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4期-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规模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活动，相信在座的许多人可能都参加过。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先锋戏剧等等在他们那里都可以做。　
　　在艺术活动以外，伦敦最吸引人的是时装。香港的一些设计师每年都会到伦敦搞时装发布。英国的音乐大家都知道了，其他方面好像法国比较厉害。戏剧好像是在德国那边。伦敦对于一个中国作家，比如对于我从事写作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尴尬。尴尬在哪里？在于读中文书的人太少，我想中文在那里还不如拉丁文或者别的什么文。在英国，研究法语的可能会找到20万人，研究拉丁文的可能有4万人，而研究汉语的可能仅仅只有20个或者200个人这样的规模。应该说汉语在这里，仅仅只存在于一些“大学研究”的范围中，它并没有真正走进社会。　
　　我现在感觉到压力比较大……自己的语言也在漂泊中。我并不知道我自己的归宿，如果有人问我最想死后埋在什么地方？说实话，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回答不上来，我始终想象不出自己要埋在什么地方，我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最后要漂泊到什么地方。按照我这种心态，比如说这次回到中国（以后还会不断地回到中国），我对中国的看法确实让我吃惊。　
　　一种是“民族主义”。强调这种民族感有很多用处，对外可以表明我们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对内可以激活我们本民族的很多东西。现在许多地方又搞起了庙会，唱起了地方戏等等，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开始慢慢恢复了。这种恢复对于一个民族，对于每个个人来讲，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感。　
　　但是，关于思想，首先还是由学者、文人这个范围诞生出来的，慢慢才扩散到民间。民间的呼声很高，在“民族复兴”这个问题上反映特别强烈。那么，是否我们就依据这点将中国人的思想简单地定位在“民族主义”这么一个思想维度上，或者大家还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思想位置呢？对于我个人而言，根本上是不赞成这种所谓“文化认同”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文化在我身上，它就在我身上；不在我身上，我无论从哪儿学也学不到，学了也是假的。这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到了海外，你会发现非常危险。危险在哪里？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到海外我们穿的衣服：在国内穿中式衣服的人还很少，可到了国外穿中式衣服的人反而多了。这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特点，大家非要把这个“文化”抓住不放。　
　　还有一种就是“华侨文化”。所谓“侨民文化”对于美国人、对于英国人来讲并不存在。英国人绝对不会因为生活在别国而称自己为“英侨”，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华侨”意识很奇怪，所谓“华侨”，就是一些人从一个地方走出去，再到另一个地方住下来，人种没变，观念也没变，好像还在自己的国家生活着。这就叫“华侨”，然后就开始了所谓的“华侨文化”。其实这无非只是一些商人为了赚钱而采取的宣传手段而已。这个文化我不可能去认同。我的确觉得“华侨”这个东西比较可笑，是中国人自己硬造出来的。可是，在整个西方的大文化背景下，我的文化认同也根本不存在。作为一个读中文书的人，我的思维没有办法去跟西方人的思维构成同步。西方文化对我来讲就像一部电影，它最多只不过是一个背景，等它出现了我才知道；在它出现之前，我不能去预感任何事情，也没有办法去参与、去真正地进入。　
　　这就是我“漂泊”的一种现实。有时候我回来，下飞机时脑子里会闪一下，闪出一个非常奇怪的念头：怎么这里的人都长得如此一样？无论是我去阿拉伯也好，还是摩洛哥也好，或者去非洲也好，总是跟各种各样的人混在一起，也就没有这种感觉。可一回来，一下子面对成千上万一样的人种，跟兵马俑一样同一个表情、同一个模样，我就会很容易认同自己，并深感到一种好处。好处在哪里呢？好处就是生活起来大家可以互相关照，互相理解，很舒服，很祥和。当然，也有不好之处，就是再去同西方沟通、再去交流的话就会出现很多异同。　
　　那么这种文化的异同的麻烦在哪里呢？在于对一件事情出现不同的判断，中国是一种判断，西方是另一种判断。我举个例子，比如“9。11”。英国人在那一瞬间，简直不相信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些政治家在报纸上的位置几乎不存在了，媒体到处去采访作家，让作家在关键时候出来说话，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该怎么看这个事，美国到底怎么了？作家平时都是些“小人物”，人们都在骂他们，太严肃了什么的等等；但无论怎样，在关键时刻，他们代表了一种东西。在西方文化中，作家有着一种非常严肃的地位，我指的是关键的时候，虽然他们并不能代表一种主流，但人们却从人格上信任他们，在道德意识上也相信他们，且不管他们个人的写作怎样。那么，这就出现了某种“文化认同”。在中国，艺术家是否是这样的？出现了“9。11”这样的事情，我们能相信文学家吗？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该怎么看待“9。11”这个人类大事件？我想他们做不出来。所以，这就构成了文化思想的认同出现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中国，就是指这些作家他们是否意识到在自己的背后，应当有一种职业道德的自觉意识。在中国，我就经常发现有些作家自我精神夸大，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自我感觉很好的作家。这些感觉很好的作家，我很难看到他们流露出一种思想状态，这跟西方的作家是不同的。　
　　现在有些人写一些橘子怎么吃、养狗基本法等等就成了作家。作家还有两种：其一是小说家，苏童是典型的小说家，他比较典型的是写小说；还有一种叫文学家，他们应该更接近思想，更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境遇关系。就像最近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提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颁布“文学奖”有什么意义？委员会发布结果：文学就是见证，就是见证你个人，见证社会，见证你活着的状态。　
　　　
　　周　舵：我先说说马建提到的“华侨意识”。我觉得，马建对华侨还是缺乏一定的理解。华侨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过去这些人太穷，被卖到西方做苦力然后才留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完全被西方主流社会排斥的生活环境下，不是说主动要选择一种跟其他人隔绝的环境，而是那边从根本上排斥他们，再加上自己又确实没有什么能力，所以也就无法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这种情形直到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改变。可这时，不断又有这样的新的移民出现，仍然以去卖苦力为生。所以华侨的社会底层状态就形成了，它似乎永远只能是这样一种状态。一定要到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才会有机会进入到西方的主流社会中去。我这样说，是要说明一个“文人”和“学者”之间的差别：文人是很容易做出草率判断的；而学者不一样，他要经过研究才能做出判断。　
　　我在俄国，访问过一个俄国作家叫瓦列金，采访时他已经八十七岁了。此前他曾获过4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他突然放弃了写作，趁着前苏联克格勃档案公开的时机，去大量寻找死亡者名单，连续做了10年，出了4本大的书籍。我觉得这种精神就令人敬畏。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太缺乏这样一种从“一”做起的精神了，有一种可怕的功利倾向，殊不知从“工匠”上升到“大师”，永远是有距离的。　
　　　
　　周　勤：中国的许多作家如果给予他一个什么奖，他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为这些奖他们争来争去，打破了头。其实内心都很肮脏，就跟一个卖菜的在讨好市场管理员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写作只是一种生存手段，没有什么终极意义，对于社会他们的内心没有责任感可言。社会良知和责任感是什么？就是坚持不妥协，有具备道德勇气，你才有说话的余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的独立性不断增强，艺术家作展览，作家自由写作，这些东西慢慢扩大会形成良性循环；而陷在对同行的批判中，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只会造成一种〃卖烂石灰的，看不惯卖面的〃的肮脏的怪圈。　
　　　
　　陈晓明：我想相当多的作家，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莫言、王安忆，我觉得都是一种个人选择。选择就要有责任，就要有义务。他选择了获“文学奖”，他也得承担他的责任，获奖也是一种承担责任。　
　　　
　　余　杰：在一些小的地方，有些简单的想法，我想谈一下：　
　　　“流浪”的生存状态跟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我看到你在英国获奖的报道，我不太喜欢。我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旅行〃这个词我不是很喜欢。近年来，中国本土流行的“旅行文学”已经把这个词毒化了，比如说余秋雨就是那种“迁徙真理”，跟着强大的电视阵容，有很雄厚的资金，走到哪里都有高级官员接待，住到酒店里面。在中国，“旅行文学”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很容易引起误解。直到我看了你的书以后，才知道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种真正的流浪、漂泊的写作方式，在现在的中国是否合适？　
　　也想谈谈华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华侨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海归派”（都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词语了）。其中有我的很多同龄人、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他们在今天的中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大部分是在90年代初出国留学、获得学位的，然后回来，一般出自北大、清华，回来后多数人是办一些高科技的企业，从事商业活动。他们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我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他们有在西方求学、生存的经历，会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博爱这些观念带入中国，但是我跟他们的一些观点恰恰相反。他们对中国文化似乎没有任何的体味，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就像一台电脑。他们回来以后，对中国的现状感觉非常满意。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网络公司的总裁。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在国外赚的几十万美元，在国内几年之内就变成上亿的钱（人民币）。他感觉生活在北京和生活在纽约、巴黎没有任何的差别。由于他是生活在很高级的公寓里，他能看到任何电视频道，《纽约时报》他也能够看到，就连巴黎的时装他都几乎可以同步买到。他觉得不存在任何的“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了，也没有任何的压抑。他没有走出过北京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也没有到过任何一个乡村去看看。我原以为这样一群“海归派”会对中国的发展有推动作用，现在我非常失望。　
　　　
　　马　建：余杰提的问题，我想请周舵来回答，然后我再作补充吧。周舵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　
　　　
　　周　舵：首先声明，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笑）但我倒是有兴趣回答余杰提及的问题。还是先从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开始吧。刚才余杰讲到马建的“流浪”和写作的关系，我非常同意余杰的观点。因为像余秋雨和凤凰卫视做的那种旅行节目，其实是一种消费品，跟严肃的文学写作根本没有关系。马建的那个英文作品，在香港的标题叫《红尘》，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不仅仅是描写“流浪”，对我来说，我从中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的作品除了能给读者带来文学享受、审美享受之外，还有一种特别令人震撼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他对社会的一种很深入的观察，是自己深入到社会底层的一种观察。这是我们这些城里人、知识分子，我相信包括在座的各位，大部分人或者是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勇气，或者是怎么样都不可能观察到的东西。这太重要了，也太宝贵了。因为往往身处那个环境中的人，他们没有表达的能力。而我们这些有表达能力的人往往却根本不去深入那种环境。所以，真正要做到像马建那样的深入，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我也每年去农村，我跟北京大学也合作研究课题，可是我那种深入，那种社会田野调查，跟他比起来是太粗浅了。我还是吃得好、住得好，用现在的这些交通工具，我还是很难真正深入到我的观察对象中去，我一直还是优越的。　
　　　
　　云　浩：今天的主题与其叫成“中外文学与思想比较”，不如叫成“反击的力量”。这么一个群体，争执难免，君子合而不同。但是，我们的争执有一个核心，如果其中有对抗，那是在和现今的文化不和谐在对抗。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龙〃图腾的民族。刚才大家一直谈西方文化，我自己非常喜欢“周易”。中华民族惟一不变或者说惟一恒定的就是“不恒定”与“变化”，它在任意一个时期可以变化出任意一种形态。当这种形态和你的思维冲突时，你可以把这种分离叫做“非人格化”。换句话说，这么一个具备绝对变化的民族需要一个大的框定，对其民族性格加以稳定。我看哲学不是体现民族性，而是民族的药品，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说，“礼教”和“老庄”框定的界限就非常严格。换句话说，每一个中国人当他生下时，就生活在一种诗化的束缚中。因为诗词这个概念在中国是最完整的，失去这一框定，有社会身份的中国文人就没有文化身份。　
　　我在看“周易”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其逻辑是数学，但不用数学来说事，而是用“相”。比如说我给你算一个“卦”，一个具体的“卦相”，是一个大的石头，旁边是一棵松树，它用具体的物象和你当今的时空进行连接。这样的跳越使其思维会非常快。大家刚才谈到的西方文化是形式逻辑。如果逻辑有一个底限的话，它的底限是数学。当它进行推导时，因为不是物象直接的简单的快速连接，因此会产生无穷的技术。在谈到人的〃自由〃的问题时，好像也涉及这样一个底限与推论：因为我们是人，所以首先要追求自由，然后是平等，再然后是博爱。而我想，现实并不是这样，也根本不是今天的问题所在。　
　　　
　　丁　方：刚才大家说的，不光是对作家，而且对于艺术家来说，也同样的重要。我感觉应该有一种能代表自己灵魂的言说，不管你用什么媒介，如果你没有什么真正深刻的生命经验的话，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说“好”与“坏”，这种生命经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很重要。我也是一个爱“行走”、爱体验的人，也曾经有过在（20世纪）90年代出国，到美国、到俄罗斯、到欧洲游历的经历，但不是很深，完全是一个客观的“看客”。在欧洲我也遇到问题，自己的根究竟跟生命余下的时光怎么处理？但是我还是要选择回到中国。这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因为我是一个画家，我不能离开一些东西——有可能解读为是“民族主义”的感情。可我认为跟“民族主义”无关。　
　　我还是崇尚一种“人文精神”，将来可能会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但是现在没有。我出国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到了国外同样是人，却有一种互相敞开的感觉，可以有一些在中国不一样的沟通。中国似乎人人都无形地蒙上了一层皮——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我接触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有一种宗教生活，对精神状态、对基本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