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4期-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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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酒实在是太香了，猴子理论家忍不住频频回头。虽然他知道，从理论上来说，理性对于感官的诱惑（如美酒和美人），应该深恶痛绝。但是，他还是回头了。不过他善于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提供雄辩的逻辑根据。他想起了文豪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如果不与实践相结合，就将失去生命。　
　　他想：“酒和酒气，本质的，不同的。酒的，液体的，酒气的，气体的，从物理学来说，范畴不同的，性能也不同的。酒气，比重较轻，可以自由的，飞到你的鼻子里的，而酒的，如果的，你不开瓶子的，不拿杯子的，是不会的，飞到的，你的，嘴巴里来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猴子，为什么要怕飘渺的气体呢？既来之，则安之，神经太衰弱，没出息，闻它一下，又当如何呢？　
　　他就轻轻闻了那酒瓶一下，那距离，那分寸，恰到好处，在闻与吻之间。　
　　他的发现是：天并没有塌下来。　
　　他大受鼓舞，勇气倍增，豪情满怀，迈开大步，围着酒瓶转了一圈，口中念念有词：“哈哈，凡事都要具体的，分析的，酒的，是个好东西的，还是个坏东西的？如果，光闻不喝，就是好东西，大大的；如果喝了，就不是好东西的，弄不好死拉，死拉的。”　
　　理论一旦与实践相结合，就化为面对危机的精神力量，激发出聪明的策略，猴子感到心旷神怡。　
　　他大大方方地围着酒瓶又转了一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享受着酒香和理论的成就感和雄辩的自豪感：“打猎的，良心黑黑的，毒辣毒辣的，可在我面前，智商就臭臭的，酒，香香的，我闻的，美美的。你的，眼睛瞪瞪的，哥们儿的，嘿嘿，对不起的。”　
　　他的逻辑推理是雄辩的：“酒的危险性在于，喝；喝的危险在于，醉；醉的危险在于，被俘虏；被俘虏的危险在于，失去自由。但是，我不喝，就不醉。我光是闻，你的满脑子主意发馊去吧。”　
　　他禁不住笑了起来，在酒瓶四周又转了一转。享受着氤氲的酒香，继续作雄辩的推理：“俗话说，牵牛的，要牵牛鼻子的。对于酒的，关键的，不是闻的，和，不闻的，也不是喝的，和，不喝的。而是醉的，和不醉的。”　
　　他在酒瓶周围又转了一转，顶不住口水汹涌起来。　
　　“如果的，不醉的，就，可以闻的。”　
　　他深深为自己的理论勇气而感动：　
　　“只要，不醉的，不但，的，可以闻的，而且，的，的，的，的，可以喝的。”　
　　他把酒瓶移到鼻子底下嗅了个过瘾，“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天不怕，的。地不怕，的。酒的，既然的，可以闻的，就，绝的，对的，可以喝的。酒气的，是酒的分子的，运动的，分子结构和酒一样的，是乙醇的。分子进了鼻子的，进了肠胃的，一样的，进了人体的器官的。尝一口的，从舌到胃的，从鼻子到心里的，一样的。古人的话的，口腹同享甘醇的，神经同受其福的，不会神经错乱的，只会高度的，清醒的，化挑战的，为机遇的，岂不妙的！”　
　　他果断地拿起酒瓶来抿了一口。并没有感到天旋地转，相反神志越发清醒，他的感想随之更加丰富起来了：　
　　“英国人说的，布丁的，证明的，就是吃的；我的，说的，酒的证明，就是喝的。你要知道喝酒的，好的，坏的？就得，尝一尝的。道听途说，是唯心主义的。酒的，可以醉人的，但是的，并不是第一口的，甚至第二口的，都是醉人的。实践证明了的，第一口的，不但不能醉人的，相反的，是可以的，提神的。”　
　　这样，他就喝了第二口和第三口。　
　　他舐舐舌头，只觉得余香满口，通体清爽。有一股微微发热的、温柔的、无形的仙女的手从他的脸颊一直抚摸到脖颈和胸膛，一种暖洋洋的甘露从头顶流到脚后跟。发烫的耳朵，在默默向他诉说，向他吟哦：“喝的，没有危险的，喝的，天堂一样的，安全的，大大的……”　
　　接着他就喝了第四口和第五口，直到瓶底朝天，自己也仰面朝天，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　
　　有口哨声从远远的灌木丛中飘来，猎人慢慢走来，手中拿着当当作响的铁索，脚下发出格吱格吱的声音，他低头看看，又看看，那是一地的逻辑的碎片。　
　　从那以后，猎人的口哨声就一直留在空荡荡的路口。　


进城
赵大年　
　　小敏来自四川农村，到我家之后才说她只有十七岁，“不是谎报十八，村里都讲虚岁。”我老伴儿问她为什么急着来北京当保姆？“闯世界！我现在只会洗衣烧饭，一步一步闯嘛，陈毅、巴金、郭沫若，当然还有朱老总，邓小平，我们四川人，有出息的，十几岁就出川，他们不也是一步一步闯世界么？”她说得理直气壮。小敏读初中，每天走十里山路，并不怕苦，可是再上高中，就得到县城住校，家里穷，交不起食宿费，辍学了。她工作很认真。我家里书报多，她有空就读，如饥似渴，还学会了电脑打字。三年后到打字社上班，嫁给一位出租车司机，成了北京人。　
　　小李是安徽无为县的村姑。当地风俗，女孩子要外出打工，开眼界，给自己挣一份嫁妆钱，这样的姑娘被认为有出息，小伙子争着追求。小李在我家当保姆两年，到餐馆打工一年，存下一万多元，与另一位在北京搞装修的同乡民工小张结婚。小张有存款两万多元，二人回到县城合资开了个小餐馆，把弟妹召来帮工，都取得了城市户口。小李来信说，她的餐馆一年盈利五万，还要从本村招工，扩大铺面。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这花鼓调流传甚广，与凤阳人外出逃荒密切相关。元末明初，战乱频繁，田园荒芜，不仅是凤阳一地，账也不能全记在朱元璋名下。安徽人多地少，淮河水患，是造成农民“走四方”的主要原因。明清数百年，徽商遍布全国，发扬了“走四方”的传统。这个传统现在变为进城，安徽进城的民工是很多的。　
　　前年一位温州大款李总邀请作家林斤澜游云南，我有幸作陪。往返飞机，宾馆佳肴，自不待言。李总者，温州农民也，十五岁只身闯西藏，五年后昆明摆小摊儿，赚了钱办企业，建宾馆，三十出头成为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浙江也是人多地少，外出打工、经商的浙江农民多矣。老北京弹棉花的都是浙江人，新北京城市里还有个数万人的“浙江村”；呼和浩特的小商贩多是浙江人。他们聪明能干，勤俭致富，不但进城，而且出国，“温州帮”、“宁波帮”世界闻名。　
　　有个真实的笑话：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影片《凤凰琴》是部优秀作品，本应获奖，但它讲的是“农转非”故事，外国评委怎么也看不懂，结果落选了。老外不知道，我国实行城乡分开的户籍制，造成了多少农民在工作、学习、爱情、生活方面的困难和悲剧呀。一亿农民进城打工，是在改革开放和解散人民公社之后才出现的新气象。然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工种、工资、劳保等方面仍然面临许多不公平待遇。　
　　老外说中国是“世界工厂”，竞争投资；“中国制造”的商品价廉物美，有竞争力。为什么呢？还不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嘛。中国有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说到底，其主体就是农民。经过教育培训，成为熟练技工、城市工人，来源还是农民。我们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各项基础建设突飞猛进，建筑工人的主体也是农民。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看，关键也在于解决好“三农”问题吧。　
　　现在许多省市已经放宽或取消“农转非”的限制。一个几亿农民进城，或曰城市化的伟大进程已经开始。农民进入大城市，这十年间，已使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二十个猛增为一百六十六个，这只是一方面，同时新建的中小城市数以千计。　
　　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城市，它本身就要发展商业、交通、建筑、教育、文化、医疗、服务事业，又会带动周边农业的发展，支持农业现代化。由此可见，城市化正是发展经济的巨大动力。我们应该为农民进城欢欣鼓舞。　


重赏之下
邓　刚　
　　　过去在书本上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这句话又常常是讽刺那些为金钱拼命的贪婪者。例如描写土匪，匪首总是在关键时刻嚎叫着：谁要是冲上去，重赏一百两黄金！例如描写敌人，冲锋之时，当官的挥着枪在后面督战：拿下共军的山头，赏三百万块大洋！要是看历史小说，重赏的故事就更多了。将士们每每凯旋，皇帝都要论功行赏。重赏田宅、牛马、黄金和白银。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们打了胜仗，就大碗吃酒肉，小秤分金银。所谓小秤分金银，就是分得公平细致。然而这些描写多了，就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用金钱去鼓励去诱惑，是封建主义帝王的手段；为了金钱拼命的都是贪婪的坏蛋。倘若哪本书上描写八路军也这样，打了胜仗赏黄金白银，那作者绝对会遭到严厉批斗。所以，多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台湾一个空军军官驾机到祖国大陆投诚，国家奖励他两千五百两（也许这个数字不准，但当时奖励的数量确实多得吓人）黄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无数个英雄，从来没听说奖励黄金千两。我们的英雄干出那么多业绩，哪怕是奖励黄金半斤八两也行呀，但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报酬。当然，要是说奖励给雷锋同志千两黄金，所有的人都会惊讶万分，甚至愤怒万分，那么纯洁那么高尚的雷锋竟然能笑眯眯地捧着黄金，这绝对是对雷锋的污辱。平心而论，雷锋为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做出那么多的牺牲，如果给他一定的物质奖励，让他的生活能舒适和幸福一些，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但我们竟然会惊讶和愤怒，说起来真是不尽人情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教育：我们的英雄只能是吃糠咽菜，拖着病痛身体去干工作，只能是把仅有的几元钱家底全部拿出来捐献，这才像个英雄。要是雷锋有一百个窝头拿出来给穷人吃，大家会不以为然，要是雷锋只有一个窝头，掰一半给有困难的人吃，使雷锋也饿着肚子，这才是最感动的。看起来我们过去决不讲经济的所谓“革命”理论，只能使我们的心肠渐渐变硬变冷，变得麻木不仁甚而穷凶极恶。所以，我们实在是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重赏之下”的经济手段了。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在使用“重赏”的手段，例如国家为某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奖励几十万奖金；例如国家为某劳动模范奖励汽车奖励住房；例如公安局在侦破一个重大案件时，为了能及时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便在报纸上悬赏，谁要是能提供线索或是协助捉拿到罪犯，就奖励多少多少万人民币。这其实就是“重赏之下”的意识和意义。前些日子公安部门为了侦察一个特大案件，在报纸上悬赏奖励人民币三十万，有些人看后不禁咋舌：那么多钱！真能给吗？真给难道真敢要吗？真好意思要吗？这些疑问会让我们感到，过去那些年的“坚硬教育”阴魂不散，还在起作用，人们还有着恐惧心理。我采访过一些得奖者，他们大都是在得奖之后，把奖金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捐献给什么什么事业或什么什么活动了。这当然是高尚和光荣的，但有的捐献心理是怕别人说“贪财、独吞、见钱眼红”等不好听的。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没富得不把几万乃至几十万元钱当做一回事的程度，科学家把获得的奖金再次投入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劳动模范用奖金滋补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的身体更强壮，将会更有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坦率地说，我不赞成也不欣赏获奖者把所得的奖金捐献出去，尽管我不排除这是具有高尚思想的举动，但我也不排除这里有恐惧心理所致。有时看到一个非常贫困的获奖者，把国家奖给的高额奖金如数奉献给什么什么工程或事业，这往往给人这样的感觉：国家的奖励是多余的，甚至是奖励错了。奖励和重赏的深层意义并非是让一个人发财，而是让更多的人感到一个人做了贡献才会获得幸福和光彩，起到广泛鼓励的作用。　
　　实际上我更向往自觉地为人民做贡献，不要一分一毫的报酬而拼命工作，那真是太美好了。问题是这样美好的口号我们喊了大半个世纪，最后却又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到经济规律上来，说明我们还是走在通向美好前景的半路上，还置身于“按劳取酬”的经济规律之中。虽然从单纯的道德角度看，重赏之下的勇夫不是那么光彩，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但这种经济手段却有用有效而且有益于我们的事业。　


归真
陈世旭　
　　陶渊明纪念馆建馆二十年了，主事者为纪念活动征集墨迹，我写了“归真”二字。我用这个词，根据的是《国策·齐策》里的“归真返璞”的意思，也就是去其外饰，还其本真。　
　　二十年前，我也有幸在陶渊明故里所在的今江西九江县参与过文物的挖掘、搜集、整理工作，由此开始了对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同乡大诗人的神往。　
　　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贫穷，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有关陶渊明的生平，除了他自己不算太多的传世文字，见诸其他社会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少。　
　　对于陶渊明，这样一个结果似乎不太公平。但对于中国文学，却是一种幸事。　
　　陶渊明先生如果不亦乐乎地当顾问，当策划，当评委，当客座教授，而社会也不亦乐乎地请他上报、上广播、上电视、上主席台，我们也许就读不到那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文，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认识的陶渊明。金元时期的大诗人元好问甚至为此感谢晋朝社会对陶渊明的无知或冷遇，说是“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后人来说，尤其是对步了陶渊明的后尘也操了文学营生的后人来说，弄清陶渊明吃喝拉撒睡的光景如何是无所谓的事，有所谓的事是怎样看待陶渊明的精神遗产。　
　　在陶渊明故里，像所有名人故里一样，很自然地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在那些故事里，陶渊明是一个成天昏昏然的酒徒，稍稍清醒的时候，便在几十里外的庙里跟和尚谈佛论诗。　
　　这类故事不管怎样说法各异，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突出了陶渊明作为一个隐士的隐逸特征：逍遥自在，落拓不羁，超凡脱俗，无牵无挂。　
　　这跟认真严肃的学者的看法不无差距。　
　　鲁迅认为真的“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隐君子”“世间是不会知道的”，而有了“隐士”美名的人有时不免被人“当作笑柄”。他的看不起隐士是显见的。但他对陶渊明却高抬贵手。他一面认同“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面又指出“陶潜因为并非浑身都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在那样一种矛盾尖锐、冲突激烈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面，鲁迅是很不以所谓“静穆”为意的。他为白莽的《孩儿塔》作的序在一连串激情澎湃的形容之后，严正地说：“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而陶渊明的诗显然同样也不属于白莽所属于的那个“别一世界”，“圆熟简练，静穆幽远”恰恰是陶渊明所开创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