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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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格真不想回家，可是已近黄昏，六点钟以后城里就戒严。奥丽雅说，他最好现在就走。为了表示坚决，她就和大家告别，回自己家里去了。
妮娜陪奥列格走到被夕阳斜照的小台阶上。
“真不想走！”他坦白地承认。
他们在台阶上站了一会。
“你们那边是个小花园吗？”奥列格快快地问。
妮娜默默地拉着他的手，陪他围着房子走了一圈。他们站在房子阴影里的茉莉丛中。茉莉长得异常繁茂，简直成了小树。
“你们这里真好，我们那边什么都让德国人砍了。”
妮娜没有作声。
“妮娜，”他用孩子似的请求的声音说，“妮娜，我可以亲亲你吗？……不，只要亲亲脸蛋儿，懂吗，只要亲亲脸蛋儿……”
他并没对她有任何举动，他只是在请求，可是她甚至把身子向后一闪，窘得说不出话来。
但是他并没有发现她的窘态，仍旧带着稚气的自然的神情望着她。
“不，你要知道，你可能误了钟点。”妮娜说。
奥列格对于他可能由于吻一下脸蛋儿就会误了钟点的这种说法，也并不觉得奇怪。当然，妮娜样样都对。他叹了口气，微笑了一下，把手伸给她。
“不，你一定要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妮娜把他的大手久久地握在她的温柔的手里，抱歉地说。
奥列格因为结识了新朋友，同时也因为他的事业正在形成而感到幸福。他饥肠辘辘地走回家去，但是，显然今天他注定吃不到东西。柯里亚舅舅在他们家门口迎着他走来。
“我已经守了你好半天：‘麻子’（他们这样称呼勤务兵）
一直在找你。”
“见他的鬼！”奥列格不在意地说。
“不管怎样，最好躲一躲他。你可知道，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来了，是昨天回来的。他在顿河附近被德国人赶了回来。我们去看看他，好在他的女房东那里没有德国人。”柯里亚舅舅说。
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是个青年工程师，是柯里亚舅舅的同事和朋友，他用一个不寻常的消息来迎接他们：
“你们听到没有？斯塔庆柯被任命为市长了！”他恶狠狠地把嘴一咧，高声叫道。
“哪个斯塔庆柯？计划处主任吗？”连柯里亚舅舅都吃了一惊。
“就是他。”
“别开玩笑！”
“谁有工夫开玩笑。”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他这个人性情平和，办事勤快，一辈子没有得罪过别人……”
“就是那个性情平和、一辈子没有触犯过别人的斯塔庆柯；随便哪一次宴会，哪一次打牌，都少不了他；大家都说他：这个人是自己人，这是个大大的好人，这个人很可爱，这个人真讨人欢喜，这个人做事很有分寸。’就是这个斯塔庆柯当了我们的市长。”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像刺刀那样又细又尖，瘦骨嶙峋，他说着说着，不由全身翻腾着怒火，恨得唾沫四溅。
“真的，让我们来冷静地想一想，”柯里亚舅舅还是不肯相信，“在工程师里面，没有一次请客不请他，我自己就不知跟他干过多少杯伏特加！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什么越轨的话，一般地说，我没有听他粗声粗气地说过一句话……即使他有点什么历史问题，大家对他的底细也很清楚：他父亲是个小官吏，可是他本人却从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
“我也跟他喝过伏特加！可是现在他却会因为跟我们有交情，首先把我们抓起来，要么就给他做事，要么就……”裴斯特利诺夫用细长的手指朝天花板上做了个打活结的手势。
“这个讨人欢喜的人，你可没料到吧！”
他们没有去注意一直没有开口的奥列格，心里还难受了半天：他们认识多年，博得大家好感的这个人，怎么会一变而为德国人手下的市长呢。最简单的解释是：德国人对斯塔庆柯以死相威胁，叫他出任市长。但是敌人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斯塔庆柯呢？过了一会，内心的声音，在生活中最可怕的关键时刻确定人的行动的内心深处的纯洁的心声告诉他们：如果选中他们这些普通的、平常的苏联工程师的话，他们是宁死也不肯堕落到这种地步的。
不，显然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斯塔庆柯并非仅仅是在死的威胁下才同意做市长的，面对着这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说：
“斯塔庆柯！真是怪事！……不，真是难以想象！请问，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于是他们只好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第28章斯塔庆柯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计划处主任，年纪还不老，大约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他的确是革命前在消费税务局里干差事的一个小官吏的儿子，的确从来“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按他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个经济工程师，他一生都在各个经济部门里做经济计划师。
他在擢升的梯子上，说不上是步步高升，不过也不是老在一个地方不动。可以说，他不是一层一层地上升，而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但他对于他在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总是不满足。
他不满足，并非因为，警如说，他的勤劳的天性、他的精力和知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使他未能从生活中获得他理应获得的东西。他不满足，是因为他未能不花一点劳动、精力和知识而坐享种种生活享受。至于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舒服的，这他在旧时代，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亲眼目睹过；而现在呢，他却喜欢从书本里阅读有关这一方面的东西——有关旧时代或是国外生活的东西。
不能说，他想做一个富得像神话里的富翁、大企业家、大商人或是大银行家，——这也需要他操心劳神：无休无止的竞争、对手、罢工，还有什么该死的危机！但是世界上不是也有稳当的收入吗，——一种什么地租或是一个清闲而受尊敬的差事，拿一笔高薪，——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只是“我们这里没有”罢了。“我们这里”生活的整个发展向斯塔庆柯表明：他的年龄虽在增加，可是他离他生活的理想却越来越远。因此他憎恨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但是，斯塔庆柯虽然对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命运不满，他却从来不曾采取过什么手段去改变它们，因为他谨小慎微，事事害怕。他甚至不敢肆意饶舌，他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聊闲天的人，谈话范围从不越出谁的酒量大小以及谁跟谁同居。不管跟他关系亲疏远近，他从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但是他喜欢笼统地谈谈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啦，商业部门里缺乏个人主动性啦、青年工程师受的教育“今不如昔”啦、饭店和浴室的服务态度生硬啦等等。他从不对任何事物表示惊奇，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是有人讲到盗用巨额公款、神秘的谋杀案或是家庭纠纷，斯塔庆柯就这样说：
“我个人并不感到惊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您知道，我曾和一位女士住在一起，她很有教养，而且，已经结了婚，可是，她居然偷我的东西……”
像大多数人一样，他的衣着、家里的陈设和一切盥洗用具都是国产品，都是用本国原料制造的。在同出过国的工程师们往来的时候，斯塔庆柯喜欢在杯酒之间有些老实又有些狡猾地强调这一点。
“是咱们苏联的！”他用那胖胖的、但是和他的臃肿的体格相形之下显得特别小的胖手拉着他的条子上装的袖口说。
旁人也弄不明白，他这样说是表示自豪呢，还是在指摘。
但是他在内心里对同伴们的外国货领带和牙刷却万分羡慕，以致他整个深红色的秃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这小玩意可爱极了！”他说。“真是难以想象，打火机、小折刀、香水喷，都在一块！不，咱们怎么也做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位公民说道，而他的国家却是一个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农妇开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集体农庄的田地里干活的国家。
他称赞外国电影，虽然他并没有看过。他可以一天几次、每次花上几小时去翻阅外国杂志，不是公司里偶然弄来的矿业经济方面的杂志，——他对这种杂志不感兴趣，因为他不懂外文，而且也不想学，——而是同事们有时带回来的那些时装杂志，总之是里面有许多服装优雅的女人和尽可能袒胸露臂的女人的那种杂志。
但是在他的这些言谈、趣味、习惯和嗜好之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使他跟别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有许许多多在兴趣、工作、思想和爱憎方面跟他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斯塔庆柯的交谈中，在某种场合也流露出和他相似的趣味或看法，但是他们却不去想这些趣味或看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占着第十位还是末位，也许只是占一个偶然的位置，可是在斯塔庆柯的生活中这些趣味或看法却是他整个本性的流露。
他这个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脸和秃头都是深红色，说话用的是又轻又低的胸音、一双小眼睛像老酒鬼那样通红、与人无忤而又庄重得体、不露声色的人，也许会这样活下去，也许会活到老死也交不到一个好朋友，但是在他所憎恶的白天和夜晚的办公时间里，在他担任常委的工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在喝酒和打牌时，却受到一致的接待，并且不管他个人愿望如何，在职务上慢慢地一级一级地升上去。他也许会这样活下去，如果……
斯塔庆柯一开头就很清楚，他这个不露声色的人所生活的国家是抵挡不住德国的。这并不是因为他掌握两国资源的情况，也不是因为他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这二者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而是因为这个不符合他生活理想的国家是抵挡不住照他看来是完全符合他生活理想的那个国家的。早在六月的那个星期天，当斯塔庆柯听到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①的时候，他已经在内心感到某种不安，一种在必须乔迁之前所产生的激动。
①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当时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所作关于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的广播演说。
每次传来红军放弃一些城市、离国境愈来愈远的消息时，他也越来越明白乔迁是势在必行了。基辅被占领的那一天，斯塔庆柯似乎已经走上了通往新居之路，而且胸怀宏图，决心将它好好安排和布置一番。
所以到德军开进克拉斯诺顿的那一刻为止，斯塔庆柯在精神上大致也经历了拿破仑逃出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所走过的同样的路程。
斯塔庆柯去进谒冯·文采尔将军的时候，先后受到哨兵和勤务兵的长时间的粗暴的阻拦。该他倒楣，正巧从屋子里走出了维拉外婆。斯塔庆柯一向非常怕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连忙脱帽向外婆低低一鞠躬，装出他只是借道穿过院子从这条街到那一条街上去的样子。外婆并没有发觉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站在庭园门口，总算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个年轻副官。
肥胖的斯塔庆柯脱下帽子，连跑带跳地紧跟在德国军官后面。那副官根本对他看也不看，也不去仔细地听他的话，只是用手指向他点点德军卫戍司令部。
本城卫戍司令是党卫队冲锋队长斯托倍，他的模样跟斯塔庆柯年轻时候在《田地》①杂志刊登的帝王相会的照片上经常看到的那些中年普鲁士宪兵好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冲锋队长斯托倍的体质是容易中风的类型，两撇花白的口髭都捻得紧紧的，像海马的尾巴一样。他的浮肿的、好像灌满啤酒的脸上布满了密网般的青黄色血管，鼓出的眼睛是混浊不清的玻璃瓶的颜色，分不出眼白和瞳人。
①《田地》是一八七○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的附有插图的周刊，在小资产阶级读者中间发行很广。
“您是要到警察队来做事吗？”冲锋队长斯托倍开门见山地嗄声问道。
斯塔庆柯难为情地把头一偏，把他那双手指的颜色和形状都像进口罐头小香肠的又短又肥的手紧贴着大腿，说道：
“我是个经济工程师，我很想……”
“去见宪兵站长勃柳克纳上士！”斯托倍不等他说完就嘶哑地叫了一声，接着把眼白和瞳人不分的、颜色很淡的眼睛一瞪，吓得斯塔庆柯从卫戍司令面前踉踉跄跄地倒退到门口。
宪兵队设在一所单层的长形兵营里，这里很久没有粉刷，表面已经剥落。这座兵营紧挨着小山，在区执委会下面一些，和俗称“八家宅”的城区中间隔着一片空地。从前的市民警局和区民警队都设在那边，斯塔庆柯在战前因为家里失窃曾经毫无拘束地到这里来过几次。
斯塔庆柯由一个持枪的德国兵陪着，走进他熟悉的昏暗的走廊，他突然吓得向后一缩，因为他差一点同一个身材很高、比他高出半截的人撞个满怀。他抬起眼睛一看，认出这个戴老式鸭舌帽的人就是克拉斯诺顿著名的矿工伊格纳特·福明。福明没有人陪。他穿着擦得雪亮的靴子，身上的衣服跟斯塔庆柯的同样体面。这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眨眨眼就公开了，仿佛互不相识。
宪兵队办公室从前是克拉斯诺顿民警队队长的办公室。在接待室里，斯塔庆柯迎面看见面包厂的发货员舒尔卡·雷班德，他的黧黑的、头骨突露的小脑袋上戴着斯塔庆柯非常熟悉的红顶的库班黑皮帽。全城的人都认识这个德国侨民舒尔卡·雷班德，因为他给各个机关的食堂、市消费合作社的面包摊和面包店分发面包。除了“舒尔卡·雷班德”之外，没有人叫他别的名字。
“瓦西里·伊拉利翁诺维奇！……”舒尔卡·雷班德暗暗吃惊地说，但是，他看到斯塔庆柯背后的兵士，就把话咽了下去。
斯塔庆柯把秃头略微向前一歪，说道：
“啊，雷班德先生！我要来……”他接着说的不是“服务”，而是“效劳”。
雷班德先生踮起脚尖，放慢脚步，然后门也不敲就钻进了站长办公室。显然，舒尔卡·雷班德现在是“新秩序”——
秩序①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
①原文为德语。
他在里面待了很久。后来接待室里听到长官唤人的铃声，一个德国文书拉直身上鼠皮色的制服，把斯塔庆柯带进办公室。
勃柳克纳上士实际上并不是一般的上士，而是宪兵队的骑兵军士。而且这里实际上也不是宪兵队，而是克拉斯诺顿的宪兵站。这一区的宪兵队设在罗文基城。不过勃柳克纳上士不仅仅是骑兵军士，而且是宪兵队的骑兵上士。
斯塔庆柯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并不是坐着，而是背着手站着。他个子很高，不很肥胖，但是圆滚滚的肚子下垂着。他眼睛下面浮肿，柔软多皱，颜色发暗，如果仔细研究它的起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勃柳克纳宪兵站长起床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站着而不是坐着①。
①指他患有痔疮或别的病。
“按我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经验，我是个经济工程师，我很想……”斯塔庆柯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把紧并在一起的小香肠似的手指贴在条纹裤上，说道。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回过头来对着雷班德，嫌恶地用德语说道：
“告诉他，我受元首的委托，任命他为市长。”
就在那一秒钟里，斯塔庆柯已经在设想，他认识的人里面，有哪些以前不理睬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