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 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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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后在全国有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到各方面意见118万多条。

　　但“欣欣向荣”的景象，回避不了一个长期从事革命的政党如何适应执政地位的问题。毛泽东进京前担心的问题不久成为现实：一些干部争名夺利，甚至贪污腐败等问题开始露头，官僚主义习气沉渣泛起。

　　天津的张青山、刘子善，成为建国初期最早被严惩的党内高级干部。他们为缔造共和国出过力、流过汗，但反过来却又偷揭共和国大厦顶上的砖和瓦，令党和人民无法容忍。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全党提出警告：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邓小平在会上重申：“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及思路，是对建国初期共产党执政的认真总结。但这个时候，面对乐观的国内形势，一些党的领导者开始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然而年轻的执政党开始为它的年轻付出代价。从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到10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长达20年的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

　　回溯历史，这个曲折反映了对执政规律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个曲折也从反面反映了执政的规律性要求：“执政”意味着对一个国家建设、发展，而不是斗争、破坏。

　　回归执政本位

　　1978年之后，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努力下，党开始努力走出“文革”的阴影，重新认识自己的任务和使命———作为执政党，中心任务决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现代化建设”，是谋求发展。

　　1980年，四大经济特区先后设立，“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袁庚在蛇口开始创造他的英雄事业；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温州农民洗脚上田，拿着当地党委开的介绍信走向全国各地。

　　邓小平对“文革”的反思和反拨远不止于此。他痛感于权力失去约束和个人崇拜的惨痛教训，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尖锐指出，现行领导制度中存在“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要求对领导、组织制度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

　　党的十二大在干部新老交替上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全会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新人有211名，其中包括后来在政坛上担大纲的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执政党的领导层大规模地输进了新鲜血液。

　　同时，对于改变领导体制和打破终身制问题，邓小平表现出了一个杰出人物的历史性自觉。党的十三大，邓小平坚持不进常委会，只保留了军委主席一职。1989年11月9日，他辞去军委主席一职。3年后的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而代之以退休制度。

　　以大历史的眼光考察，邓小平废除终身制的改革，使终身制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被根除，从制度上实现了执政队伍的新老更替。

　　从1984年起，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大步迈进，以往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商品经济”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中的关键一环———价格改革，也在这年开始实行。

　　出于谨慎，价格并没有完全放开，而是实行了“双轨制”，同一种商品出现了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两种价格，这给一些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提供了空间，造就了市场经济最初的腐败现象。

　　在此形势下，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市场经济的挑战

　　1992年，北京许多申请办企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被告知，库存执照已经发完了。在上海，市工商局连续半年，每个月发掉2000多个个体营业执照和150多个私营企业执照。“办公司去！”成为当时黄浦江两岸最时髦最激动人心的口号。

　　这一年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南巡，真正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取向，改革开始向纵深推进，中国经济出现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一个值得一提的数据是，1998年，中国综合国力和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由1980年的5倍缩小到3倍。

　　如何在加速改革开放的同时推进党的建设？南巡中，邓小平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强调市场经济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担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邓小平的忧虑可谓未雨绸缪。1990年代，中国社会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大量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开始出现并迅速积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平均主义的阴影消融之后，两极分化的现象便开始扩展。官方机构测算，进入新世纪，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到45％。

　　社会贫富分化令一些专家忧心忡忡。“综观世界各国，执政党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社会整合，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集合起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说。

　　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些干部仍然沿袭传统的领导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用运动的方式处理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中央党校对县以上干部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干部中需要增强科学判断形势能力者占60％；需增强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能力者，分别占35。7％、43。4％、19。9％。而普遍缺少的是驾驭市场经济能力，比例数达66。9％。

　　新局面下，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腐败有所增长。官员贪污受贿的金额不断拔高，级别不断上提，从地级市长、市委书记到副省级干部胡长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并出现了广西、辽宁、福建等省官场腐败“窝案”。

　　随着转型的加速，“阵痛”也在加剧，一系列社会矛盾对执政党提出了挑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为了向农民收取税费，采取了过激甚至高压的手段，导致了农村党群、干群矛盾的大量积累，农村出现不稳定的迹象。

　　1990年代以来阶层利益分化的同时，以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外资企业员工、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等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不断出现。他们经济上有实力，文化水平高，但政治上怎么定性？这是执政党无法回避的问题。

　　面对着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共产党也在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适。比如面对腐败的滋长，纪检体制也在不断改革，自从1978年恢复纪委系统以来，纪委书记从开始不担任党委常委到担任常委，再到担任党委副书记。今年以来，纪委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央部委的纪检机构由中纪委垂直管理，这一直管体制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2001年，江泽民发表“七一”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指出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社会新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从理论解决了对新阶层的认识及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问题，从而也使得执政党的阶级基础的难题得以解决，执政基础更为广泛。

　　政党建设的世界眼光

　　前几个月，湖南嘉禾县珠泉商贸城拆迁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而据媒体调查，绝大部分嘉禾人也认为商贸城工程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项目”。

　　然而，这么一个“利民工程”却在嘉禾决策者的不当操作下变成了一个民怨沸腾的工程。原因何在？

　　事后县委书记周余武反思：长期以来我用行政手段推动工作的惯性还在起作用，没有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推动经济建设。长官意志和任性的政府行为，导致结局惨重，代价高昂。

　　周余武“满怀为人民谋利的热情”，却让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其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问题，在嘉禾事件中再一次引起了高度关注，更加显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紧迫性。有学者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反映了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也反映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避免湖南嘉禾拆迁事件之类问题的出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

　　事实上，如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一直是新世纪以来高层思考的问题。

　　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新老中央领导层实现了平稳过渡的同时，“完善领导体制”、“增强执政能力”被正式写入党章总纲，同时党章还专门增加了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内容。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议程中出现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这一项，被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称为“述职”。

　　党内民主制度改革也在逐步推进。十六大报告提出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随后，各地开始新一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

　　四川雅安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走在前面，当时他们还进行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在党代会内还设立了监督委员会，用以监督常委和全委委员。

　　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共产党完善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颁布。同时中纪委启动改革步骤，对派驻部委的纪检监察机构实施“直辖”。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高层把党的建设放在全球政治力量较量、变化的大背景下思考，使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有了更宽广的世界眼光。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几年来，中央党校、中联部关于国外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研究成果颇多，相关的书籍成批出版，“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执政有个性，更有共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当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同时，也不能不学习和借鉴外国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其他政党活动共同遵循的规律，也就是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说。

　　9月16日开幕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会议主题，引起了人们的颇多期待。

　　王长江指出，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操作的层面，“等于把它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抓手’”。可以预料，执政能力建设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巨大的理论和实际操作空间，而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归结于制度。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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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破国家反恐的困境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3：28　

　　□倪乐雄（华东理工大学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

　　别斯兰惨案再次证明，现在已经进入了国家与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全面对抗的时代。从“9·11”、印尼巴厘岛爆炸、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至今，发生在伊拉克和俄罗斯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恐怖袭击，让人们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国家暴力的有限。

　　车臣和伊拉克有某种相似。这两场战争中的对抗双方都是先从常规战争开始的。俄罗斯曾两度对车臣用兵，直到1999年调动10万大军才艰难获胜。然而，当车臣分裂势力以恐怖主义袭击替代常规战争，以民用目标替代军事目标之后，曾经让俄罗斯引以为傲的军事力量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从常规战争到恐怖主义战争，双方主客之势彻底转换。这同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尽管细究起来两者从起源、性质等方面看有很大的不同。

　　恐怖主义在21世纪初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让人们不得不思考国家与恐怖主义这场全球对抗的一连串核心问题：如果恐怖主义拒绝妥协，国家能否战而胜之？如果国家采取不妥协的强硬立场，能否消除恐怖主义？无辜的平民能够承担多大的牺牲？国家要求人民作出牺牲的权力限度在哪儿？国家选择妥协造成的人民利益损失与国家不妥协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该如何评估、如何取舍？等等。这些问题显然是反恐无法回避的。

　　国家暴力的“阿喀琉斯之踵”

　　考察每一次恐怖主义事件，都会发现背后往往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等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我们当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如果撇开道义和法律的谴责，恐怖主义就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只不过这种暴力的使用在对象、范围、手段上不受任何道德、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而表现得特别残忍。就其产生而言，恐怖主义往往发生在极弱与极强、力量特别悬殊的对抗状态中，并从极弱的一端产生，成为其反制强者的手段。

　　可以这样说，恐怖主义的暴力方式的产生，缘于恐怖主义对其与对手实力对比悬殊的判断，及由此而来的对暴力的迷信。因此，希望只依靠暴力来铲除恐怖主义的想法，最终只会加速暴力的循环。然而，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习惯于简单地比较国家与恐怖主义的力量，以为同国家的暴力机器相比，恐怖主义那点力量实在微不足道，然而从战略战术上考量，恐怖主义使用的是游击战术，具有隐蔽、突然、飘忽不定的特点。它可以在暗处轻易发动任何性质的袭击，而处在明处的政府除了挨打就是包扎伤口，反制能力极其有限。

　　庞大的暴力机器，可以说是国家不愿对恐怖主义妥协的后盾。然而，我们看到，美国的坦克大炮、巡航导弹、航空母舰甚至核武器在恐怖主义面前却真的成了“纸老虎”，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戏剧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恐怖主义将国家暴力机器的效能几乎降低为零。在两者的对抗中，恐怖主义往往能抢得先机。这正是美国不怕同任何国家开战，却对国际恐怖主义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所在。

　　理论上，恐怖主义同样适用暴力对抗的一般规律。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暴力对抗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制约，则必然趋向极端。由于现实世界诸多因素的制约，现实中的暴力也就具有了有限性的特征，如常规战和国家间战争就是有限暴力的表现形式。但是，恰恰是21世纪的恐怖主义，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走向无限极端的特征。国家暴力同恐怖主义暴力的对抗，说到底是有限暴力同无限暴力的对抗，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

　　也就是说，国家暴力与恐怖主义暴力的对抗，似乎有一种“攥紧拳头打蚊子”，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因此，如何处理恐怖主义就不能不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