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红裙子的女人-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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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蒂莲
穿红裙子的女人
走出利顺德的大门，衣着惹眼的赵鄂匆匆地走向停车场。钻进一辆银灰色的奥迪“TT”型跑车后，他打开点火开关，挂上挡，轰轰地驶离了饭店，朝位于小白楼的一家中国银行奔去。
在一个十字路口，赵鄂停下车，等待放行信号。此刻，刺眼的夕阳刚好迎面照到他，于是他便放下了遮阳板。当他习惯地对着上面的镜子梳理自己的长发时，忽然看见仍留在自己脸上的一股愠怒，显然，他还在为那位上海画商而恼火。
虽然这位脚下的油门连接着一台动力强悍的大功率发动机，但因为遇上意外的交通事故，原本两三分钟的路，他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赶到那里。而走进那间小小的储蓄所，看见惟一一个开着的窗口排着一条长队，赵鄂不禁为所剩无几的时间而担心。正在焦虑之时，忽然觉出有人在自己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一回头，他看见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正在身后冲他微笑。
“这么巧？”那个女人说，用一种只有关系十分密切，才会有的特殊眼神注视着这位赵老兄。
“呃，呃……是你呀……”他支支吾吾地说。
“哼，没想到吧！”女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是是……”赵鄂搪塞着，“不过我……”
尚在他一脸窘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的时候，女人继续说道：“不用解释，什么也别说，甭想轻易地甩掉我，我就知道──早晚会逮到你……”
赵鄂几次欲开口，但都被这位意外相遇的女人所制止，他只好耐着性子听她絮絮叨叨地说着些二人上次分手后自己生活的种种变故。
终于，他排到了窗口。
“是赵先生呀！”冲他熟识地点了一下头，柜台里边的一个脸色苍白的银行职员接过他递上去的身份证。“一接到您的电话，我就给您办了挂失，现在的小偷实在太多了，幸亏您有密码……”
“怎么？”那位穿红裙子的女人在赵氏兄弟身后惊奇地问，“让人给掏包儿啦？”
“唔，可能是在……，他心不在焉地应承着，从皮包里拿出护照，展示给窗口里的男孩儿。“我要出国，急用这笔钱，能不能通融一下，现在就让我取走？”
“对不起赵先生，”把一张单据递给了他，银行职员起身离开座椅，趴在柜台里面对他说，“尽管我认识您，但这个我可没办法，您知道，银行的制度……”
“非得要等一个星期吗，我可是你们的老客户啦……不能提前几天？”赵氏兄弟不甘心地问。
“真的是不行。”银行职员无奈地回答。
沮丧地走出那间不大的储蓄所后，赵氏兄弟一再声明自己的肠胃多有不适，但听说自己的老相识即将飞往外国，那个忽然冒出来的女人却坚持要为他送行，推卸不掉的他只好皱着眉头走入附近的起士林西餐厅。
当他们吃罢了饭，正慢慢啜饮着香浓的咖啡时，女人起身从对面坐到了他的旁边，随即把手放在了他的大腿上。
“怎么样，”摩挲了片刻，她将自己热切的嘴唇贴在他的耳边悄声问，“今天晚上……是去我家，还是上你那儿？”
就在受到了诱惑的这位赵老兄还在犹豫之时，一个年轻警察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马场道上那座于19世纪最后一年建造的小楼门口。他看了看门廊一根石柱上的地址牌，便走了进去。
在三楼，年轻警察挨个敲了走廊上同属于赵氏家族的几扇房门，确认主人不在家，旋即掏出一张印有自己姓名和电话的“警民联系卡”，简单地在背面写了几个字，随意选了其中的一扇，塞进了门缝。
与此同时，在一百四十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北部，位于亚运村汇源公寓的一座写字楼里，一个身材微胖西服笔挺的中年人，正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苦着脸点燃两个钟头里的第十八支香烟。他身后的一排柜子上，有一尊身披哈达，看上去像是来自西藏的佛像。他的面前是一张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大写字台。
与何芊谈了话之后，得到两条怀疑线索的陈耳东决定首先调查赵湘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公司，而后再讯问她的丈夫。
回到刑警队，他立刻派小胡去了北京市工商局登记科。根据何芊所提供的“投资顾问公司”、办公地址在亚运村汇源公寓、负责人姓“左”这三个条件，一个工作人员很快便在电脑上找到了赵湘生前供职的那家公司。随即，陈耳东便带了梁子驱车前来，并且见到了该公司的左总经理。
“啪”地一声合上了手中的高级打火机，瞥了一眼正在一旁作着记录的刑警梁子，那位左总经理沙哑着嗓子对坐在对面为赵湘谋杀案而来的陈耳东说：
“……总而言之，我讲的都是实话，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别的就不说了，起码有一点你应该明白──虽然我对这个赵湘恨之入骨，但绝对不希望他这会儿就死，更不会去雇人杀他。况且我也不是黑社会，所作的不过是为了追回那40万美元，一切仅此而已。
“其实这件事也赖我，一开始就应该报案，可不怕你不爱听，我真的是不愿意和你们这帮人打交道。上一次……算了，那件事就不提了……再者来说，你知道，那家报社的记者站就在这座大楼里，那些家伙一天到晚像苍蝇一样四处乱转搜寻着新闻，一旦此事张扬出去上了媒体，公司的信誉肯定会受到影响，说不定我现在正在谈着的一个800万美元的项目也会因此而泡汤。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没有报案。
“万般无奈之中，我让秘书找了那家讨债公司。她对他们也不了解，只是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他们“清欠债务”、“行踪调查”的广告，便打电话把那两个人约了来。实际上，看见那两位的尊容，我并没有什么信心，根本没抱多大希望，至于他们干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大约与陈耳东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左总经理说：
“要知道……他这么一死，损失最大的就是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了你，据那家讨债公司说，他们查到习亚兰的确已经逃去了美国，他们对她没有任何办法，但那位牛经理──就是你拿来的照片上的那个叫什么‘强’的人认为，既然赵湘和她是两口子，那个女人就不可能扔下他不管，只要对他不停地施加压力，就可以把钱追回来……”
“照这么说，”陈耳东问，“他们拿走的那40万美元，你相信是在那个习亚兰手上喽？”
“以我对习亚兰的了解……”左总经理回答，“凭她的精明，应该是这样。如果钱不在她那儿，她绝不会一个人先跑……”
“有一点我真的是挺困惑，”陈耳东说，“不管是赵湘还是习亚兰，他们都是你的手下，一个是会计，另一个是财务部经理。而且，要是我没有把先前你说的话理解错，那位习小姐和你还是……那种关系，那么，这两个人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又是登记结婚，又是办理出国探亲手续，这一切，你真的一无所知吗？”
“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可这却是事实……”
“那么，据你所知，在你的公司里，这个赵湘和谁有什么过节吗？”
“应该没有，”左总经理摇了摇头，“那个混蛋人缘儿很好，跟各个部门关系都不错，而且，公司上下男女老幼几十口子，都和他挺说的来，谁也想不到……噢，对不起，请稍等……”
对敲门而入的女秘书说了取消今晚与某外商的约见，这位姓左的总经理继续向陈耳东诉说自己的懊丧。
“唉──！”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左总经理继续说，“我实在太自信了，不相信那个花了我那么多钱的小女人会背叛我。其实早已经有人旁敲侧击地提醒我她和赵湘的关系不正常，可我还是被她的花言巧语给蒙了……真没想到我在女人身上栽这么大的跟头──我现在可是惨到了家──习亚兰溜之大吉，赵湘这个王八蛋又死了，显然追回那笔钱的希望成了泡影，这个窟窿太大了，即便是像我这样规模的公司，短时间也不可能堵上……”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左总经理还请陈耳东见了他公司里的四五名知情的员工，他们均都提供了相同的证词。尽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但陈耳东当时还是相信了他。
按照左某秘书提供的一张名片，陈耳东随后去了知春北路的那座塔楼。看了看梁子手上祝强的照片，门房告知，八层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不久前才租的房子，不知怎的，今天早上忽然匆匆搬了家。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十分困惑，怎么也搞不清这个祝强跟这起谋杀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为了胁迫赵湘吐出那笔钱，他把赵湘打得折胳膊断腿倒还能让人理解，但很难设想这个只是被雇来讨债的流氓会杀人。倘若按照那位左总经理的说法，这笔钱多半是在那位抛他而去的习亚兰手里，这一点就更是讲不通。
然而，不管怎么说，毕竟这个祝强在案发之时到达过现场，所以陈耳东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人的追踪。
在另一条线索上，陈耳东一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5月18日，也就是和那个倒霉的投资公司总经理见面后的第二天，陈耳东决定与何芊那位企业家丈夫黄某见见面，于是一早去了河北省的涿州市。
为了躲过高峰时间的拥堵，陈耳东嘱咐梁子早点儿来接他。可他自己却起晚了，得知梁子已经到了楼下，赶忙草草盥洗一番，叼了片妻子刚刚炸好的馒头匆匆下了楼。
8点整，在当地警局的某位副局长的办公室里，一个准时上班、说话带有浓重的白洋淀口音的矮胖警察，在自己插有两面国旗的桌子后面神情严肃地接待了他俩。
听说是来调查何芊的丈夫黄玉忠，那位副局长显得相当谨慎，告诉陈耳东这位黄某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旗下的黄氏乳品集团是该市的支柱产业，其经济效益在全省亦是名列前茅，而且是个民主人士，身为该市某民主党派的副主委。尽管如此，平日此人却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商务和一些推辞不掉的官方活动，几乎不与外界接触，很少有人了解他的私生活。况且他所用之人大都是与自己血缘很近的亲戚，很难在短时间里从他的周围弄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因此，那位副局长建议陈耳东暂不要与之或者身边的人正面接触，先从那辆可疑的皇冠车下手。于是他派了手下刑警队一位副队长，和一名交通队的警察，以调查一起交通事故逃逸案为名去了那家乳品公司的车队。
在一间车库里，陈耳东找到一辆与涉案车辆款式、年份十分相近的皇冠，但颜色却是浅灰色，而且因为故障，已经三个月没有行驶。于是，几个人又去了车管所查阅该市所有那一款式、年份的黑色皇冠车。他们一共找出35辆，随即，那位刑警队副队长和另外几名当地警察便与他俩一起，一一核实案发之时该车辆的所在。
由于这种皇冠是使用了十多年的老款车，其中不少已经几易车主，排查起来相当困难，那位副队长让陈耳东先回去，把这项艰巨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两名部下。但一连几天，陈耳东都没有得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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