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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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关于这一切想得很多。但现在，他是把它告诉一个跟他的联系较之世界上任何别的联系都更为纯洁和密切的人，这时他似乎又看见了他年轻时代的朋友李莎·雷巴洛娃的诚恳的面孔，看见操劳在她脸上刻下的皱纹，看见她跟他见面以及分别时脸上的那种急躁而又慈祥的表情，痛心的悔恨使他几乎呻吟起来。
于是舒尔迦毫不宽恕自己地告诉瓦尔柯，李莎·雷巴洛娃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怎样自以为是地回答了她。她怎样像母亲似的望着他，不愿意他离去。但他对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的信任竟超过了对自己内心的朴质自然的声音的信任，还是走了。
他愈往下讲，瓦尔柯的脸色就变得愈阴沉。
“纸上的东西！”瓦尔柯叫道，“你记得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对我们说的话吗？……你对纸上的东西反而比对人还相信，”他声调悲壮地说。“是的，我们常常是这样……纸上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写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反而让它控制了我们……”
“这还没有完呢，安德烈，”舒尔迦悲痛地说，“我还要把康德拉多维奇的事讲给你听……”
接着他告诉瓦尔柯，他怎样怀疑从年轻时代就认识的康德拉多维奇。他听到康德拉多维奇的儿子的历史，听到康德拉多维奇在同意让地下组织使用自己住所的时候隐瞒了这段历史，因而对他产生了怀疑。
舒尔迦重新回想起这一切的时候，不禁大为震惊，他怎么会让在普通人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普通事件在他眼中玷污了康德拉多维奇，但是他对素不相识、而且有着许多令人不快的特点的福明，却会发生好感。
瓦尔柯已经听康德拉多维奇亲口讲过这一切，现在他变得更阴沉了。
“形式！”瓦尔柯嗄声说，“习惯于只重形式……我们有许多人看惯了现在大家的生活比我们父亲一辈在旧时代过得好，喜欢从形式看人，希望每一个人都清洁整齐。康德拉多维奇是个老实人，可是在形式上不合适，你就觉得他有污点。而那个该死的福明，却在形式上完全合适，清洁整齐，可是他比黑夜还要黑……我们从前忽视了他的污点，亲手给他刷白，提拔他，表扬他，使他合乎形式，可是后来就是这种形式遮住了我们的眼睛……现在，你还要为它送掉性命。”
“这是实在的，千真万确的，安德烈，”舒尔迦说，尽管他们谈话的内容非常令人痛心，他眼睛里却突然迸射出明朗的光辉。“我在这里不知坐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可是我没有一个小时不想到这件事……安德烈！安德烈！我是个做基层工作的人，我没有资格说，我一生中有多少工作落到我的肩上。现在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就看出我错在哪里，看出我并不是今天才犯错误。我已经四十六岁了，可是二十年来我老在一个地方，所谓在县的范围里，忙忙碌碌！总是做副手……真的！我们这种人从前叫县干部，现在叫区干部。”舒尔迦苦笑了一声。“我周围有许多新的工作人员升上来，还有许多是我的同伴，跟我一样的区干部，升了上去，可是我还拉着那辆旧车。并且习惯了老一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可是我习惯了。而习惯了——这就是说落后了……”
舒尔迦的声音突然停止，他激动得用两只大手捧住了头。
瓦尔柯懂得，舒尔迦是在临死前洗涤自己的灵魂，现在既不能责备他，也不能为他辩白，所以只是默默地听着。
“对我们来说，什么东西可算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为它生活、为它劳动和牺牲呢？”舒尔迦又开口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我们的人更美好的呢？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人民的事业，他们肩负起多少的劳动和苦难！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的定量是八分之一磅的面包，但是他们并不抱怨。他们排队等待去从事重建工作。他们宁愿穿得破破烂烂，也不肯拿自己首创的苏维埃制度去换衣着用品。在这次卫国战争中，他们心甘情愿地、满怀豪情地献出自己的头颅，承担任何的苦难和劳动——连孩子们也挑起这副担子，更不必说妇女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人，像你我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来自普通人民，所有我们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才华和最有名望的人都是来自普通人民！我不用对你说，我一生都是为他们出力……我们这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你老在这些工作里面打转，工作都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可是渐渐地你已经不能觉察，事物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唉，安德烈！我从李莎·雷巴洛娃家里出来的时候，看见那儿有三个青年和一个姑娘，我猜想两个是她的儿女，还有两个是他们的同学……安德烈！你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眼睛啊！他们是怎样地望了我一眼！有一天夜里我在这儿牢房里醒来，突然浑身发抖。共青团员！一定是共青团员！我怎么会不理会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情形？这是为什么呢？我知道是为什么。区里的共青团员们不知有多少次来找我：‘马特维叔叔，给青年们做一次报告吧，讲讲收割、播种的情形，讲讲我们区的发展计划，或者讲讲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可讲的题目多得很。’可是我对他们说：‘我没有时间，你们是共青团员，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有时实在推不掉，只好答应，可是后来做这次报告可费劲啦！你明白，这儿要向州土地部汇报，那儿又有协作和划界的例会，而这儿还要赶到矿山管理处主任家里去，哪怕待一个小时也行，——你瞧，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他的小男孩刚过周岁，他对这件事非常得意，所以就像过命名日和办受洗礼宴一样，——你不去，他会见怪——于是你一天到晚就忙这些，事先没有准备就跑去给其青团员做报告。脑子里记得什么就说什么，左一个‘整个说来’，右一个‘整个说来’，你挖空心思胡吹一通，连自己都听不下去，更不用说青年人了。啊，真丢人！”舒尔迦突然说，他的大脸涨得发紫，他把脸藏在手掌里。“他们希望听你说些教导他们应该怎样生活的良言，可是你却给他们‘整个说来’、‘整个说来’……谁是我们青年的第一个教育者？教师。教师！这个词是多么了不起啊！……我们都是教区学校毕业的，你大概比我早毕业五年，不过你一定也记得我们的教师尼柯拉·彼得罗维奇吧。他在我们的矿上教书教了十五六年，最后因为肺病去世。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给我们听，宇宙——太阳、地球和行星——是怎样形成的，也许他是第一个动摇了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打开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宇宙的人……教师！说起来很容易！在每个孩子都可以受教育的我们的国家里，教师——这是最重要的人。我们的孩子的未来，我们的人民的未来，都掌握在教师手里，都在他的宝贵的心里。在街上看见教师，在五十米之外就应该向他脱帽致敬。可是我呢？……想起来也惭愧：我们这里每年都发生修理校舍的问题、取暖的问题，校长们在办公室门口抓住我，钉着我要木料，要砖头，要石灰，要煤。可是我老是开句玩笑敷衍了事，说什么不是我的事情，让区里去办吧。你知道，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可耻的。我的想法非常简单：采煤的计划完成了，粮食收购的任务超额完成了，秋耕地翻过了，肉类上交了，羊毛上交了，给州委书记的贺信也发出去了，——现在你们别来麻烦我了。这难道不是真的吗？……这我是很晚很晚才懂得的，可是懂得之后，我心里到底舒服些。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舒尔迦带着善良、羞怯、负疚的笑容说。“我是人民的血肉，我来自他们的底层，我是他们的儿子和公仆。早在一九一七年，听了列昂尼德·雷巴洛夫的话我就懂得，除了为人民服务以外，没有更高的幸福。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成了共产党员。你记得我们那时候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斗争吗？我们这批一字不识的父母的孩子是从哪里找到这种精神力量和勇气来抵挡并且战胜德国占领者和白党的呢？那时候，我们以为战胜他们是最困难的事，以后就可以轻松些。哪知道最困难的事却在后头。你记得吗，贫农委员会、余粮收集制、富农匪帮、马赫诺匪帮，突然，这些都完了！来了新经济政策！你去学做生意吧。啊？好吧，我们就开始做生意，而且也学会了！”
“你记得我们是怎样恢复矿井的吗？”瓦尔柯突然非常兴奋地说，“那时候我刚巧复员回来，他们就提拔我，让我做现在已经采空了的那个老掉牙的矿井的井长。真够呛。哎哟哟！……一点业务工作的经验都没有，专家怠工，机器停转，没有电，银行不贷款，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列宁却发来一封一封的电报——送煤来啊，救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对我说来，这些电报就像是神圣的召唤。我早就看见过列宁，就像现在看见你这样，那还是在十月革命时期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刚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我记得，我走到他跟前，用手摸摸他，因为我不相信这是像我一样的血肉之躯……好吧，我把煤送去了！”
“是啊，不错……”舒尔迦高兴地说，“那几年咱们这些县干部或是区干部挑过多少重担啊！我们不知碰到多少麻烦！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有谁像咱们区干部那样挨过那么多的骂！所有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不论是从前的和现在的，大概谁也没有像我们那样老是挨训！”舒尔迦说时脸上带着幸福的表情。
“是啊，要说挨训的话，我想我们经济工作人员不见得比你们少。”瓦尔柯带着苦笑说。
“不，不错，”舒尔迦用充满热情的声音说，“不管我把自己骂得多厉害，还是应该给咱们这批区干部立一块纪念碑。我开口闭口老是说——计划、计划……可是你倒试试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像钟表一样，千百万公顷的土地要耕种，麦子要收割，要脱粒，要交给国家，要按照劳动日分配。还要磨面粉，还有甜菜、葵花子、羊毛、肉类缴售，还要发展牲畜，还要修理拖拉机和我们的全部技术设备，这种设备全世界都没有，他们连做梦都没有见过！……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穿得好，吃得好，饭后还要来一杯加糖的茶。咱们这批热心的区干部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为的是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可以说，咱们这批区干部在粮食和原料方面是把整个卫国战争都背在肩上了……”
“那么经济工作人员呢？！”瓦尔柯又是愤愤不平同时又非常兴奋地说。“对啦，如果要为什么人立纪念碑，就该为他们立！如果说有人背负过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现在又背负着整个卫国战争，那就是他们！难道不对吗？在农村里那算什么计划？在工业方面才是计划呢！在农村里哪谈得上什么速度？在工业方面才谈得上速度！我们学会了建设什么样的工厂啊！又干净，又精致，像钟表一样！还有我们的矿井呢？资本家的矿井，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们的新一号井？那真叫是宝贝！他们那些资本家已经习惯了享现成福。可是我们要讲速度，要大规模地建设，所以永远很紧张：工作人手不够，建筑材料不够，运输工具落后，大大小小的困难不知有多少，可是我们仍旧不断地前进。不，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这是巨人！”
“对，一点不错！”舒尔迦脸上露出快活和幸福的样子说。
“我记得，在一次集体农庄的会议上叫我们去参加决议起草委员会。在那儿谈到咱们区干部。一个年纪轻轻、戴眼镜、当时被称做红色教授的人，非常傲慢地谈到我们的弟兄，说我们落后啦，不读黑倍尔啦，还说我们不是每天洗脸啦。于是那边就对他说：‘最好是培养您去做区干部，那您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哈—哈—哈！”舒尔迦高兴地笑起来。“当时人们把我当做农村工作专家，真是非同小可——所以常常把我从一个村子调到另一个村子，去帮助农民消灭富农，帮助他们搞集体化……不，那是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谁也忘不了。全体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们真是废寝忘食……当时有许多农民摇摆不定，可是在这次战争以前，连最落后的人也感到了那些年代的伟大成绩……真的，在战前我们的生活的确开始过得比较好了！”
“你还记得当时我们井上的情况吗？”瓦尔柯说，他的茨冈人那样的眼睛微微闪着光。“我一连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井上。真的，你现在四面望望——你简直不相信：难道这一切都是我们亲手搞出来的？说实在的，有时我觉得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做的，而是我的一个近亲做的。现在我只要闭上眼睛，就看见在建设中的我们的整个顿巴斯和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所有的夜战……”
“是啊，在历史上，随便什么人都没有像我们那样肩负过那么多的工作，可是你看，我们并没有被压得直不起腰来。所以我要问：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舒尔迦带着天真稚气的表情说。
“可是我们的敌人却以为我们是怕死的，这些笨蛋！”瓦尔柯冷笑了一声。“我们布尔什维克对于死已经习惯了。不管什么样的敌人都想杀害我们布尔什维克！沙皇的刽子手和宪兵杀害我们，十月革命的时候军官学校学生杀害我们，白党、世界各国的干涉军、马赫诺匪帮和安东诺夫匪帮①杀害我们，富农用短筒枪朝我们开枪，可是靠着人民的爱护，我们仍旧活着。现在让德国法西斯匪徒来杀死我们吧，可是到末了躺在地上的还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对吗，马特维？”
①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间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在旧唐波夫省组织了一次富农的反苏维埃叛乱，红军依靠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持，扑灭了这次叛乱。
“这是千真万确的，安德烈！……我永远会感到骄傲，因为命运让我，一个普通的工人，能在我们党内通过自己的生活道路，正是我们的党给人们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道……”
“千真万确，马特维，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瓦尔柯怀着在他这样严峻的人说来是出人意外的感情说道，“另外我还有这样的幸运，在我临死的时候有你马特维这样的同伴……”
“我真心感谢你这样称赞我……我一看就知道，你的灵魂有多美，安德烈……”
“我们死后，愿留在世界上的我们的人能够幸福！”瓦尔柯轻声地、庄严地说。
安德烈·瓦尔柯和马特维·舒尔迦就这样在临死的时候相互倾诉衷肠，卸下良心上的重担。
第35章午后，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和副宪兵站长巴尔德到离克拉斯诺顿大约三十公里的罗文基城的区宪兵队去了。党卫队分队长彼得·芬庞临时调到克拉斯诺顿宪兵站上工作，他知道这两位站长是送审讯材料到区宪兵队去，然后从那边得到如何处置被捕者的命令。但是彼得·芬庞凭他的经验已经知道，将是怎样的命令；他的上级对这一点也知道，因为他们临行之前就吩咐芬庞派党卫队的兵士去封锁公园地区，不准任何人走进公园。而埃德华·鲍尔曼中士手下的一小队宪兵，又被派到公园里去挖一个大坑，如果里面的人一个紧挨一个站着，要能够容得下六十八个人。
彼得·芬庞知道，他的上级一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