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 下-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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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
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西文明”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故而欧洲产生而中国则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席先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近代科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的结果，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几何原理》而写，但在内容上却突破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自己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后来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席先生也反对盲目夸大《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
（本文发表时标题有改动，内容有删节。）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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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酱紫〃的〃口音〃——2004语文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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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31 08：05：00 来源：南方周末
□黄集伟
在纸媒、电媒、网媒之类相对主流化语文平台外，观照2004年语文万象还可选择“手机短信”、“个人博客”、“MSN”这样三个视角。用这三个目前尚属芜杂混乱变化频仍评价空缺的角度照应2004，风险多多。不过，恰恰因为此三者边缘、民间、混乱、芜杂，能否因此使得如此观照更为有趣、生动？
短信语文：世风博览会
“短信语文”一般只说小事儿，不说大事儿，尤其擅长说上不了台面、见不得阳光的那种小事儿———这个特点从短信语文诞生那天起即已如此。
2004年，有学者探究上海方言“空前式微”，发现其中原因之一即上海话似乎“天然不适宜说一些过于正经、过于高尚的事情———上海话是市井的，叽哩咕噜，踢哩他啦，从语境上分析，上海话更适合传播流言、八卦消息之类‘私下说’的信息。一旦涉及义正辞严的人生大道理，不立即切换到‘普通话’的庄重，似乎不成体统……”“短信语文”与此几近相同。不同的是，“短信语文”恰因其鸡毛蒜皮属性大受欢迎。它说男女，说老板，说老公，说老婆，说世情，说人心，说时尚，说古今……说来说去，“短信语文”凭借自己下里巴人、粗鄙无文的特质，完成了一个贴近粗糙、浑浊现实地面的语言的超低空飞行，一个世风民情的博览会开幕了……
“短信语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老婆”、“老公”、“小蜜”这三个角色。在不同的短信语文中，这三个角色或被调侃挖苦，或被歌唱赞颂，或被奚落嘲讽……其情感褒贬既是世风人心的记录，而且也成为两性文化、两性关系调试、变迁的一种生动写照。
“感到失落的时候，是你一次次的勾引，最终使我爱上你。终于，我们相互拥有，每次亲热，你都让我神魂颠倒！现在，我肚子也大了，怎么办啊？我恨你，该死的啤酒”———在林林总总千奇百怪短信语文中，上面这条短信最可玩味的，是它的修辞格———这种被称之为“突降格”的修辞法是目前“短信语文”中较成熟且应用最为广泛的修辞格之一。其原因在于，在有汉字容量限制的短信中，“突降格”一方面可使“短信语文”拥有调侃之趣，一方面又能保证它以最俭省的文字达成预设效果：它像一个用文字表演的“三句半”，也像一组用语言制造的“四格漫画”：“新年到了，送你三个情人———一个说陪你终身，一个说伴你左右，一个说永留你心中……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健康’、‘平安’和‘快乐’”在诸如此类的“突降”中，一个直截了当的快感瞬间诞生，而不像阅读大文化散文之类那样费尽周章。
从本质上说，“短信语文”是一种孤独的语文，联合的语文，疏离的语文。“孤独”是说，当“短信语文”之便捷、快速、跨地域、跨国界属性被确认，面对面的唠嗑、闲聊、扯天说地摆龙门阵侃大山也便大势已去。“想一天不消停：看房；想一个礼拜不消停：买房；想一个月不消停：装房；想一年不消停：盖房；想一辈子不消停：养一房”……尽管如是“感慨”与“针砭”确乎精辟、精彩，但以“短信语文”为媒介的信息交流、信息分享与那种面对面、邮件对邮件乃至于饭局上的昏天黑地、酒酣耳热，已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联合”是说，几乎所有短信语文一定都是其传播者的“联合创作”。尽管作为一种全新职业如今“短信写手”确已身价不菲，但一则短信在其天下流传无边无尽的真实“流浪”中，增删涂改之类的集体创作一定在所难免；而“疏离”则是说，当新笑话、新民谣、新顺口溜之类经由“短信语文”平台被分享完毕，人与人之间反倒愈发天涯海角———那是一种亲密的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