大青山殡仪馆的的呼哈路上，长长的吊唁队伍延伸了数公里之长，自发赶来送别的呼市市民越来越多……
此时天空阴沉，如丝细雨绵绵而下，如泣如诉…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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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解高层最新人事变动
南方周末 2004…11…25 12：24：55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实习生 苏永通
■邓楠：提升半级，调中国科协任要职
■贾治邦：从陕西省省长到民政部副部长
■新晋官员有三位“博导”
11月19日，国务院公布了最近任免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名单。其中，9位副部级以上官员履新，另有8位副部级干部去职。
自中国开始公布高官变动状况后，每隔一段时间，相关的人事调整就可在官方媒体上获悉。但这次变动中的某些细节，仍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邓楠的免职与去向
作为小平同志的次女，邓楠被免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的职务，是本次变动中最为人瞩目的信息。
邓楠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国家科委政策局副局长，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1991年11月，升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98年4月起，任科技部副部长。
“她工作务实，而且非常低调。”科技部的一位官员这样评价自己的昔日领导。
去职之前一个多月，邓楠还以科技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举行的“首都圈防沙治沙应急技术研究与示范”经验交流会。
由于在免职时没有公布是否另有任用，邓楠的去向引起了不少猜测。但知情人士告诉本报，邓楠的变动与年龄因素有关。她生于1945年10月，今年59岁。按照惯例，中国的副省部级领导的退休年龄为60岁。邓楠的去向是中国科协。
记者从科协书记处获悉的消息表明：邓楠已于今年10月下旬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其行政级别为正部级，较科技部副部长高出半级。邓楠的秘书在与记者通话时也证实了她调任科协的消息。
11月21日，中国科协2004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邓楠以新身份出席了开幕式。而在国务院任免通告发布前的11月3日，邓楠亦以科协党组书记的身份出席了世界工程师大会开幕式。浏览中国科协的网站，也在11月份出现了邓楠参加各项活动的报道。
在今年10月末举行的中国科协人才工作会议上，邓楠表示：“我虽然在科技界工作了31年，从事科技管理工作25年，但科协工作对我来讲，是个全新的挑战，需要重新定位，重新学习，需要大家多帮助多指导。”
官方资料称，中国科协的前身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8年9月两会合并。目前，科协拥有167个全国性学会、430多万会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周光召现任主席，其日常工作则由党组书记及书记处负责。
国务院消息人士还透露，由于科协原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台在这次任免中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楠实际上负责起科协的日常管理。
“以邓楠59岁这个年龄退出行政岗位，属于正常情况，是正常的人事调整。”一位著名政治学者说，而按照规定，在正部级的岗位上，退休年龄将延至65岁。
“正副”之间
邓楠去职的同时，58岁的贾治邦被任命为国家民政部副部长。
祖籍陕西吴旗的贾治邦拥有大学学历，1982年踏入政坛。在经历了陕西省电子工业厅物资计划处副处长、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延安地委副书记等职务后，1994年1月被任命为陕西省副省长，2003年1月任陕西省省长。
贾治邦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2002年10月，刚任代省长五个月的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拿着记者为采访所准备的工具有感触地说：“这是放羊的鞭子，我过去就使用过。这是放羊的铲子，实际上我们小时候都用过这东西。”
而在他去职前两个月，贾治邦做客新华网时仍在推销本省的产品：“陕西苹果个头大、颜色鲜、品质好，果面清洁、蜡质层厚。耐贮运，已经得到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认同。”
2004年10月下旬，中央宣布贾治邦不再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将“另有任用”。10月28日，陕西省第十届人大常委员会决定接受贾治邦辞去陕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20天后，贾治邦赴民政部履新。由正职任副职的现象在当今政坛中也并不多见，此前，原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被调入国家审计署任副审计长。
值得注意的是，贾治邦此次虽然被任命为民政部副职，但其行政级别仍为“正部长级”———新华社的消息对此特别作了标识。“这表明我们待遇与职务并不必然相连，职位有上有下，但待遇往往不会变，比如裁减机构时，一些官员不再有领导职位，但能继续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这也有一种安抚作用。”一位分析者说。
和贾治邦相反的是，此次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冷溶，被注明为“正部级”。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通常为副部级官员。
冷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不久前，小平百年诞辰活动期间，冷溶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他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主要业务成果有：参与编辑《邓小平文选》（1—3卷），主持编辑《邓小平军事文集》（1—3卷）。他还曾担任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邓小平》总撰稿，主持拍摄电视文献片《小平您好》、《百年小平》、大型电影故事片《邓小平》等。2001年和2003年，两次作为中央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讲团成员，先后在海南、西藏、青海、新疆及北京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为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讲课十多次。
博导和“双规”
在此次任免中，原中宣部副秘书长邬书林出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原科协副主席张玉台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王禹民出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副主席，原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解学智、原社保基金会股权资产部主任王忠民出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原国资委研究室主任季晓南以及李盛林出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被任命者中，半数人的年龄在51岁以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任者中有三人为博士生导师。他们分别是：冷溶———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解学智———财政部科研所博士生导师；王忠民———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
而被免职者大部分人超过了60岁。另外本报获悉，被免职去的胡楚寿已经失去了自由。据媒体报道，2004年6月初，刚刚参加完全国金融监事会议的信达、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胡楚寿被叫到银监会主席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得知了自己被“双规”的消息。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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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理想主义的路上走太远了
南方周末 2004…11…25 12：25：25
□本报记者王小飞
“我相信‘为人民服务’”
记者：你花出去很多钱，有挥霍出去的，也有捐献出去的，也有投入到自然保护区去的。现在回头再看，你怎么评价这几种花钱的方式？
邢诒前：我这些年花出去的钱，只有造福桑梓和建设保护区的部分，事后被证明是有意义的，也是我至今受到村民尊敬、政府肯定的原因。
以前那种奢侈，实际上也是一种苦，回头看，感到收获非常有限，觉得累。生命已经非常有限了，如果再那样，就成了浪费生命。所以有罪恶感。
财富是社会责任，负责任地花钱，是拥有财富的人的责任。我花掉了所有的钱，有些招人耻笑，有些被人赞颂，这让我知道了拥有财富和支配财富的意义。
记者：有些人可能更情愿捂紧自己的钱袋子，看到财富积累的数字噌噌往上长就很有成就感，而你似乎不是这样的。你很喜欢给予的快乐？享受因此而来的荣誉？
邢诒前：我是个理想型的人。我的快乐并不在于数字的多少。财富给人带来的快乐，是在运用财富的过程中。这样说来，财富的确给我带来了快乐。
我的钱解决了村民的困难，他们尽管没有说出来，但看到你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热情和表情……“老板前”这个称呼，一方面表现当时我的辉煌，另一方面也是对我的一种感激、一种友好。尽管我已经没有钱了，但村民们仍叫我“老板前”，我虽然面红耳赤，但他们仍坚持这么叫我……
我也感受到了财富带来的荣誉，公益事业的投入的确给我带来了荣誉。政府方面给我的奖励很多。金钥匙，放在哪里了？一年前找，也没找到。究竟是丢了，还是放在哪里了？我至今没有弄清楚。
记者：是曾经苦难让你懂得慈悲，还是有赖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这种财富观是你这一代富豪共有的吗？你觉得你和新一代的，比如网络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