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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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终结
数百年来，中国都在附属国家簇拥下，而现在一个一个的附属国却被抢走。俄国向中亚扩张，并且把以前中国人的附属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关系重大的是中国于1879年失去了琉球群岛，这可是归顺中国有500余年的附属国。到了八九十年代，核心附属国，像安南（越南北部）、缅甸，最后是朝鲜，都一个接一个地由汉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被分割出去了。
围绕着安南，中国于1884年与法国发生了战事。法国人向中国舰队以及福建最大的船坞开炮。迫使中国在和平条约上签字，而法国人也就把越南变成了自己的领地。英国人以法国人为例，也于1886年把缅甸划归到英属印度殖民地的版图中。在1895年的对日战争中，中国失却了朝鲜，也就是自己最重要的一个附属国。
1895年对日战争失败
在围绕朝鲜而进行的对日战争中，中国的统治者所受的经历与中国舰队的灾难性覆灭并无两样。中日和约强加给中国的条件更加苛刻：承认朝鲜独立，从而事实上让日本占领了朝鲜，并且于1910年把它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同时，中国还得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支付高额的战争赔款。开放更多的内陆港口，而且日本人享有在租赁港开设工厂的特权。仅开设工厂这一条所带来的让步就相当可怕，因为按照最惠国待遇，其他所有列强也都有权这么做，从而就使得未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在和约中，日本还要企图占领辽东半岛，但是俄、法、德三国的共同介入迫使日本放弃了此要求。
对日战争的失败使大清国脸面尽失，因为日本是大清多年的附属国，而且日本文化的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学来的。从此，大清国的末日开始了。
瓜分中国（1896～1898）
对日战争的失败把大清国的软弱无能暴露无遗，从而也引发了一场列强瓜分中国的热潮。他们“就像切西瓜一样”，把中国分成自己的租界地、影响区和殖民基地，这些所谓的“租界”情况如下：
——俄国在1896到1898年之间租赁了辽东半岛南端的两个战略港口：旅顺港和大连港。还要确保其横贯满洲、直到海参崴的1500公里的铁路运输权，并要修建一条从满洲中部南下直达大连的铁路线。
——德国在1897年借两位传教士被杀之由，要求建立海军舰队基地，并以此占领了山东海岸的胶州湾和海滨城市青岛。同时企图把整个山东半岛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在1889年把位于山东半岛之端的威海租赁为舰队基地，从而与俄国的大连基地形成对鼎之势。同时，借助于租赁“新区域”英国扩大了香港租借地，并进而获得了北京到杭州铁路的修筑权。
——法国于同年租赁了广州港并且设立了租界地，使印度支那铁路延伸进广西和云南；索取了沿途的矿山开采权。
从西南的境外、南部一直北上到满洲的海港，中国所有的海岸港口全部为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这些所谓的开放型租赁港口以其实质上的租界形式由海滨经扬子江向上，一直延续到西部诸河流的入江口，甚至中国心脏深处的内河，列强所到之处，一个个省份都变成了他们的势力区。外国资本控制着所有的现代经济命脉：银行、海运、铁路、矿山。在航运业中，外国海运公司不仅控制了远程海运，也控制了近海运输以及扬子江运输的绝大部分。1907年，矿山冶炼的100％、铁路的93％、船运的84％为外国资本所控制。38中国甚至连关税的控制权都失掉了。只允许中国对进口商品收取不超过产品价值5％的关税，从而使得中国根本无法保护新生的民族企业。
第九章 儒家帝制的终结
（1900～1911）
义和团起义
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迅速增长、蔓延。义和团起义于1900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北部爆发。由于清政府在某些情况下诱导义和团义军去攻击帝国主义列强，从而使参加的群众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外国人。39一位中国观察家讲述了1900年6月义和团起义者冲进北京时的情景，尽管他在此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最后的一天，万余名义和团由四面八方进入北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简单的农民，既没有领导者，也没有武器。他们自己承担途中的费用，而且自带小米和玉米。他们不为名、不为利的去战斗，他们不怕牺牲并且随时准备在拼杀中献出生命。他们同仇敌忾汇集在这里，万众一心要消灭外国人、清除基督教，但决不想伤害普通人。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正义而战斗。”40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拳与我们常说的拳击和拳击手没有多大关系。中文“拳”的含义是拼搏性体育运动，我们在武打电影中对此已经不陌生了。就其原意而言，这些拳手们在村的基础上构成协会，经常在村子的“武术场”一起训练拳脚和气功，以便增强自卫和进攻的能力。
义和团仇恨基督教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所签署的那些“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中，外国传教士有权在中国四处走动、传教。他们在中国组建了基督教团体，并把它们置于清政府的保护下，而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使团在北京监督中国政府，使其保证对这些基督教团体的保护。大清的各级政府、官员，从县衙门到州府衙门，都战战兢兢，唯恐给传教士们以进京抱怨之机，那就有可能毁了自己的前程。传教士们借助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也经常出格，在他们的教区扮演第二行政长官的角色。有的甚至像清朝官员那样带着表示品级的花翎，让人用轿抬着，招摇过市。
引起普通老百姓憎恨的原因，主要在于传教士们说服人们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方法。那就是，他们以许诺人们在犯罪情况下不受惩罚、在地方争斗或者冲突时给予支持，以此赢得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这种许诺无疑刺激了人们加入基督教团体。有一次，数千名白莲教的教徒一起要求接受天主教洗礼，以便逃脱清政府的追捕。批评传教士们在基督教的旗帜下纠集了一些土匪和流氓，这也不无道理。
基督教教徒在自己居住的村庄、城镇发展成了享有特殊待遇的群体，长此以往就难免引起对立，而其他人为自卫就组建对立群体，从而这在各省迅速蔓延。这样的群体自90年代中期就在山东省的西部地区，一个极为贫困的地区出现。这些团体最早攻击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团体是在1896年。1897年11月份，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意志帝国以占领胶州半岛作为对此的反应，从而更加激发了这种仇恨。从1898年开始，义和团运动最终发展成了一场驱赶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基督教团体的反抗运动。义和团在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扶清灭洋！”北京政府犹豫不决，究竟是否要对这个新的群体、运动采取镇压，故而保持静观。义和团运动因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
1899年底到1900年初，义和团就像决堤的浪潮，冲出山东省界，淹没了整个中国北部。到1900年5月，反对洋人和基督教团体的群众战争进入了高潮。义和团烧毁教堂、砸毁火车站、杀死中国教友和外国传教士。6月，发疯般的群众占领了天津、北京。他们相信，只要以萨满教的方法、让神灵罩身，就会刀枪不入。6月11日，象征性阻击义和团的清军在北京打死了日本使团的一名书记官。6月13日，义和团烧毁了北京南主教堂，并且杀死了数百名教友。6月17日，一名中国士兵射杀了前往清政府总理府各国事务衙门的德国驻华公使冯？凯特勒（中文名字克林德）。6月21日，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室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清军和义和团包围了使馆区，而指挥官显然注意到，此举并非真的要占领使馆。此时此刻，义和团在中国北部继续扩大对基督教教友的攻击。总计200余名外国人和数千名中国教友丧生。
帝国主义列强组织了一支国际联军。1900年8月14日，国际联军占领了北京，解除了近两个月的对使馆区的包围。慈禧乔装成一名村妇仓皇逃往远在西部的西安。这些“文明的世界”在北京大肆报复。他们把北京洗劫一空，而那些传教士们也参加了洗劫活动，他们还残忍的捕杀义和团成员。美军指挥官这样写道：“可以肯定地说，每杀死一名真正的义和团成员，至少还有50名普通的农民和人力车夫被误杀，其中不乏妇女和儿童。”41
联军总司令是德国“远征军”的指挥官阿勒夫德？冯？瓦德西伯爵。威廉二世在远征军出发前在布莱梅港口作为动员令时曾引述了一位著名的匈奴人的说法：“一千年前匈奴人在国王率领下赢得远征军称号，此称号至今依然鼓舞人心，德国的远征军称号也要在中国响彻四方，要让中国人再也不敢轻视任何一个德国人。”
作为胜利者的列强们表示，不把中国分割成不同的殖民地，因为他们担心殖民地的瓜分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火拼。他们彼此商定，要让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正像后来孙中山所讲的那样，中国从此处在一个连“殖民地还不如”的地位，因为它不是受一个列强的控制，而是被所有列强共同所控制。清朝政府可以保留，因为留下一个软弱而缺乏独立性的北京政府更适合于列强的利益。在《辛丑条约》中，八国向中国提出了实现和平的条件：6名支持义和团的清朝高级官员被判处死刑；大沽炮台以及其他的要塞全部毁除；列强驻军驻扎在使团区的周围，并且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必须为这场战争赔偿白银4。5亿两。如同以往的战争赔款一样，中国必须为此向外国申请贷款。每年的本息使大清得拿出当时每年全国税收的50％。
清朝的覆灭
儒家的帝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皇帝个人尊严的基础上。可是19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清朝接二连三的丢失颜面。在19世纪末的10年中，这种耻辱达到了极点：1895年，与中国人一直所瞧不起的日本“倭寇”之战失败；中国被瓜分成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区；尤其是最后的那场灭顶之灾：义和团起义以及八国列强的义和团备忘录。这是要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室承担主要责任的。清朝再也没有力量去保护中国的尊严和主权。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天赋清朝之命显然被收回了。
到这座腐朽的大厦整个坍塌，时间还持续了10年。可是当真正的终结到来的时候，它却不仅仅是清朝的终结，也是两千多年古老的儒家帝制的终结。
就像自清朝以来的那样，反对满人的是一些传统的秘密社团，他们主要的是由农民以及其他的贫民阶层所构成。新的、决定性的变化就在于，越来越多的绅士的后代纷纷背叛满族的清朝。尽管他们的祖父、父亲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保护儒家帝制王国，并且拯救了清朝，可是这些理应继承这一统治的后辈们，此刻却要反对清朝。除了这些农村绅士的后代以外，站在清朝政府对立面的还有那些企业家和商人后辈的新派“商人绅士”。这些新派人物属于那些留洋回来的学生，以及新军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他们要学习西方，在社会生活中担负起知识分子应该担负的角色。清朝政府的这两个反对派之间也发生对抗。农村绅士的后代主张改革，更新国家机构，把儒家的帝制改成君主立宪制。而新派却主张革命，他们要推翻清朝政府，用共和取代帝制。
起初，改革派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慈禧太后为了扼制革命派，在1901年表示支持改革。清朝在1898年就进行了改革尝试，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由儒家弟子康有为领导，并且赢得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可惜这场改革仅持续了100天，便被慈禧太后所发动的宫廷政变所扼杀，而康有为则逃亡日本。之后，这位慈禧太后又接受了原来的改革建议，并宣称这些改革都是她的设想。而这场由康有为在日本所领导的改良运动，显然与革命派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
1905年，日、俄两个列强由于在满洲争夺影响势力范围爆发了战争。日本在海、陆两个战场都大获全胜，这一胜利在帝国主义历史上开始了一个转折，因为这是第一次一个亚洲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战胜的还是一个大国。整个亚洲欢呼雀跃。在此，中国的改革派把这个胜利看作日本立宪帝制优越于俄国专制政体的一个有力证明。日本宪法把议会与政府统为一体，从而使得这个民族的人心振奋、步调一致，从而迅速发展成现代化的军事强国。在北京，慈禧太后被迫答应实施君主立宪。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慈禧太后并非真的愿交出政权，她所做的，只是想利用改革派重新把大权收回到满人的手中，并且在北京控制整个国家权力。在太平军革命时期，各省军队的指挥权隶属于各省衙门，而这些衙门的都督绝大多数是汉人。慈禧现在想把这些权力收回到北京，并且把其中的主要权力交给在北京的满族人掌握。这就给原本支持改革的中国绅士们当头一棒，使他们对在清朝统治下实施改革彻底失望，从而由改革派转入到革命派中去了。
革命运动的真正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1866～1925），他以一位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职业革命家的新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康有为（1858～1927）是获得进士头衔的人，他所进行的改革即便是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本质上仍然是儒家思想。而孙中山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思想家，而且是一名基督教徒。孙出身于广东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但他不属于绅士阶层，故此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他必须长期奋斗。他13岁时来到夏威夷的檀香山，投奔企业经营上颇有成就的长兄。在那里，他在圣公会教堂学校念了小学，又在当地上了中学。从1887到1892年，他在香港医学院学习西医，但是他后来选择了作职业革命家，而没有去作一名医生。
1895年10月，在联合原有的反清秘密组织的基础上，孙中山筹备第一次起义。他想控制广州，并以此为革命根据地。可惜起义计划提前泄漏，孙经香港逃亡日本。像康有为一样，他把日本作为自己反清活动的基地，并且由此周游世界，以便说服东南亚、美国以及欧洲的海外华侨团体，获得他们对革命的支持，请他们对在华组织起义予以经济帮助。
自从赢得了1895年对清政府战争以来，日本就成了中国改革派和革命派的社会样板，因为它证明，一个亚洲民族怎样才能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尤其是1905年对俄国的战争胜利以后，日本的声誉不断提升。日本政府也明白，借助于“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