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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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方经过克拉斯诺顿被赶往西方的俘虏的洪流完全停止了。但是由西向东的德国的和罗马尼亚的军队、辎重车、大炮和坦克却络绎不绝；它们一去就不再回来，而新的军队还是源源不断地开过去，克拉斯诺顿也经常日夜不断有德国官兵和罗马尼亚官兵逗留，这也使人觉得，这种情况要永远这样继续下去。
在柯里亚舅舅和柯舍沃伊两家的房子里，同时有一个德国军官——受伤休假后重返前线的“飞行好手”——和一个带着勤务兵的罗马尼亚军官住了几天。勤务兵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会说俄语，碰到什么就偷什么，一直偷到大蒜头和家庭照片的镜框。
罗马尼亚军官是个小矮个儿，留着两撇乌黑的小胡子，两只小眼睛鼓出来，动作非常灵活，连鼻尖都经常在动，他穿一身浅绿军服，打着领带，佩着有金穗带的肩章。他住在柯里亚舅舅的小房间里，但是整天不在家，换了便服满城乱串，调查矿井、机关和军队的情况。
“你的主人怎么穿便服？”柯里亚舅舅问勤务兵，他跟那个勤务兵几乎已经有了交情。
快活的勤务兵鼓起腮帮子，用巴掌朝腮帮子上一拍，像杂技团小丑那样噗的一声喷出一口气，非常亲切地说：
“他是个间谍！……”
在这次谈话之后，柯里亚舅舅就再也找不到他的烟斗了。
那个德国”飞行好手”把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挤到外婆那里，把奥列格挤到柴房里，自己住在大房间里。这是一个皮肤白皙、眼睛通红的大汉，身上挂满因为在法兰西和哈尔科夫作战有功而获得的勋章。他被卫戍司令部送到这儿来的时候，喝得烂醉如泥；他所以会在这里待上几天，无非是因为他继续日夜狂饮，怎么也不能清醒过来。他拚命要把屋子里所有的人（除了罗马尼亚人，因为他根本没有发觉他们的存在）都拉来跟他一同狂饮；要是没有人陪他聊天，他简直连一秒钟都过不下去。他用令人作呕的德国腔的俄语说明他要先打垮布尔什维克，然后打垮英国人，再打垮美国人，到那时候就会天下太平。但是在临行之前，他却陷入了极度的忧郁。
“斯大林格勒！……哈！……”他竖起紫红色的食指说。
“布尔什维克在打炮……砰！我就要完蛋了！……”从他的血红的眼睑里涌出了伤心的泪珠。
临行之前，他刚好清醒到可以在人家院子里用毛瑟枪打死几只母鸡的程度。这些鸡他无处可藏，只好把它们的腿缚住，在他收拾行李的时候，它们就躺在台阶旁边。
罗马尼亚勤务兵把奥列格叫到跟前，指指那些鸡，鼓起两腮，像杂技团小丑那样噗的一声喷出一口气。
“这就是文明！”他亲切地说。
于是奥列格就再也看不到他的铅笔刀了。
在“新秩序”下的克拉斯诺顿，也形成了像在什么海德堡或是巴登—巴登①那样的一批“社会精华”——一级一级不同官衔和不同地位的人。站在这架梯子顶上的是宪兵站长勃柳克纳、宪兵副站长巴尔德和第十办事处首脑施维德中尉。这位中尉一向习惯于在德国企业中那种一成不变的、各方面都事先筹划好的、清洁整齐的环境里工作。关于他管辖下各企业的工作情况中使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曾对巴腊柯夫谈过；他自己也没有发觉，这种令人棘手的状况怎么竟逐渐变成了他独特的经营方针。事实上，如果没有工人，没有机器，没有工具，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坑木，而且老实说，没有矿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有煤。所以如果仅就他每天早上经常检查俄国马夫是否用燕麦喂了办事处的德国马匹和签署公文来说，他倒是在认真执行他的职务。其实他是以更大的精力把其余的时间花费在他私人的鸡鸭棚上、猪圈上、牛栏上以及举行晚会招待德国行政官员上面。
①海德堡和巴登—巴登都是德国城市名。
在这个梯子稍低的梯级上站着施维德的副手费耳德纳、施普利克上尉和穿短裤的特派员桑德斯。再低一些是“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和市长斯塔庆柯。斯塔庆柯态度非常庄严，一早就喝得醉醺醺的，在一定的钟点携带雨伞规规矩矩地踏着泥泞到市参议会去，也是这样准时地从市参议会回家，好像他真是在管理什么大事似的。在梯子最下一级的是芬庞军士和他手下的兵士，执行一切命令的也就是他们这批家伙。
在十月间大雨如注的日子里，这个令人喜爱的小矿城是多么荒凉和不幸啊！到处都是泥泞，没有燃料，没有电灯，屋前没有栅栏，庭园里的树木被斫伐一空，空房子里的窗玻璃都被打碎，里面的东西被过路的兵士偷走，家具也被德国当局的官员拿去陈设他们的住宅。人们都形销骨立，衣服破烂，不名一文，大家见面的时候彼此都不相识了。所以常常连最普通的人也会因为这样的念头突然停在街心发愣或是半夜在床上醒来：“难道这都是真的？这会不会是梦？会不会是幻觉？
我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只有突然不知从何处出现在墙上或是电线杆上的小小的、被雨水打湿的传单，用“斯大林格勒”这几个字像烈火般燃烧着人们的灵魂，还有大路上经常发生的爆炸的轰隆声，才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宣告：“不，这不是梦，也不是幻觉，这是现实。斗争在进行着！”
滂沱的秋雨随着秋风已经下了几个昼夜，有一天，一辆车身低矮的灰色的德国汽车把刘勃卡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送回来，一个年轻的德国中尉先跳下车，给她拉着车门，等她头也不回地拎着小手提箱跑上自家台阶的时候，他还向她行了一个敬礼。
这一次，她母亲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夫娜实在忍不住了，等她们睡下的时候，她说：
“你应该检点一些，我的小刘巴……你知道，人家在怎么议论吗？‘她跟德国人打得火热’……”
“人家是这么议论的吗？这倒不错，妈妈，这对我甚至十分有利。”刘勃卡说着就笑起来，不多一会就蜷起身子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万尼亚知道她已经回来，就冒着雨，踩着没膝的泥泞，用两条长腿几乎是跑过他住的那条街和“八家宅”中间的大片空地，连门也不敲就跑进了谢夫卓夫家的宽敞的上房。这时，他已经冻僵了。
只有刘勃卡一个人在家，她一手拿着一面小镜子照着，另一只手一会整理她那没有梳过的松散的发卷，一会抚摸穿着绿色家常连衣裙的腰部，光着脚在房间里沿着对角线走来走去，嘴里说着下面这一类的话：
“嗳，你这个刘勃卡—小刘巴！凭哪一点男孩子们要这么喜欢你，我简直弄不明白……你到底有哪一点好看？呸，你大嘴巴，小眼睛，面貌不端正，身段……唔，身段倒还不错……不，身段的确不错……不过，要是仔细研究……要是你去追求他们倒也罢了，可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呸！去追求男孩子！不，我简直不明白！……”
于是，她就对着小镜子左顾右盼地抖着发卷，光脚板清脆地打着拍子，在房间里沿着对角线跳起切乔特卡舞来，一面哼着：
刘勃卡，小刘巴，
我亲爱的小刘巴……
万尼亚不动声色地对她注视了一会，认为该咳嗽一声的时机已经到了。
刘勃卡非但没有感到狼狈，反而露出近乎挑战的神气，不慌不忙地放下镜子，转过身来。她认出是万尼亚，就眯起蓝眼睛，清脆地大笑起来。
“谢辽查·列瓦肖夫的命运我完全清楚了。”万尼亚用有点喑哑的低音说，“他不得不到女皇那里给你弄一双女靴来啦①……”
①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根据乌克兰民间传说写成的小说《圣诞节前夜》。这篇小说叙述铁匠瓦库拉爱上了奥克桑娜，但是奥克桑娜娇纵成性，要铁匠弄到女皇穿的靴子才答应嫁给他。瓦库拉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弄到了女皇的靴子回来。
“你可知道，万尼亚，这真是怪事，我爱你甚至要超过爱这个谢辽查！”刘勃卡嘴里虽这么说，但是毕竟有点窘。
“可是我的眼睛近视得厉害，说老实话，我觉得所有姑娘们的脸都是一个模样。我只能凭声音来辨别她们，而且我喜欢的姑娘嗓门要低低的，像祭师那样。可是你的嗓子，你知道，就像银铃一样！”万尼亚沉着地说，“你家里有人吗？”
“没有人……妈妈到伊凡卓娃家去了。”
“我们坐下来吧。还有，你把镜子放好，免得我神经紧张……刘波芙·葛利高利耶芙娜！除了你的日常工作之外，你有没有考虑到伟大的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快要到来了？”
“当然啰！”刘勃卡说，虽然凭良心说，她把这事简直给忘了。
万尼亚朝她弯下腰来，凑着她的耳朵轻轻说了几句话。
“啊，真妙！真了不起！想出了这样的好主意！”于是她就真心诚意地对准万尼亚的嘴巴吻了一下，使他窘得几乎掉下了眼镜。
……“好妈妈！你以前染过什么衣服没有？”
母亲莫名其妙地望着刘勃卡。
“比方你有一件白上衣，可是你想把它变成……蓝的。”
“当然染过，好闺女。”
“那么红的你也染过吗？”
“什么颜色还不是都一样……”
“你教教我吧，妈妈，也许我要给自己染点什么东西。”
……“玛鲁霞姑姑，你染过衣服没有，把一种颜色染成另外一种颜色？”沃洛佳·奥西摩兴问他的玛鲁霞姑姑，她带着孩子就住在离奥西摩兴家不远的一所小房子里。
“当然染过，沃洛佳。”
“有两三个枕头套，你能不能给我染成红的？”
“不过有时候它们很容易掉色，沃洛佳，那时你的腮帮子和耳朵都要染红了。”
“不，我不预备枕它，我只是白天把它套上，纯粹是为了好看……”
……“爸爸，我确信，你不单会做漆木料的油漆，还会做漆金属的油漆。你能不能把一条被单染成红的？你知道，这些地下工作者又来向我请求：‘给我们一条红被单。”啊，我对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若拉这样对父亲说。
“染倒可以染。不过……到底是一条被单！要是被妈妈知道了呢？”父亲担心地回答说。
“请你们把这个问题在你们中间彻底明确一下，你们俩究竟谁是一家之长——是你呢，还是妈妈？到底是谁？……问题很清楚：红被单是非要不可的。”
华丽雅收到谢辽萨的那张字条之后，从来没有跟他提起过这张字条，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她。但是从那一天起他们已经分不开了。天一亮，他们就想见面。通常是谢辽萨到“木头街”来，在她们家里，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特别是小刘霞，对这个长着一头粗硬的鬈发，甚至在十月的这些寒冷多雨的日子里都打赤脚的瘦削的小伙子不仅习惯，而且很喜欢他，虽然有她们在场的时候他大多是不作声的。
有一次小刘霞甚至问道：
“您为什么这么不爱穿皮鞋？”
“光脚跳起舞来方便些。”谢辽萨笑着说。
可是从此以后，他来的时候就总是穿着皮鞋，——他只是找不出时间来修补它。
在“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中间突然对染布发生兴趣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谢辽萨和华丽雅要在夏季剧场放映电影时散发传单——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过去名叫列宁俱乐部的夏季剧场，设在一座高高的、用木板搭的长形建筑物里，舞台上从来没有幕幔，看上去很不舒服，遇到放电影的日子就在前面挂一幅布幕。人们坐在凳脚埋在地里的白木长凳上，座位越到后排越高。在德军占领克拉斯诺顿以后，这里就放映德国影片，大部分是战事新闻片；有时也有外地的戏班子来演出几个杂技节目。剧场的座位不编号，票价一律，占到什么座位全凭观众的气力和劲头。
华丽雅像平时一样，挤到场子里靠近后排的那一边，谢辽萨却留在靠近前排的入口这一边。熄灯后，当场内还在进行抢座位的争夺战的时候，他们就把传单扇形地朝观众撒出去。
响起了一阵叫喊声和尖叫声。传单被争先恐后地抢去了。谢辽萨和华丽雅走到约定的老地方，在支撑着建筑物的、从舞台数过来是第四根的柱子旁边碰头。像平时一样，总是观众比座位多。谢辽萨和华丽雅留在站在走道里的观众中间。一道圆锥形的、尘埃弥漫的、一闪一闪的蓝光从放映室射到银幕上，这时谢辽萨用胳臂肘微微碰了碰华丽雅的胳臂肘，再朝银幕的左面使了个眼色。一面深红色的、正中有一个白圆圈和一个黑A字的德国法西斯大旗，从顶灯那里挂下来，遮住了整个这部分的舞台。由于场内空气的流动，旗子微微飘动着。
“我到台上去，你随着大伙出去，跟女查票员瞎扯一会……要是有人来打扫场子，至少也要拖它五六分钟。”谢辽萨凑着华丽雅的耳朵轻轻地说。
她默默地点点头。
银幕上，在德文的片名上面，出现了用俄文加写上去的白字：《她的第一次经历》。
“等一会来看你好吗？”谢辽萨有些胆怯地问。
华丽雅点点头。
在换最后一部胶片之前，灯光刚灭，谢辽萨就离开华丽雅消失不见了。他消失得不见影踪，这是谢辽萨特有的本领。在站着人的走道里，没有一处看得出有人移动过。可是她仍旧很好奇，想知道他是怎么干的。华丽雅一面向出口处挤，一面用眼睛盯着银幕右边的小门，——谢辽萨只有通过这扇小门才能不被人察觉地溜上舞台。电影放完了。观众乱哄哄地涌向出口，灯亮起来，可是华丽雅却始终什么也没有看见。
她随着大伙出了剧场，在出口对面的树下站住。公园里又黑、又冷、又潮湿。树叶还没有掉光，潮湿的残叶拂动时发出好像叹息的声音。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批观众在走出剧场。华丽雅跑到女查票员面前，弯下腰，借着从剧场打开的门口照射出来的微光，在那块被微光照亮的长方形的地上，好像要找寻什么东西。
“您在这里捡到一个小钱包没有，皮的？”
“你这个姑娘真是，人刚散，叫我到哪儿去找！”上年纪的女查票员说。
华丽雅弯着腰，用手指在被人践踏的泥地上东摸一下，西摸一下。
“它准是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我走出来的时候掏了一下手帕，走了没有几步，一看——钱包没有了。”
女查票员也开始在周围寻找。
谢辽萨并不是从小门进去，而是直接越过乐池的小栏杆爬上了舞台。这时，他正在那里使劲扯着舞台上的旗子，打算把它从舞台顶灯上拉下来，但是它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谢辽萨再攀上一点，往上一蹿，用胳臂勾住旗子，让身子悬空荡着。挂旗子的绳断了，谢辽萨差点连旗子一起跌进乐池。
半明半暗的空场子的门大开着，面对着公园。他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不慌不忙地把那面法西斯大旗整整齐齐地对折起来，然后一折为四，再对折一下，使它可以藏在怀里。
看门人从外面关上放映室的门，从黑暗中走到被场内射出来的光线照亮的地方，走到正在找寻钱包的女查票员和华丽雅跟前。
“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