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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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即出于实用，譬如修造蒸汽轮就很实用）。　
　　　　　　　　　　　　　
　　　　　　　　尽管做出了如此严格的界限，然而改革者的每一个项目无不遇到保守派的极大的阻力。1861年，恭亲王在北京为协调与列强的关系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总理府，在里面还特设了一个翻译学校。他于1866年在一封奏折中建议皇帝，把这所翻译学校改建成翻译学院，而学生在校也应该学习数学、自然科学、经济学以及民法，他却受到了享有最高儒家权威的翰林院院长、大学士倭仁的强烈批评。倭仁证明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其在技术方面的水平如何，而是取决于其领导人及其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何。他强调，如果让外国的教授们现在来教授这些学子的话，这些未来臣子的思想就可能为这些外国的思想所影响，那么他们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儒家弟子。　
　　　　　　　　
　　　　　　　　倭仁写道：奴才们从没有听说过，数算能让一个软弱的国家强大起来……我们唯一能够指望的是，我们的先生们能够给子民们讲清楚儒家的道理，使百姓知廉耻、守德行。现在的这些能人志士是为了将来委以重任而专门培养的，可是如果改变他们所学的科目，让蛮人去教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思想与行为，而且会弃善从恶。那么世界就将走向没落，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子民驱赶到蛮人那里去了。46　
　　　　　　　　
　　　　　　　　我们尽管更多地把倭仁的这番话看作蒙昧主义的表现，但是倭仁显然比改革者更清楚，部分西化是行不通的。学生一旦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那么他们就势必也会用之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儒家的道德也就可能被败坏。　
　　　　　　　　
　　　　　　　　但是事情还不仅仅如此，不但部分西化的计划在教育领域遇到了阻碍，难以进行下去，而且就连建设强大军事力量的目标也未能实现。对日战争的失败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中国的战舰在现代化方面未必落后于日本，从设计能力上甚至还比日本的还要先进。许多观察家因此对中国感到失望。可是，在海战中，远程大炮不仅缺少炮弹，而且有的弹体中装的竟然不是火药，而是沙子。旗舰的“将军”是原来的一名骑兵将领，他把战舰成一字型列队，结果成了日本炮击的目标。自强运动的部分现代化愿望以失败而告终。　
　　　　　　　　
　　　　　　　　革新运动在继续（1898～1900）　　　
　　　　　　　　百日维新（1898）　　　
　　　　　　　　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造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也曾有过，那是大约一百年前的事情，正是由于拿破仑的征服政策引发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民族主义的形成，一种全新的思想理念出现在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所涉及到的不外乎是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问题，而今所涉及的是如何把中国和中国人作为国家和民族去拯救的问题。这新的民族精神震撼着年轻的官员将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社会以及农村的绅士们，唤起了他们强烈的要求改革的呼声，这种认识与要求远比自强运动要深刻得多。那些仍然把中国文化看作为最卓越的而要全盘保留的保守派，对改革提出异议：“如果国家丢掉其过去，那么前辈们的思想观念还能保持下去吗？”　
　　　　　　　　
　　　　　　　　走在这场民族运动最前面的是两位年轻的儒家子弟：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两位都是神童。康有为在7岁时就能用很复杂的古文风格撰写杂文，而梁启超17岁时就考取举人。在参观了香港以及上海的外国租界地之后，这些城市的现代化程度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他致力于研究西学，并逐渐形成了信念：作一名中国的改革者。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儒学的影响力，那么进士的头衔是必须的。故此，康有为于1895年与梁启超一起，前往北京参加殿试。当他们到达北京时，刚刚传开消息，政府要与日本签署辱国丧权的和谈协议。康、梁撰写了给皇帝的万言请愿书，并且征集了准备参加殿试的603名考生的签名。这是中国的现代史上第一次“大学生游行”。这份请愿书向皇帝呼吁，驳回和谈协议，撤离首都，继续战斗。正如所想像的那样，请愿书到不了皇帝手中，但它却铺垫了康有为成为改革领头人的道路。　
　　　　　　　　
　　　　　　　　从此刻起康有为一封又一封不断上书给皇帝，而其中仅有一封到了皇帝手中，这也许是由于这封信更多的是以现实的经济问题论述了政治改革的缘故。此外，康有为和他的改革同僚们还经常为那些颇有份量的政治期刊撰写文章，对政府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康是以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的。正是通过这场改革，日本在一代人的时期内就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强国，而且它把儒家的伦理、西方的政治机构、军事装备以及工业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种持续稳定的帝制结构把天皇与人民统一在一起，并且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为了使自己的改革建议“完整系统化”，康有为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提出了一种儒家的新观念。早在1891年，他就完成了《新学伪经考》。1897年又出版了他那有独创性的《孔子改制考》。他试图证明，孔子不仅整理编辑了许多典籍，而且自己也著书立说。康有为把过去理想化，并找到了一个珍贵的黄金时代，以赢得统治者对改革的支持。该书在儒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像上一本书一样，为政府所禁止。　
　　　　　　　　
　　　　　　　　1897年底，德国占领胶州湾，从而引起了新的危机。此时康有为终于获得了皇帝的召见。他把自己的第五封上书面呈皇帝。在这份上书中，他围绕着把中国变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作为例证，他向皇帝介绍了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的任何一次继续延误，只能给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入侵以机会，而且有可能灭亡清王朝。后来当他的上书不能继续上呈皇帝时，他们就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这些内容传遍中国，光绪皇帝终于在1898年决定，康有为可以不经过有关衙门而直接面呈折子给他。皇帝的尊严增加了，他要借助于康有为及其改革派的帮助，成为明治（维新）皇帝第二。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康、梁以及改革派的其他成员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由此开始，皇帝发布改革谕，启动改革变法，此持续了103天。　
　　　　　　　　
　　　　　　　　按照诏告，他们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以撰写论现代改革的文章取代了那令所有考生不得不多年苦练的文体特别的“八股文”。提出在北京设立大学，在各省建立现代学堂，传统的东西和西方的新东西都要学习。他们还提出了许多管理改革措施，如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任命进步的改革者为官；为农、工、贸的发展，设置了12个办公室并建立相应的专业学校，规范铁路建设，加强军队现代化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充分显示了改革者的人生追求，但是他们既没有考虑年轻皇帝缺乏管理经验，也没有考虑到他受约束的真正后台，从而忽略了寻求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的机会。显然他们只是想依靠从理论上讲儒家帝制中那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而没有考虑到其他事实上无权无威，尤其是维新派是以假定皇帝会抛弃旧传统、愿意走一条新路为前提的。　
　　　　　　　　
　　　　　　　　1875年，慈禧太后在其子早逝之后，过继了一位当时才3岁的侄儿光绪，并把他立为小皇帝，以便自己作为母后能够继续垂帘听政。1888年光绪成年，并接过了朝廷的领导权。而慈禧则搬迁到重新修建的颐和园，从这里她继续遥控着清王朝，尤其是她手中握有北洋军阀。慈禧起初不得不认可了现代的改革维新，只是不满光绪所诏告的改革计划走得太远。特别是她也意识到了，这场改革同时也含有解除她的权力之目的。由此，这场改革也就变成了皇帝与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之争。　
　　　　　　　　
　　　　　　　　慈禧冷眼旁观，当这场改革使整个幕后权力集团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时，她便即刻出击。1898年9月21日，她以宫廷政变结束了这场“闹剧”。她拘禁了皇帝，把他囚禁在皇宫西南皇家园林中的一个小岛上，直到1908年他去世。康、梁逃亡日本，改革派的第三号人物谭嗣同却拒绝出逃，宁死不屈。他与另外五名改革者一起被处决。光绪的改革诏告基本上全部被废除，其中很少保留下来的一个就是在北京建立一个皇家大学的诏告。慈禧太后在一封旨昭中把康有为的著述宣判为“堕落而不道德者”，并宣称：“我大清王朝是按照儒家学说领导的”。　
　　　　　　　　
　　　　　　　　无法拯救清朝的改革（1901～1911）　　　
　　　　　　　　1898年，国家改革运动作为第一次尝试被终止了，但是发展却没法被停止下来。两年后，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太后及其身边的满族贵族所执掌的中国陷入灾难，太后反动的保守主义面临危机。为了尝试着拯救自己和拯救清王朝，慈禧太后此刻不得不顶着内部的反对意见，转向改革。政府在1901年以来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以光绪皇帝的诏书昭告天下。1905年，日本获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中国的维新党把它解释为保留帝制对俄国君主专政的胜利，慈禧由此看到，还得继续实行帝制。可惜改革来得太晚了。它不仅再也无力拯救清王朝，而且只能加速它的垮台。　
　　　　　　　　
　　　　　　　　一个富有成效的改革就是，1905年8月废除了儒家的科举考试，从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废除科举考试也就自然的结束了那种自宋代以来由国家倡导支持的统一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吏和绅士阶层，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接受了不同西方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以及一个由工程师、经理和自然科学家所构成的特殊阶层。　
　　　　
　　　　　　　　废除科举考试，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儒家独尊时代的结束。为了掌握儒家文化，多年甚至终生攻读古文典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在世的儒家官员去世，之后尤其是当仕途以及绅士地位不再需要通过儒家的科举考试去赢得的话，那么后辈中还有谁会准备以毕生精力去攻读儒家学说？研读儒家经典只是成为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也就是专门从事学问研究，就像西学中研究古罗马哲学一样。事情的发展就是如此，今天的一名中国人他也许认识古汉语经典中的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字中的涵义，更不用说去弄懂全书的涵义。他所遇到的这种状况有些类似一名意大利人尝试着去弄懂拉丁语文章。　
　　　　　　　　
　　　　　　　　儒家学说作为书面文化和高级文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回顾一下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就可以看到，伟大的非现代的儒家学说当属唯一的一种从实践生活中完全消失的信仰”，著名的中国文化历史学家马尔克？埃理文以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47能剩下来的，不外乎是“小人物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常人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态度，这是两千余年的儒家历史在人民群众中所形成的影响。“小人物”是奥斯卡？维格尔的说法。可是，即使是这些剩下来的内容，也在现代化的蚕食下在慢慢消失。48　
　　　　　　　　
　　　　　　　　“打倒孔家店！”（1905～1923）　　　
　　　　　　　　19世纪90年代，儒家学说还支配着上层社会的思想意识，可是仅仅过了10年，随着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及1912年废除帝制，儒学就进入了死亡状态。在前10年中，由于军阀混战，儒学被埋葬，而且不是以崇敬哀悼的方式，而是在千夫所指、万人诅咒的态度中埋葬的。在20世纪初的25年中，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出现了一场巨大的裂变。　
　　　　　　　　
　　　　　　　　康有为尽管要求改革整个国家机器，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儒家子弟。对他而言，儒家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儒家的道德哲学，属于发展程度最高的人类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西方也只是在物质文明以及政体设置方面有优越之处。康有为向西方所要借鉴的，也就是这些，而且要把它们嫁接到儒学中去，以便复兴儒学。可是他却被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不再追求改革，而是要革命的一代所超越。康有为曾警告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抛弃儒家学说的人们，你们是否认真想过，整个中国文化是与儒学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抛弃了儒学，难道中国文化不也就走向消亡了吗？”　
　　　　　　　　
　　　　　　　　康有为的警告讲的是实话，然而这些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正是康有为认为不可为的：抛弃过去的文化。因为他们正是儒学的核心，即君臣、父子、夫妻关系这三大道德和社会伦理原则，是致使中国贫穷软弱、饱尝失败和耻辱的主要根源之一。要想拯救中华民族和自己的国家，就得抛弃整个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正是基于这种中国文明的，可是现在，这种“文化主义”却让步于另外的一种新的、根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诞生于1895到1898年之间，直接起因是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把中国划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向中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一个“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此举燃起了一场新的民族主义火焰。短短几年后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新民族主义群众性抗议。当人们听说，列强在凡尔赛和谈桌上提出，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时，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五千余名大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抗议、游行在其他城市也陆续爆发。商人罢市、工人和职员罢工，他们纷纷走上街头，站在学生一边。在民众的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的这种新民族主义产生于属于被动的防御。两本译自英语的著作给这种民族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查理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他们对于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态度：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强者生存，弱者被淘汰，而中国显然属于弱者。这是消除造成软弱之原因，即消除儒学、创造一种旨在使中国强大起来新文化。属于这一“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主要是这几位知识分子：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7～1940）、胡适（1890～1962）和鲁迅（1881～1926）。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随后又在国外学习过。其中陈在法国，蔡在德国，胡在美国，而鲁在日本。他们也都是在1915年到1917年之间返回中国的，而鲁迅则是出于抗议二十一条而离开日本的。　
　　　　　　　　　　　
　　　　　　　　陈独秀在1915年创刊了《新青年》杂志，把它作为反对传统儒学的工具。《新青年》每月出一期，很快就成为影响中国的主要杂志。杂志上的文章受到全国青年的欢迎。在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告青年书》。他在这篇文章中，猛烈地抨击儒家学说及其伦理道德。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发表的文章中，他反复证明说，儒家学说是