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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青年近卫军-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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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完这个他们休息了一会。哨兵在台阶上踏步,显然他觉得很冷,因此他们只好耐心等他走开:他们怕他在台阶上会听见刘勃卡在屋子里走动的脚步声。哨兵一走,谢辽萨就把身子略微往下一蹲,把双手十指交叉,伸到刘勃卡面前。刘勃卡抓住窗框,一只脚踩在谢辽萨的手上,把另一只脚跨过窗台,又用一只手抓住里面的墙,骑上了窗台,这时她感到窗框下部的板条硌她的腿。但是她已经顾不得这些小事。她把那条腿慢慢地伸下去,让它碰到地板。现在刘勃卡已经进到里面了。

  谢辽萨把汽油桶递给她。

  她在里面待得时间相当久。谢辽萨非常担心,生怕她在黑暗里撞在桌椅上。

  等刘勃卡又在窗口出现的时候,她身上已经散发出强烈的汽油味。她对谢辽萨笑笑,把一条腿跨过窗台,再把一只手和头伸出来。谢辽萨夹住她的胳肢窝,帮她爬出窗口。

  谢辽萨一个人站在发出汽油气味的窗口,一直等到他估计刘勃卡和维佳已经走得相当远的时候。

  那时他从怀里摸出一只燃烧瓶,使劲把它扔进窗洞里。爆燃的火光非常强烈,有一霎时竟照得他眼花缭乱。他没有再扔其余的几瓶,就沿着山岗朝铁路支线奔去。

  哨兵喊叫着,在他后面开枪,有一颗子弹高高地在他头顶上嘘的一声飞了过去。周围的地形一会被一种死白色的光照亮,一会又隐入黑暗。突然一根火柱腾空而起,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这一夜邬丽亚和衣躺着。她有时蹑手蹑脚地(免得惊醒别人)走到窗前,微微掀开黑窗帘的一角。但是周围是一片漆黑。邬丽亚在为刘勃卡和谢辽萨担心,有时她觉得她不该想出这个主意。长夜漫漫,邬丽亚疲不可支,不觉打起盹来。

  突然她醒了过来,向门口冲去,轰隆一声撞倒了椅子。母亲也醒了,吃惊地、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但是邬丽亚没有回答她,只穿一件单衣服就冲到院子里。

  山岗后面的城市上空红光满天,可以听到遥远的枪声,邬丽亚觉得她还听到了喊叫声。火光的反照甚至把这辽远城区人家的屋顶和院子里的边屋都从黑暗中显现出来。

  但是火景并没有在邬丽亚心里引起她所期待的那种感觉。天空的火光和它在边屋上的反照、叫喊声、枪声和母亲的惊骇的声音,——这一切在邬丽亚心中交织成一种模糊的担心的感觉。她是在为刘勃卡和谢辽萨担心,她特别担心的是:怕在这样搜索他们的时候会影响到他们的整个组织。她又担心,怕在这次迫不得已而采取的危险的破坏活动中会使她丧失存在于世界上和她在自己心灵里感到的那种至高至善的东西。这种担心害怕的滋味,邬丽亚还是初次体验到。


第51章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各区的几十架秘密的收音机,收听了苏联情报局的《最新消息》,获悉苏军已经切断供应斯大林格勒城下德军战线的两条铁路,俘获了大批俘虏。普罗庆柯一步一步地、一天一天地准备起来的,受他指导的那全部看不见的地下工作突然公开化,开始采取全民运动的规模来反对“新秩序”了。

  每天都有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于是那原先像期待、像希望一般在每个苏联人心里朦胧发光的一切,突然像沸腾的热血涌上他的心头:“他们要来了!”

  十一月三十日清晨,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像平时一样提着奶桶来给刘季柯夫送牛奶。刘季柯夫丝毫没有改变从他进厂工作以来所规定的生活秩序。这是星期一早上,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看到刘季柯夫已经穿上他那套因为经常接触金属和机油而发亮的旧衣服,——他准备去上工。从前,在被占领以前,刘季柯夫在工作时间也穿这套衣服。他到了他的小小的办公室,再罩上一件蓝色长工作服。不同的只是从前这件工作服就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里,现在刘季柯夫是把它卷起来夹在腋下带着。工作服已经放在厨房里的矮凳上,等待他吃完早点去拿。

  从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脸上,刘季柯夫知道她又带来了消息,而且是好消息。刘季柯夫和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出于礼貌跟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说笑了几句,(虽然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他住在她们家的这几个月里,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始终那样,从没有流露出她觉察到什么。)

  就走进他的小房间去了。

  “瞧,这是特地为您抄来的……昨天晚上收的。”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激动地说,她从怀里摸出一张密密麻麻地写满小字的小纸片。

  昨天早上她带给他的是苏联情报局关于苏军在中线、在维里基—鲁基和尔热夫地区大举进攻的《最新消息》。现在这是我军到达顿河东岸的消息。

  刘季柯夫半晌一动不动地望着那张纸条,然后抬起严峻的眼睛望着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说:

  “完蛋了……希特勒完蛋了……”

  据目击者说,德国兵投降时说的就是他用的这些词。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非常严肃,并且拥抱了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她眼睛里涌出了喜悦的泪水。

  “要复制吗?”她问。

  最近他们几乎没有散发自己的传单,而是散发苏联飞机在约定地点投下来的铅印的苏联情报局的公报。但是昨天的公报非常重要,所以刘季柯夫吩咐发一次传单。

  “让他们把两个公报并在一块,今天夜里贴出去。”他说。他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把纸片放在烟灰缸上烧掉,捻碎了灰末,再推开通风小窗,把灰末吹到菜园里。

  一阵寒气向刘季柯夫迎面扑来,他突然把目光停留在菜园里被冻坏的向日葵叶和南瓜叶上覆盖着的霜上。

  “冷得厉害吗?”他有些担心地问。

  “跟昨天一样。水洼子连底都结了冰,还没有化冻。”

  刘季柯夫的前额上现出了皱纹,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在想什么心事。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还等待他再发出别的命令,可是他仿佛把她忘了。

  “我走了。”她轻轻地说。

  “好,好。”他好像醒悟过来似的答应了一声,接着重重地发出一声长叹。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听了不禁暗自想道:“不知他身体可好?”

  刘季柯夫的身体是不好:他患有痛风和气喘病。不过这些病他早就有了,所以并不是为了这个引起他的沉思。

  刘季柯夫知道,在他们那种情况下,灾祸总是来自你意想不到的那一头!

  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刘季柯夫的地位是有利的。他的地位之所以有利,就在于他不跟德国行政当局直接打交道,他可以违背它的命令行动而对它不负责任。向德国行政当局负责的是巴腊柯夫。但正因如此,凡是有关生产的事,根据刘季柯夫的指示,巴腊柯夫总是尽力做得让行政当局和工人觉得他是一个替德国人卖力的厂长。他尽力这样做,只有一件事除外:对刘季柯夫所干的反对德国人的事,巴腊柯夫应当视若无睹。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精力充沛、办事积极、调度有方的巴腊柯夫全力以赴地从事建设,——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不惹人注目的、谦逊的刘季柯夫则把一切都破坏掉,——这是没有人看见的。工作没有在进行吗?不,一般地说它甚至是在进行,不过进度比预期的要缓慢。原因呢?原因仍旧是那一套:“没有工人,没有机器,没有工具,没有运输工具,既然什么都没有,那就怨不得别人。”

  根据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之间的分工,巴腊柯夫恭恭敬敬地从上级那里接受一大堆命令和指令之后,一面把它们的内容通知刘季柯夫,一面展开狂热的活动来实现这些指示和命令。而刘季柯夫则又把一切都破坏掉。

  巴腊柯夫要恢复生产的狂热活动一无成就。但是它却出色地掩护着巴腊柯夫的另一种成绩显著的活动;在那种活动中,巴腊柯夫的身分是在通过克拉斯诺顿和附近各区的各条大路上进行的游击队袭击和破坏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在瓦尔柯牺牲后,刘季柯夫就担负起在本城和本区所有煤矿企业和其他企业里组织怠工的工作,首先是在中央电机工厂里组织怠工的工作,因为要恢复矿井和其他企业里的设备,主要取决于这个工厂。

  区里的企业很多,德国行政当局由于找不到必要数量的忠实走狗,因此无法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老百姓历来称做“磨洋工”的那种情形,到处都是:人们不是在干活,而是在“磨洋工”。

  自觉自愿地担负起主要“磨洋工的”脚色的,也大有人在。

  譬如,柯里亚舅舅的朋友裴斯特利诺夫在第十办事处担任着类似办事员或是文书的职务。按他所受的教育和能力来说,他都是工程师,可是他在办事处里非但自己啥事都不干,而且把矿上所有啥事都不干的人都聚集在自己周围,教他们怎样让矿井里其他所有的人也不干活。

  从某一个时期起,康德拉多维奇老头常来找他。在谢夫卓夫、瓦尔柯和舒尔迦等一批同伴牺牲之后,康德拉多维奇老头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像空旷的高地上一株干枯的老橡树。老头心里有数,德国人是看在他儿子的份上而不来碰他,他儿子在贩卖私酒,结交“警察”和宪兵队里的下级军官。

  尽管如此,儿子在罕有的肯说真心话的时候还是肯定地说,德国政权对他不及苏维埃政权对他有利。

  “大伙都穷得要命,谁也没有钱!”他甚至带有几分悲哀地承认道。

  “你等着吧,等你兄弟从前线回来,你就可以归天了,那里没有忧愁,也没有叹息。”老头用他那低哑的声音沉着地说。

  康德拉多维奇照旧哪儿也不去工作,整天在各个小矿井里和矿工家里晃荡,而且无形之中搜集了德国行政当局在各个矿井的形形色色卑鄙龌龊、胡作非为和差错失算的材料。作为一个经验丰富、技术高明的老工人,他瞧不起德方管理人员在经营方面的无能;他的看法愈得到证实,他的蔑视也随之愈加增强。

  “青年工程师同志们,你们自己倒来评评看。”他对裴斯特利诺夫和柯里亚舅舅说,“什么都在他们手里,可是全区一天只出两吨!唔,我懂得,那是资本主义,而我们,可以说是替自己干的。但是他们到底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可是我们只有二十五年,——他们多少也该学到一点经验吧!再说这批全球闻名的大老板,这批大名鼎鼎的财政专家,还进行过世界性的掠夺呢!呸,算了吧!”老头用他的可怕的低音沙哑地说道。

  “暴发户!到了二十世纪,他们连掠夺也没有搞成:一九一四年他们吃了败仗,现在又要垮了。他们掠夺成性,可是没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实际生活中的上层人物尽是些流氓和小市民……全世界的人都亲眼看到,他们的经营方法是完全失败了!”裴斯特利诺夫恨恨地呲着牙说。

  于是这两个青年工程师和这个年迈的工人就不太费劲地草拟出一套计划,每天怎样来破坏施维德花费在采煤上的那一点努力。

  好几十个人的活动就是这样支持着地下区党委的活动。

  刘季柯夫在他本人工作的工厂里来做这一切是比较困难和危险的。他遵守着这样的规则:不停歇地完成本身在生产中不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切小件定货,对大件定货却无限期地一拖再拖。从他们在德国人管理下开始工作的最初几天起,工厂里就在给几个大矿井修理几架压力机和抽水设备,但是直到现在一样也没有修好,什么都恢复不起来。

  然而又不能太叫巴腊柯夫厂长为难,使他所采取的措施全部落空。因此某些工作也做到完成或是接近完成,但是意外的事故又使整个工作停顿下来。马达不断损坏,——里面只是被撒了点砂子。在修理马达的时候,就安上发动机来代替,但是忽然发动机也出了毛病,因为在汽缸烧得太热的时候灌进了冷水。刘季柯夫在每个车间里都有自己人来做这种毫不显眼的破坏活动。他们表面上服从他们的车间主任,但是事实上只执行刘季柯夫的指示。

  最近巴腊柯夫招雇了许多新工人,这些人以前都是军人。在锻造车间里有两个共产党员——红军军官——在做锻工。这两个人是夜间在各条大路上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的游击小组的指挥员。为了给自己人找借口脱产,就广泛采用以出差为幌子的办法,名义上是到分布在其他各区的工厂去采购工具或是添置设备。而为了避免引起没有被吸收进地下组织的工人们的怀疑,也派他们去出差。工人们都相信,确实是弄不到设备和工具,而上级也看到,厂长和各车间主任都在想方设法。工作无法进展是有正当理由的。

  工厂成了克拉斯诺顿地下组织的主要中心:无人知道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总在手边,跟他们联系很简单、很方便。

  但是危险也就在这里。

  巴腊柯夫的工作做得大胆、沉着、有组织、有计划。作为一个军人和工程师,他对细小的事情也不放过。

  “你知道,我的工作安排得连水都泼不进。”他在得意的时候对刘季柯夫说。“我们考虑问题为什么总要拿我们是比他们笨这一点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呢?”他说,“既然我们是比他们聪明,我们就一定可以用计谋胜过他们。而且我们一定会胜过他们!”

  刘季柯夫把他的沉重的下巴垂到胸口,因此他的脸显得更往下坠,——这一向是刘季柯夫不满意的征兆,——他说:

  “你说得太轻松了。这是些德国法西斯分子。他们并不比你聪明,也不比你狡猾,这是确实的。但是他们不必弄清楚你有理没理。他们一看见工作不在进行,就要砍你的脑袋,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然后再派一个坏蛋来代替你。到那时候我们大伙不是完蛋,就是得逃跑。可是我们没有权利逃跑。不,老弟,我们是走在刀刃上,你如果已经小心谨慎了,你还得加倍地小心谨慎。”

  黑夜里,刘季柯夫在他的小屋里躺在床上沉重地翻来覆去的时候,考虑得愈来愈多的就是这些事,所以他就难以入睡。他还想到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过去……

  完成定货的期限拖得愈长,记在巴腊柯夫帐上的过错、破绽、事故积得愈多,他在德国行政当局面前的地位也就愈尴尬。然而更危险的是:久而久之,厂里的工作人员逐渐明白,而且也不可能不明白,在这个工厂里是有人在有意识地进行破坏。这种人的圈子愈来愈扩大,其中有不少是经验丰富的工人。

  经常跟德国人周旋、会说德语、在生产工作中要求严格的巴腊柯夫,在工人圈子里被认为是德国方面的人。大伙都避着他,所以在这儿工厂里对他恐怕不会产生怀疑。怀疑只能落到刘季柯夫身上。在克拉斯诺顿,相信刘季柯夫是真心替德国人做事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他是属于过去被称为“工人阶级的良心”的那一类型的俄罗斯工人。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信任他,——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车间里直接听命于刘季柯夫的有几十个人。不管刘季柯夫怎样装聋作哑,不管他的态度是多么谦虚,从事生产工作的人还是不能不注意到,刘季柯夫每逢遇到困难、好像有些犹豫或是有点慌乱时随便说出的指示,总是不利于生产的。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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