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3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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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一夫一妻制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婚姻宣言！
一八八四年，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阐明了家庭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化，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最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家庭观。人类的婚姻从群婚制过渡到个体婚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一夫一妻制的出现，有其历史的渊源。
处于群婚制的原始社会初、中期，无所谓婚姻，也无所谓家庭。到了生产力较大提高的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发生了变化，随着男子成为新的财富 （即畜牧群）的掌管者，它一方面使得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方面，又产生了男子想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个意图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真被废除了。恩格斯进一步分析说：“它（指一夫一妻制）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 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诞生的一夫一妻制，是人类婚姻的巨大变化，也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
尽管恩格斯在撰写本书时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诞生，但他却预言：真正使一夫一妻制名副其实，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一夫一妻制，顾名思义，应该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那么，公有制的一夫一妻制和私有制的一夫一妻制，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婚姻法学专家巫昌祯，她说：
“它们的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公有制的一夫一妻制是真实的，而私有制的一夫一妻制是虚伪的，名不副实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法律上虽然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在现实中，多妻制同时存在，只不过这种多妻制是通过‘纳妾’来完成的。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情妇现象’就是一夫一妻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纳妾’的变种。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夫一妻制是真实的，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就要对通奸、姘居、重婚等行为，分别予以制裁。
“第二点，公有制的一夫一妻制是全面的，而私有制一夫一妻制是片面的，专对子女而言的。恩格斯说的很明确：‘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的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男女不论在社会上或是家庭中，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法律所确立的一夫一妻制，正是男女平等原则的一种体现。我国法律所禁止的重婚等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适用于夫妻双方。
“第三点，公有制的一夫一妻制是严禁卖淫和通奸的，而私有制的一夫一妻制则是以卖淫和通奸作为补充的。
“当然，公有制的一夫一妻制也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当今世界，各种形式的婚姻制度尽管存在，但作为科学、先进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为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选择比较，最后选定的一种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
一夫一妻制是新中国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建国以来，我国于一九五O年和一九八O年先后颁布的两部《婚姻法》，都明确地规定了“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原则。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社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无论婚姻家庭面临什么新的问题，“一夫一妻制”作为一条底线，是决不可以逾越的。
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当由于婚外情、“包二奶”造成的悲剧和惨剧日益增多，当遏制婚外情、打击“包二奶”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婚外情、“包二奶”等行为猛烈地向一夫一妻制发起挑战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却显得十分软弱，甚至难以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只有重婚行为才受到法律的追究。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于该规定过于严格，难以调整现实生活社会中发生的事实重婚行为。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最高人民法院对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作了如下规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按照这些规定，构成重婚罪的法律要件是：当事人需履行婚姻登记手续；当事人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这便意味着，大量的婚外情、“包二奶”等行为，只要不以夫妻名义公开出现，就能逍遥自在地游离于法律之外！
一位名叫小龙的十三岁孩子，搀扶着他的双眼几近失明的母亲余长凤，在漫长的诉讼路上，走了整整四个年头……
一九八六年十月，余长凤与同村青年王秉权结为夫妻。次年，余长凤生下儿子小龙。王秉权会一手修理家电的手艺，在县城租房开了个门脸，一家三口日子过得殷殷实实。
离王秉权家电修理铺不远有个“红牡丹发廊”，一个偶然机会，王秉权认识了在发廊里干活的女子陈俭莉，一来二往，两人打得火热。一九九八年三月，王秉权以小县城生意不好为借口，悄悄带着陈俭莉到北京，开了一个家电维修部，两人居住生活在一起。年底，陈俭莉生下一女孩。
王秉权知道这种一夫二妻的日子是过不长远的，转年春节，他回老家，逼余长凤离婚。见余长凤根本没有离婚的意思，他又跑回北京，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那些日子，余长凤发觉自己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到医院一检查，是视网膜色素性变，两个月后，双目几近失明。刚刚升上初一的小龙不得不辍学在家。
余长风决定进京寻找负心的王秉权。
八月，余长风向亲友们借了点钱，在小龙的引领下，来到北京。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茫茫人海，哪里可以找到王秉权的踪迹？每天，小龙拉着妈妈的手，穿街过巷，一个修理铺一个修理铺找，一个修理铺一个修理铺打听。饿了啃点干面包，渴了喝几口自来水。整整一年，他们的足迹踏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或许是他们的不幸遭遇感动了上苍，那天中午，小龙看见一张贴在墙上的家电维修广告，大声嚷了起来：“找到了！找到了！”
按照小广告上的地址，他们找到了王秉权开的修理铺。王秉权见到他们母子，吃惊地问了句：“你们来干什么？”余长风火不打一处来：“亏你还问得出来，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我们母子，几年不管不顾……”正在这时，从后屋出来一位手里抱着一个女孩的女人，那女孩一见王秉权便嚷道：“爸爸抱！爸爸抱！”
面对眼前这一幕，余长凤差一点没气晕过去
余长凤带着小龙来到法院，要告王秉权重婚罪和遗弃罪。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母子：根据法律的规定，重婚和遗弃等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属于自诉案件，也就是说证据必须由自诉人自己提供，法院才可受理。
余长凤和儿子来到王秉权与陈俭莉同居的住地取证，却处处碰壁。掌握王秉权证据的房东和居委会，有的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说：“没见过个人来要求取证的，公安局和法院派人来还差不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包括重婚、遗弃等八类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该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公安机关如何介入、如何调查取证，尚属空白。
尽管诉讼的路还很长，但余长凤决心已定，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为自己和儿子讨回公道……
郑州一位名叫张平平的妇女，将“包二奶”的丈夫告上法院，法院答复：你要告他可以，但必须拿出证据。
为了拿到证据张平平开始了秘密“侦察”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她终于找到了丈夫在外头私设的“爱巢”。她知道擒贼擒王，捉奸捉双。蹲了好几天的“坑”，那天半夜，见丈夫与“二奶”亲亲热热进屋后，她耐心等候了一个多小时后，一脚将门踢开，直扑卧室，用事先准备好的傻瓜相机，拍下了丈夫与“二奶”的丑态。
正当张平平拿到“铁证”，准备将她丈夫再一次告上法庭时；“二奶”却以侵犯隐私权为理由，将张平平告到妇联，要求追究张平平的刑事责任。这桩“第三者控告合法妻子”的奇闻，让法官也难辨是非。
广东江门市公安机关为了查处一起重婚案，动用了二十多名警察，整整忙乎了小半年，总算拿到扎实的证据。不难想象，如果每一起重婚案件都要公安机关参与，都要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我们的基层派出所什么事情都不要干，整天忙于“抓奸”都忙不过来。而对于不具备合法侦察手段的婚外情受害者来说，要想取得有用的证据更是难上加难，搞跟踪、拍照片、蹲坑守候、破门而人，这些举措不仅费时费力，容易误伤无辜，而且还有侵犯隐私权之虞。
南京一位妇女，她的丈夫与“第三者”长期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她到法院起诉，法院仍以证据不足驳回起诉。她痛心地说：“我是合法婚姻得不到保护，非法婚姻反而很嚣张。他们俩公开给他们的孩子过满月、过生日，大张旗鼓，欢天喜地。我搞不懂，生了两个孩子还不算重婚，什么算重婚？我还搞不懂，计划生育政策对合法婚姻管得很严，而他们非法生了两 个孩子却没人过问！法律何在？天理何在？”
法律何在？天理何在？
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我们的现行法律遇到了新的挑战！
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
的东西还给上帝
——部法律的制订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而一部法律的修改也必定体现着社会的变革。
当“包二奶”、“第三者”等婚外滥情行为，向一夫一妻制发起严峻的挑战，而现行的婚姻法律又无法对婚姻中无辜受害的弱势群体进行保护时，修改法律便势在必行。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个规定过于严格，难以调整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实重婚行为。客观现实是，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共同生活，几乎没有人再次办理登记手续，对外也不以夫妻名义，而是多以“秘书”、“兄妹”、“保姆”相称，掩人耳目。能够按照《刑法》重婚罪定罪量刑的是极少数，《刑法》规定的重婚罪形同虚设。
对“包二奶”、“第三者”等婚外滥情行为反映最强烈的是妇女界，最早提出放宽重婚罪认定标准要求的也是妇女界，要求立法制裁“包二奶”、“第三者”呼声最高的还是妇女界。
广东省妇联主席林惠仪，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广东是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这里又毗邻港、澳，婚姻家庭最先遇到一些新问题。当时首先遇到的，便是婚姻家庭的稳定问题。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人手中有了钱了，心思也变得不正起来，对原来的婚姻家庭产生了动摇。另一个因素是外来打工妹的群体非常庞大，她们为广东的建设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对本地的婚姻家庭也有冲击力。打工辛苦，如能傍个大款，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命运，而且她们自身的条件往往又不错，年轻、漂亮。还有，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一些人对西方生活方式和性解放理念的认可。‘包二奶’、‘第三者’插足等现象日益增多，每天都有人到各级妇联告状。而我们现行的《婚姻法》却不能解决现实中发生的问题，法律已经滞后，无法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枚益。一九九五年，人大已经作出修改《婚姻法》的决议，可我们等不及了，省里先出台了一些法规和意见，对这些丑恶现象进行了整治。后来，修改婚姻法征求我们意见，我们明确表示应该加大对重婚的禁止力度，建议增加制裁‘包二奶’、‘第三者’插足等条款，‘包二奶’、‘第三者’插足破坏家庭导致离婚的，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一些省、市的妇联组织建议，放宽《刑法》规定里的重婚标准，有以下行为应视为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领取结婚证的；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举行结婚仪式的；有配偶的人与他人虽未举行结婚仪式，但以夫妻相称、在固定住所共同生活的；有配偶的人与他人虽未以夫妻相称，但有稳定的同居关系、在固定住所共同生活六个月以上的。
许多民众尤其是女性，对这些主张表示支持。零点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作过专门调查，百分之七十的被调查者认为“与婚外异性同居六个月以上”应当看作重婚罪。另一项调查表明：百分之八十的北京人认为“包二奶”就是事实重婚。有人甚至提出：不管是“包二奶”、婚外恋还是“第三者”插足，者随当给予刑事制裁。
因此，在这次婚姻法的修改过程中，对于“包二奶”、“第三者”是否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打击，如何打击；应不应该放宽重婚罪的认定标准，成为全社会关注与争论的焦点。据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关于婚姻法修订民众意愿调查结果》“对破坏婚姻家庭行为的态度”一项调查显示：
认为法律不应干涉的只有5．6％；赞成法律制裁重婚或纳妾的有94．2％，反对法律干涉的只占 1，8％，99．4％的公众认为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诚， 75．8％的人认为法律应制裁婚外性行为；47．6％的人希望应进一步限制离婚，86．8％的人同意在离婚时对破坏婚姻家庭的一方进行惩罚。普通公众认为通奸、虐待、重婚纳妾、暴力殴打等行为是破坏婚姻家庭的主要行为。
但是，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却表现得非常冷静，坚决反对放宽重婚罪的认定标准；反对用婚姻法来惩罚“包二奶”、“第三者”插足等婚外情。
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
我认为现实中存在的一些“包二奶”的行为，确 实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计划生育，也造成许多家庭破裂，因此对此种行为应当通过法律手段予以制裁。然而，在婚姻法中扩大重婚罪的概念，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个人不赞同这种看法，主要理由是：
第一，婚姻法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范畴，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在婚姻法中只能规定与婚姻有关的民事法律后果问题，而不宜规定罪名与刑罚。即使确实有必要对实践中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